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姓畫師五同會圖卷
《五同會圖》卷,明,絹本,設色,縱41cm,橫181cm。本幅無款識。畫卷引首有蔡之定篆書“五同會圖”,鈐“蔡之定印”、“檉轂山人”印二方。原題跋已不存。現卷後有清嘉慶十一年(1806年)翰林院編修顏蓴抄錄的吳寬《五同會序》和《五同會詩》、《新歲與玉汝、世賢、禹疇、濟之為五同會,玉汝以詩邀飲,因次韻,時玉汝初治楚獄還》二詩,王鏊《和原博韻題五同會後》、《次韻玉汝五同會》二詩,陳仁錫(陳璚族孫)跋,陳鶴(陳璚十一世孫)贊五首及顏蓴本人跋,其後又有嘉慶十二年(1807年)翁方綱跋、秦瀛跋、翁方綱題詩、法式善跋,嘉慶十三年(1808年)初彭齡題詩,嘉慶十五年(1810年)韓是升題跋,嘉慶十四年(1809年)仲冬蔡之定題跋以及李錫題詩、姚鼐題詩、倪伯敬題詩等。
據抄錄的陳璚族孫陳仁錫跋,此圖原有5本,“五人各摹圖藏諸家,歲時展玩,以消聚散合離之感”,後陳璚家藏本毀於火。據顏蓴嘉慶十一年跋,時陳璚十一世孫陳鍾麟又獲此本,轉歸其族兄陳鶴,當時只剩畫卷,“圖無款識”,乃轉錄上述吳寬序、詩及王鏊詩。又據翁方綱題詩及注,清初朱彝尊曾在吳洪五世孫家見過吳洪家藏本;又據韓是升跋,約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父也曾觀看過吳洪家藏本。流傳至今的除此本外,上海博物館還有一本,應是吳洪家藏本或另一本。
此圖描繪明中期弘治末年,5位蘇州籍高官在北京的雅集活動。根據卷末顏蓴抄錄的吳寬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所寫的《五同會序》(又據吳寬《家藏集》卷四十四,顏蓴錄為“弘治十八年”實誤),所謂“五同”,即“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會,亦曰同會者五人耳”。“吳人出而仕者率盛於天下,今之顯於時者僅得五人”。畫中人物自卷首始依次為禮部尚書吳寬、禮部侍郎李傑、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璚、吏部侍郎王鏊及太僕寺卿吳洪。5人皆為蘇州人,同在朝廷為官,志同道合,“去歲,五人者公暇輒具酒饌為會”。與泛泛的雅集不同,他們“坐以齒定,談以音諧,以正道相責望,以疑義相辨析。興之所至,即形於詠歌;事之所感,每發於議論,庶幾古所稱莫逆者也”。一開始五人還能湊在一起經常聚會,但不久陳璚升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鏊因故離京,聚會者只剩下3人,吳寬因而感嘆自己年事已高,又將引退,雖然可能會有新人到來而使聚會復盛,只怕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從吳寬序及詩看,畫卷記錄的應是5人的最後一次聚會,以資留念。
畫面中,5人身著官服,神態自然平和,具有儒雅的風韻。場面氣氛融洽,使人感受到相互間的契合。人物分為兩組:右邊,吳寬、李傑坐於羅漢床上,以年紀最長的吳寬為主。吳寬合手而坐,弓背,鬢髮斑白;李傑身略右傾,左手扶膝,右手扶床,神情關切,似在問候。左邊,閒步交談的3人中以陳璚為主。陳璚行於前,面色白皙,秀雅端莊;王鏊面微方,神采奕奕,合手立於中,認真恭聽,態度謙和;吳洪面目慈祥,左手握帶,右手持書冊,欣然似有所感。畫面以庭園為背景,刻畫精工。仙鶴、麋鹿、松樹寓示吉祥延年,琴棋書冊、芭蕉竹石則烘托出文人雅致。背景後段留有相當一部分畫面描繪具有江南情調的板橋和寬闊的江面,似有意安排出空間,營造出江南景色,以慰鄉情。在畫法上,5人肖像或正面,或微側,相互呼應,均先以淡墨色勾勒形態,用筆精微。傅色變化細膩,色澤明潤,先以赭石和朱膘渲染,白皙者再施粉,凹凸變化自然。人物眼、鼻、唇的刻畫用筆極為精細,表現出不同的神采和性格。背景中的山石樹木、童子、器具等更可見筆致的精到,體現出畫家高深細膩的寫實技巧和繪畫風格。
關於繪者,從吳寬序中所說“禹疇(吳洪)以越人丁君彩妙繪事,俾寫為圖,飾為長卷”來看,畫家姓丁,來自浙江,可能是活動在京城的一位民間畫師,與吳洪有私交,惜其生平未見畫史記載。
《五同會圖》不僅是明代群體肖像畫中的一件佳作,也是了解明中期高官雅集與交遊的形象資料,為認識當時的政壇情況、文化風俗及蘇州籍官員與蘇州文化的關係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窗。
撰稿人:楊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