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方法論》

2000年2月，江澤民同志概括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過2001年的“七一”講話、2002年的“5·31”講話和中共十六大的進一步闡述，已經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修改後的新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一件極其重大的事情。“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具有指導全黨實踐的意義，是因為她內涵著深刻的科學理論價值。深刻領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應該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世界觀的層次上加以認識。

一
大凡構成完整體系的理論，總是由不同的層次結構組成。一般而言，理論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支撐所有理論的思想基礎，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方法論、世界觀，它具有巨觀性、普遍性和恆久性的特徵。另一部分是在方法論、世界觀指導下得出的觀點、主張，它具有微觀性、具體性和時限性的特徵。前一部分即方法論、世界觀層次，後一部分即一般理論層次。方法論、世界觀的思想具有決定意義，是一般理論形成的前提和準則。一般理論是方法論、世界觀的具體運用，不同的歷史環境、不同的時代和發展階段可能發生變化。
方法論和世界觀反映的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包括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總的根本看法。籠統地說，馬克思主義代表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這是從思想屬性的一般意義上作出的界定。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有方法論、世界觀和一般理論兩個層次組成。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過程本身從一個側面說明其理論的層次特徵。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地繼承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古典哲學和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基礎上創立的。列寧曾經寫過專門論述馬克思主義來源的文章，指出：“馬克思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並強調馬克思主義給予人們的是一個“完整世界觀”。（註：《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顯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只有當一種新的世界觀誕生，才有可能構建起不同於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體系。經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批判性繼承，前人的思想以嶄新的形式出現，其中大部分屬於一般的理論層次，但方法論和世界觀的創新卻是最重要的。因為前人的思想觀點之所以能獲得嶄新的形式，關鍵在於方法論和世界觀層次上的理論革命。
方法論和世界觀不是抽象的，它也以理論觀點的形式表現出來。它與一般理論的區別在於，方法論和世界觀層次上的理論是總體規律的揭示和巨觀思維的提煉。比如，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說，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定會實現，涉及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這就是方法論、世界觀層次的理論。而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首先在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實現，涉及的是具體過程、步驟和進行條件的問題，這就是微觀層次的理論。又比如，創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唯物史觀理論，涉及的是社會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屬於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的理論。至於上層建築怎樣去適應經濟基礎、生產關係怎樣去適應生產力的具體觀點，則屬於一般的理論層次。再比如，提出物質第一性，精神依賴於物質，涉及的是人類思維的普遍規律，也是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的理論。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模式和建設方法，又是屬於一般的理論層次。總之，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豐富思想組成的龐大理論體系，不同層次的理論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豐富性。
毛澤東思想也是由方法論、世界觀和一般理論這兩大部分組成。如關於農民在中國革命中重要地位的認識，關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思想、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這些基本上形成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思想觀點，在後來成熟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都屬於一般理論的層次。雖然這些思想觀點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世界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但它們畢竟不是方法論、世界觀本身。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對哲學思想的關注和研讀，對他的方法論和世界觀的提升非常關鍵。可以說，毛澤東思想就是在方法論和世界觀提升的背景下成熟起來的，而全黨之所以接受了毛澤東思想並被認同為黨的指導思想，也基於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世界觀的深刻把握。從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號召，到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開展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要求掌握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世界觀是貫徹始終的宗旨。延安整風運動出的兩個題目之一就是“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黨中央還專門出版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一書。毛澤東做的報告中也突出地強調了方法論和世界觀的問題。比如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批評一些同志“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為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那裡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指出：熟悉馬克思主義的書本知識，即使能夠倒背如流，也稱不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號召全黨“學會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這些論述向全黨灌輸了一個重要的理念：對於馬克思主義，不僅要掌握其一般理論層次上的觀點，更要掌握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的東西。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界定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突出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意義。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作了概括，同時強調了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貢獻。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既概括了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等六大方面的內容，又將“實事求是、民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個方面單獨列出，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指出這是“貫穿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樣的概括，顯然是將毛澤東思想分為方法論、世界觀和一般理論兩個層次來認識的。
