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事件

七·二〇事件，又稱武漢事件，是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親臨武漢試圖解決湖北文革問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部分指戰員和武漢民眾組織百萬雄師，抵制中央處理問題精神，衝擊武漢軍區和武漢東湖賓館，揪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線與政策，形成在文革發展變化中有重大和深遠影響的七·二○事件。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稱：七·二○事件
• 外文名稱：Seven-two events
• 時間：1967年7月
• 發生地點：武漢

簡介

“七二零事件”，又稱武漢事件，是1967年7月20日，武漢發生的一派民眾組織質問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等人的事件，在當時被誣為“反革命事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又是林彪、江青等在武漢製造的打擊武漢軍區及一派民眾組織的反黨亂軍事件。四人幫倒台後，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覆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漢軍區報告，為“七二零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民眾，以及當時同情、支持這些民眾組織的幹部、民眾及家屬，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背景

七·二○事件

1967年2月初，軍內“造反派”強行占領漢口紅旗大樓，接管設在大樓內的長江日報社，2月8日，易主的《長江日報》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即《二八聲明》）提出：“全武漢、全湖北要大亂、特亂、亂深、亂透……”武漢軍區又於1967年2月28日發表《嚴正聲明》（即《二·二八聲明》）派軍隊重新“接管”紅旗大樓。
1967年3-4月份，武漢地區的兩大派民眾組織“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之間的鬥爭日趨激烈，規模不斷擴大並時時伴有武鬥，衝突白熱化導致流血事件頻頻發生。
1967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來到武漢解決兩派組織的問題。這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飛機出行（駕駛員是潘景寅）。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周恩來親自聽取匯報，協調兩派的關係，使問題逐步走向解決。

經過

七·二○事件

1967年7月18日晚，周恩來因要事返京。王力、謝富治乘機公開去“工人總部”的據點發表了帶有傾向性的講話，表示支持該派的主張，把“百萬雄師”說成是保守派，並接受佩帶“工總”的袖標。之後，“工總”派立即出動廣播車上街，播發王力講話的錄音，從而激起了“百萬雄師”民眾及武漢軍區部分指戰員的極大憤慨，武漢局勢急劇惡化。
1967年7月20日晨，“百萬雄師”的民眾及其湖北省直機關的幹部、解放軍湧進王謝駐地，要求他們回答問題，但遭到拒絕。於是，一些民眾衝進去抓住王力，塞進汽車，拉到武漢軍區大院，在民眾集會上對王力進行質問和批判。武漢軍區負責人在周圍保護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轉移到二十九師部。鑒於武漢的局勢，當日毛澤東離開武漢。這時“百萬雄師”的民眾紛紛走上街頭，數千輛大卡車載著頭戴柳條帽、手持長矛的工人、農民，以及駐漢部隊指戰員排成四路縱隊，舉行示威遊行，反對中央代表團王力等人的行徑，高呼“打倒王力”的口號，震驚了全國。
1967年7月22日，江青對河南省民眾組織講話時，首次提出“文攻武衛”口號。7月23日，“文攻武衛”口號登在《文匯報》上，從此全國武鬥急劇升級，衝擊軍隊、搶掠武器、槍枝的事件不斷發生。林彪、江青污衊這次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變”，並藉此攻擊武漢軍區負責人陳再道等人。武漢大學造反派組織召開大會，揭發聲討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並成立“斗陳辦公室”，將鬥爭矛頭指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地區兩大派系的武鬥逐步升級，武漢大學內的“農奴戟”戰鬥兵團（龍派）和“虎山行”戰鬥兵團（虎派）亦相互攻擊。是日，造成較大規模的衝突。

結果

周恩來平息七·二○事件

1967年7月25日，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組織在北京召開百萬人民眾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實際上兩人算逃回北京）。並在全國報刊上公開提出“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在全國各地掀起了“揪軍內一小撮”而衝擊軍事機關的反革命浪潮，都表示大力支持武漢地區革命造反派，堅決打倒“百萬雄師”中的一小撮壞頭頭。26日，哈爾濱市30萬軍民舉行了所謂聲援武漢“革命派”的大會，並進行了遊行示威。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給武漢市革命民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陳再道。同日，撤銷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的職務。武漢軍區所轄獨立師被打成“叛軍”，徐向前元帥等人被誣為“黑後台”。
湖北全省在“七·二○事件”後被打傷殘打死的幹部、軍人、民眾達184090餘人。四人幫倒台後，中共對“七·二○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民眾，以及當時同情、支持這些民眾組織的幹部、民眾及家屬，一律平反，恢復名譽。

影響

七·二○事件是文革鬥爭矛頭轉向軍隊的標誌。作為中共中央最高喉舌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指出“要揪出帶槍的劉鄧路線”，指出文革分三階段，一階段是揪文化戰線黑幫（三家村等）；二階段是揪黨政部門走資派；三階段是揪軍內走資派。但由於這一趨勢引發軍隊不滿，產生了反彈，江青等人由於估計到此舉可能引發不測之禍，終被放棄。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抓（罪名是“反軍亂軍”“小爬蟲”），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詩歌

這次事件前後產生了很多詩歌作品，最為著名的是武漢人吳克強所寫的《放開我，媽媽！》。此詩作於1967年6月，正是七·二○事件前夕。反映出了當時武漢激烈殘酷的武鬥流血衝突。高度概括濃縮了武漢以至全國，在運動衝擊、武鬥流血氛圍中，眾多人民民眾、青年人的生活境況。反映同期武漢大規模流血衝突的詩歌，還有《請松一鬆手——獻給抗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戰友》（武漢呂涼）、《我在武漢大街上行走》（武漢小戰）、《紅旗大樓頌》（武漢李長生）、《在那天快亮的時候》（武漢朝輝）等。這些詩從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個側面反映出了這—衝突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