![三楊[明代台閣體詩文三位楊姓代表人物]](/img/5/c4e/nBnauM3X2EDM5IjN3ATM3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EzL2Y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三楊[明代台閣體詩文三位楊姓代表人物]")
文學家
明代"台閣體"詩文的代表人物楊士奇、楊榮、楊溥。
楊士奇（1365~1444），江西泰和人。楊榮（1371~1440），福建建安（今建甌）人。楊溥（1372~1446）湖廣石首（今屬湖北）人。
政客
楊榮、楊溥、楊士奇擔任內閣成員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統時期的內閣被稱為“三楊內閣”。他們在任輔臣期間，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著鼎盛的軌道發展，並使明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來的皇帝辦事員轉變為具有丞相性質的輔臣，他們因此被史家視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叢語》卷七中有言：“正統間，文貞（楊士奇）為西楊，文敏（楊榮）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楊溥）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影響
在三楊影響下宣宗頗能勤政愛民、信用賢良，內閣陣齊強大而高效，配合完美。洪熙與宣德的11年間，在內政上極可稱道，天下清平，是為仁宣盛世。
然而宣宗在文治上雖然無愧賢君。其武功則未能相稱。成祖時期的極限擴張對財政造成了一定負擔，邊疆事務也讓政府頗感繁雜，而宣宗對此常常用最簡單的方式處理。
大明共二直隸，十四承宣布政使司，宣宗即位後，放棄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天下始有十一三省之名.是為宣宗一大罪。自永樂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諸國設交趾布政使司以來，雖屢有叛亂，但成祖以大軍一往，都鏇即掃平。20年以來、其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不在雲南、貴州之下，忽然棄之，天下震驚。
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亂首領黎利詐稱陳氏有後，宣宗雖知道其詐，但仍決定藉此息兵.自交趾撤離軍民官吏，廢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復奏稱本不存在的陳氏後人已死，請封黎氏。至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終於冊封黎利之子黎麟為安南國王。
帝國放棄交趾後，對南洋的影響力大為減弱，外番多不來朝貢。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再命鄭和出師海外，是為第7次下西洋，也是最後的一次，此後大明的遠洋水師逐漸衰微，飄揚在印度洋的大明旗幟，漸成幻夢。並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舊港宣慰司、西南土司也相繼被滅或叛亂。
東北方向在成祖時期開拓極遠，設奴兒乾都司於黑龍江口，轄區遠至南西伯利亞，其地極北苦寒，道路不便，女真人也多有叛亂。至宣德末年，宣宗逐放棄開拓西伯利亞的計畫，內遷奴兒乾都司於三萬衛（今遼寧開原）。於是帝國在東北方向的擴張停滯，大致為直接管理遼寧，而對以東和以北的女真部落以衛所制度進行統治。至明末女真興起，逐亡天下，宣宗亦有責任焉。
宣宗以休養生民為念，不再繼續發展成祖的擴張事業，不能深責，但其大規模的收縮，自當時觀之或以為是節財省事的好辦法，自世界發展史而言，已可謂鑄成大錯。宣宗當然不知道地理大發現的意義，但漢代王符的名句“雖盡東海猶有邊”（放棄邊疆地區以求免邊禍，雖然退到東海也還是會有邊疆），他應該讀過，在天下全盛之時施行收縮政策，令人遺憾。
明代張志淳《南園漫錄》恢復了麓川之役、猛宻之事的真相。卷二《麓夷》，記錄正統年間平麓川之事的真相。李賢撰《古穣雜錄》，“謂麓川初叛，沭晟尚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沐）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逞忿，（王）驥阿其意。”出師征麓川，是一大失誤，這是明代國史記錄中的普遍觀點。張志淳的觀點相反，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個正確決策。“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逺之計，自今觀之，殊為有得。不然，則歷今七十餘年，為中外所壞，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43]張志淳進一步分析了致誤之由，完全是楊士奇、王恕單邊聽信沐氏子孫“隱蔽溢美”行狀結果，“李（賢）遂據以為真，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於書，而不復考也”。李賢、楊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顛倒謬誤，至終身莫之省”，“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憑哉？良可嘆也！”根據永昌歷史事後的實際效果，肯定麓川之役，這是張志淳的高明之處。卷七《緬種貴》、《猛宻》記錄了成化年間處理猛宻叛變木邦之事。此條針對何喬新而作，且是《南園漫錄》刊刻的直接動因。“適見廣昌何公喬新集所載撫夷錄謬甚，然後知奸邪矯誣，足以欺一時矣，而其術又足以假名臣聞人，文其惡而惑後世，用是刻以久之。”[44]今所見何喬新《椒邱文集》沒有《撫夷錄》，僅雲南參議郭緒（1445－1508）有《撫夷錄》[45]。進一步查閱，《椒邱文集》卷20有《都憲程公平蠻錄》，詳細記錄了成化末年程宗安撫猛宻、木邦之事，應該是張志淳所謂“撫夷《錄》”。在何喬新《都憲程公平蠻錄》中，程宗是一個撫夷英雄，親自過南牙山，見猛宻首領曩罕弄，“移檄木邦、孟養，令各以所侵村寨歸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啟釁……群夷遂相輯睦，公之功也”。而張志淳的觀點正相反，稱程宗是非顛倒，滿足反叛之猛宻要求，打壓木邦、孟養，結果，猛宻高興，而“孟養諸蕃大失望”。由於得到政府支持，猛宻胃口大開，進一步侵占木邦木地。弘治以後，兩族仍交惡不斷。張志淳“目擊耳聞者於此”，於是“撮其概”成《猛宻》一文。最後指出，“夫猛宻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萬（安）、程（宗），終使再無以善其後。如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誤否？”