鄧小平理論是繼毛澤東思想之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改革開放以後，圍繞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這個主題，鄧小平理論形成了體系性的框架。鄧小平理論同樣可以從方法論、世界觀和一般理論兩個層次來認識。在方法論、世界觀這個層次上，鄧小平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重新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同時，鄧小平也十分強調民眾路線。他曾經說過：實事求是、民眾路線是他最重視的兩個問題。從《鄧小平文選》中可以讀到大量關於科學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思想的論述，貫穿其中的一個根本精神就是要深刻把握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本質特徵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於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有一句名言，即“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什麼才叫精？什麼才是管用的？就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世界觀層次的理論。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威力不是因為她的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在一般理論層次上，鄧小平的突出貢獻就是第一次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和道路等一系列觀點。這些觀點構成的理論體系，以豐富的內容和老祖宗沒有說過的新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些觀點的形成，當然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世界觀為基礎，但它們在鄧小平理論體系中，也都屬於一般理論的層次。許多理論工作者重視從體系結構上對鄧小平理論進行分析，發表了大量的成果，提出了很多看法。比如，有的採用“層次法”，有的採用“板塊法”，有的採用“主線貫穿法”，將鄧小平理論體系分為“方法論基礎”、“理論主題”，或“哲學基礎”、“理論基石”、“政治綱領”、“戰略原則”，等等。（註：這方面的文章很多，可參見許耀桐：《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結構新探》一文，載《湖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三期。）有的還寫了專門研究鄧小平的方法論方面的書，許多鄧小平理論通論方面的著作也多有方法論、世界觀的專章分析。當然，究竟怎樣來認識鄧小平理論的體系結構，可以有不同的概括，但它必然具有不同層次的內容。這就說明，鄧小平理論確實有方法論、世界觀和一般理論的不同層次。
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組成，說明理論的層次性問題，並不是說它們各有各的方法論和世界觀，各有各的一般理論。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它們的方法論、世界觀與馬克思主義是相通的，當然也有所發展。方法論、世界觀上是這樣，一般理論層次上就更有繼承和發展的道理在裡面。
二
怎樣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理論定位，是一個需要繼續加深認識和研究的問題。中共十六大的報告和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已經作了一些概括，其中有兩句關鍵性的話涉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定位問題。一句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另一句是“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一些理論工作者發表的研究文章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有的還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新階段的觀點。本文不擬作結論性的判斷，因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發展的、前進的”。（註：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它還需要進一步豐富創新，也需要進一步的實踐檢驗。這裡，僅從方法論、世界觀層次的角度，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定位問題談點看法。
在過去的十三年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從很多方面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2002年8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一書，為研究和認識江澤民對鄧小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翔實的資料。按所列的25個專題內容看，大的理論框架還是以鄧小平理論體系所涵蓋的方面為主體，但又有新增添的內容。總體來說，可以分三種情況。一是鄧小平理論創立過程中已經比較成熟的思想，在實踐中進一步得到豐富和發展。比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一國兩制等等。二是鄧小平理論創立過程中剛破了題，思想有了萌芽但還未展開的思想，比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等。三是鄧小平理論創立過程中尚未明確的思想，比如，“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有理論創新之處。在理論創新這方面，同樣可以從方法論、世界觀和一般理論兩個層次進行分析。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和世界觀。
江澤民強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就是說，要建設好黨，必須堅持“三個代表”；要牢固執政基礎，必須堅持“三個代表”；要獲得最強大最廣泛的力量支持，必須堅持“三個代表”。把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表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決不是一般理論層次上的觀點，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層次上的觀點，這就是前邊說的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之所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具有方法論、世界觀層次的地位，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核心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當前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核心理論的最高和最新的概括。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核心理論所解決和回答的問題，是關於人類社會基本結構及其運行機制、關於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關於個人和民眾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些問題直接關係著、決定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地、準確地、精練地概括了這三個方面，因而也就成為社會發展的指針和推動力。比如，要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必須說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特別是社會意識的作用，否則就無法弄清楚社會為什麼能夠發展和向什麼方向發展。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社會意識又反作用於社會存在，即是說社會意識可以促進並引導社會存在的發展，或者延緩、阻礙社會存在的發展。文化是社會意識的基礎，它同樣能夠促進並引導社會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也可以延緩、阻礙社會發展或引導社會向不正確的方向發展。這樣，人類文化中的先進文化就非常重要了。它是社會進步的精神支柱和動力，是社會團結和凝聚的旗幟和靈魂。總之，它可以改造落後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引導人類社會健康發展。“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一語道破了唯物史觀核心理論的精髓。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從三個方面概括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核心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因為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對這三個方面都有過深刻的論述，但沒有做過如此集中而簡練的一體化概括；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列寧、毛澤東、鄧小平雖然在指導俄國、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對這三個方面有過精闢的論述，但也沒有做過如此集中而簡練的一體化概括。可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理論創新。