楊士奇
楊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號東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處，時人稱之為“西楊”。“三楊”中，楊士奇以“學行”見長，先後擔任《明太宗實錄》、《明仁宗實錄》、《明宣宗實錄》總裁。楊士奇年幼時，家庭貧寒，父親早逝，更為孤兒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楊士奇隨繼父曾改姓羅。嚴酷的生活環境造就成他勤奮好學、堅韌不拔、寬容嚴謹的優秀品格。曾在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給。建文元年（1399），朝廷準備修撰《明太祖實錄》，從社會上徵集文人參加。因學行出眾，楊士奇屬於應徵之列。由此契機，楊士奇以布衣身份進入翰林院，充當了編纂官。不久，吏部尚書張紞考察編纂工作，發現楊士奇是個難得的人才，便將其提拔為吳王府審理副。朱棣經過靖難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為了保證政局的穩定，將楊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選入內閣，參與國家的大政方針，同時楊士奇被晉升為翰林院侍講，正式開始了從政的生涯。永樂二年（1404），朱棣選拔他為輔助皇太子的官僚，於是他和後來的皇帝朱高熾結下了難得的師友之緣。不久，楊士奇晉升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樂五年再次升任左諭德（從五品官），輔助左春坊大學士承擔太子的檔案往還及學習的有關事務，同時兼任翰林院侍講，承擔為皇帝講讀經史的任務。在當時的太子朱高熾與其弟朱高煦為爭奪皇位而進行的明爭暗鬥中，楊士奇成為堅定的太子派，後來終於將朱高熾推上了皇帝寶座。永樂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楊士奇被提拔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自然，楊士奇備受仁宗的信任與恩寵，並在仁宗去世後，繼續成為宣宗朱瞻基的首席顧命大臣。正統九年，楊士奇去世，諡號文貞。
楊榮
楊榮（1371—1440），初名子榮，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甌）人 建文二年（1400），楊榮考中進士，被授予翰林院編修。建文四年，朱棣進入南京，楊榮和解縉、楊士奇等一同迎附。其性警敏通達，善於察言觀色，在文淵閣治事三十八年，謀而能斷，老成持重，尤其擅長謀劃邊防事務。然而由於其恃才自傲，難容他人之過，與同事常有過節，並且還經常接受邊將的饋贈，因此往往遭人議論。楊榮一生中最大的貢獻在於謀劃邊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時最為突出。朱棣即位後，蒙古三部雖然處在分裂仇殺之中，卻並未歸附明朝。為了解決蒙古問題，朱棣一方面直接針對蒙古三部採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著力於東北和西北地區的經營，形成控制蒙古地區的一把鉗子。在實施這一戰略過程中，楊榮先後被派往甘肅和寧夏。楊榮恪盡職守，詳細地了解山川形勢、軍事配備、軍民士氣、城堡建設，然後提出自己的構想及對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勵並加以採納。明永樂二十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征蒙古回師途中病逝於榆木川，隨從宦官馬雲等人不知所措，與楊榮、金幼孜密商如何處置。楊榮指揮若定，與金幼孜商議，認為離北京尚遠，為防止軍心渙散，應秘不發喪。他們用錫鑄椑將朱棣屍體收殮起來放在車中，每到一地進膳和平時一樣，明軍渾然不覺。楊榮和海壽先回京師，向太子報告情況，決定處理方法。結果，朱高熾順利地即位，國家政局未發生絲毫的騷動。楊榮因貢獻突出，被晉升為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並食三祿。正統五年，楊榮在回鄉的路上去世，被追贈為太師，諡號文敏。
楊溥
楊溥（1372—1446），字弘濟，湖廣石首（今屬湖北）人。他和楊榮同為建文二年進士，同授編修，但是兩人的仕途經歷卻大不相同。楊榮因其後被檢入內閣，又不斷跟隨成祖北征而成為永樂朝的近臣。楊溥卻因為被選侍太子朱高熾為洗馬，成為太子身邊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漢王朱高煦奪嫡的威脅，並且一度為這場奪嫡鬥爭而入獄。朱高熾即位後的第三天，楊溥被授官翰林學士，重新開始了他的官場生涯。宣宗即位後，楊溥進入內閣，開始與楊士奇、楊榮等閣臣共掌機要。待到正統初年，“三楊”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構成了一個最為穩定的政治三角。楊溥與楊士奇和楊榮在性格處事上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在為人處事上有時顯得過於謹慎，就連上朝時也總是低頭循牆而行。但是像他那樣已經取得了內閣重臣地位的人物，這種小心謹慎的舉止，又給人一種老成穩重的感覺，更何況楊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確實足以作為百官的楷模。正統十一年，楊溥去世，諡號文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