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總結、概括的過程來看，也說明它不是一般理論層次上的觀點，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層次的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從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全過程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為解決某個問題而提出來的。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是階段性理論、方面性理論，而是具有普遍性、巨觀性和恆久性的理論。顯然，這只能是一種哲學理論。同時，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被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來看，也說明它不是一般理論層次上的觀點，而是根本性、全局性的最高層次的理論。比如，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依法治國、一國兩制，等等，雖然都是很重要的，但都不能單獨作為指導思想。可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統領全局的，是一切工作的準繩，是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出發點，而不是路線方針政策本身，更不是具體工作的規定。
當然，方法論、世界觀是離不開具體對象的。比如，歷史學科中，唯物史觀與歷史理論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基礎，是屬於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的理論。後者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派生出來的有關歷史發展的各種理論，屬於歷史學一般理論層次。但是，人們往往發現，在表述歷史理論的內容時離不開唯物史觀的最根本的內容。唯物史觀與歷史理論，不僅有前者對後者的指導關係，而且有後者包含前者的關係。同樣道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觀，是一種科學理論，由其派生出來的則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執政治國的理論。“三個代表”中的生產力、文化和民眾利益三個著眼點，是唯物史觀核心理論運用於執政治國實踐的理論中介。唯物史觀是基礎，執政治國理論是派生的，兩者之間既有指導關係，又有包含關係。執政治國理論又是制定各項政策的依據。具體的政策不構成理論層次的內容，但它是進入實踐環節的中介。它們之間的邏輯公式是：方法論、世界觀（“三個代表”思想的唯物史觀）→一般理論（“三個代表”思想派生執政治國理論）→政策制定（“三個代表”思想向實踐轉化的中介）→實踐環節（“三個代表”思想付諸行動）。從這樣一個邏輯公式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方法論、世界觀的關聯，她的最高層次的地位是明顯的。
三
隨著研究的深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論價值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全黨也正在努力使這一重要思想轉化為社會實踐。這不僅是中共中央的要求，而且也是新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抓住重要戰略發展機遇期，加快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實踐需要理論指導，這對加深理論認識和進行科學的理論定位提出了要求。從方法論、世界觀的角度認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有著重大的意義。
第一，馬克思主義歷來高度重視方法論和世界觀的問題。方法論、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申明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就是希望人們從方法論、世界觀的意義上領會和把握他們的理論。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中曾號召開展“保衛馬克思主義基礎”的鬥爭。這裡講的“基礎”指的就是方法論、世界觀的意思。針對有些人“死背了一些‘口號’和某些策略問題的答案”，使馬克思主義只剩下一些“詞句”的傾向，列寧告誡說：“抽掉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會破壞它的根本的理論基礎——辯證法”。（註：《列寧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頁。）中國革命的實踐也告訴人們，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注重方法論、世界觀還是注重一般的理論主張，成為科學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分水嶺。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國共產黨內盛行的教條主義錯誤，其所喊的口號、採取的策略以及鬥爭的方式，不能說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注重的只是書本上照錄下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丟棄的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世界觀。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出怎樣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提出完整科學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問題，實質就是解決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方法論、世界觀認識問題。實踐告訴人們，如果不從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認識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的理論體系就會遭到曲解和陷入片面化。
第二，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升到方法論、世界觀的層次，有助於全面地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豐富內涵。歷史經驗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樹立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兩面旗幟的時候，首先是將它們作為強大的思想武器進行理論定位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不僅是因為他們在一般理論的層次上創立了關於新民主主義認識和關於社會主義認識的一整套理論，更是因為他們在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是這樣。“三個代表”只有三句話，但卻構成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脊樑。她既涵蓋了發展和解放生產力、在注重物質建設的同時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堅持民眾路線等黨的歷史傳統和歷史經驗，又賦有與時俱進，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政黨功能從階級鬥爭向社會建設轉換、反腐廉政，執政為民等新的時代含義。由此而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的巨大飛躍，表現為在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並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對自己的政黨建設方向、國家建設任務、社會發展責任和人民利益承諾等等方面，有了一個全新的認知模式。因此，全面地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應當將她作為一切思想和行動的出發點。
第三，從方法論、世界觀層次上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理論定位，有助於克服一些偏向。有兩種偏向值得注意：一種是將理論停留在嘴上，不去付諸於實踐，理論與實踐相脫節。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反對的。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口號化、標籤化是應當極力避免的，這樣的結果只能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流於形式主義的偏向。一種是將理論庸俗化，一點小事也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相聯繫。這樣的結果只能導致“三個代表”思想理解的膚淺和表面化。在深入研究和注重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今天，只有真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成為執政黨尤其是黨的各級幹部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才能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制定，才能保證黨的行動真正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重要的觀點：理論一旦為民眾所掌握，就會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這個觀點突出了理論的本質，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理論與實踐相統一思想的體現。而理論向物質力量的轉換，關鍵的是方法論、世界觀的把握。“常青”的實踐總是不受人的意志左右向前推進，一般層次的理論有發展、有變化，方法論、世界觀層次的理論也會不斷發展，但卻具有根本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顯示的是理論的方法論、世界觀意義，從方法論、世界觀的角度認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