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勛鑒:
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張楊[1]均貴黨中央委員，且屬“剿共”軍領袖，然亦堅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觀其宣布之八項主張[2]，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變，不過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3]之後，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貴黨中抗日救國之賢豪，不滿蔣氏降日賣國之所為而蹶然揭出正義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見同類之事變，將遍發於國中，禍患之紛乘，欲收拾而無術。夫中國國民黨中愛國英賢豈得謂少，然受制於蔣氏，復受制於媚外殘民之親日派，正氣不伸，黨義為毀，國則日蹙百里，傷破碎之河山，民則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竊以西安事變之發，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如近日電訊之所傳者。語云，鷸蚌相持而漁人伺於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彼日本者，自聞南京決定討伐張楊，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誠使南京諸公之區，張楊勇義之眾，晉綏[4]烽火之側，而全國鼎沸之時，勝負之數，誠未可知，借令戰勝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機入寇，因虛而襲滬寧[5]，取青濟[6]，華北獨立，西北亦危，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復。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鄙人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於何有，民之泯滅，黨將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來，不憚反覆陳詞，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讎，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別於蔣氏，復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禦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若是，則鄙人等雖不敏，願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否則國亡種滅，不但全國人民及貴黨中愛國志士不能坐視，鄙人等亦決不能袖手旁觀也。臨電屏營，佇候明教。
注釋
毛澤東[1]張楊，指張學良、楊虎城，分別見本卷第371頁注[10]、注[13]。
[2]指張學良、楊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電全國宣布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3]福建事變，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在福建發動的事變。事變後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和分化下失敗。兩廣事變，見本卷第437頁注[2]。
[4]綏，指綏遠省，見本卷第371頁注[16]。
[5]滬寧，指上海、南京。
[6]青濟，指青島、濟南。
[7]王稼穡，即王稼祥。
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和楊虎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率部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於促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在西北地區，以西安為中心的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有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率領的第十七路軍，這兩支軍隊均非蔣介石嫡系，屢受排擠，對此，他們極為不滿，尤其是東北軍，過去盲目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棄守東北，遭到國人唾棄，後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損失，全軍上下深感“剿共”沒有出路，強烈要求抗日，收復東北國土。在瓦窯堡會議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種種渠道，大力開展對這兩支軍隊的工作，堅定了張、楊聯共抗日的決心，從而使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區取得勝利。
張學良自從在西北地區實行聯共抗日之後，曾多次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都被拒絕。蔣介石調集嫡系軍隊約３０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陝甘參加“剿共”。之後，蔣又於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初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把軍隊全部開赴陝北“剿共”前線。１２月１２日凌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協同行動，扣留了蔣介石，並囚禁了陳誠、衛立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隨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抗日主張。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如何對待事變的問題上，南京當權勢力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主張。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竭力策動“討伐”，轟炸西安，企圖取代蔣介石的統治地位；而親英美派的蔣介石親屬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則不顧何應欽的反對，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而積極努力。
中共中央在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進行正確分析之後，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引起的問題，反對新的內戰；同時中共中央還主張用一切方式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張學良、楊虎城和共產黨並不想加害蔣介石，而希望和平解決此次事變的態度後，於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全權代表也參加了談判。他遵照中央的有關指示，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商討並進行同南京方面的談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的商談，宋美齡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個月後抗日發動”等項承諾。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政策。蔣介石表示同意談判議定的六項條件，允諾“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國決不再發生反共內戰”。
２５日下午，張學良決定釋放蔣介石，並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蔣介石立刻扣留張學良。訊息傳出後，西安出現動盪不安的局勢，東北軍中堅決主張聯共抗日的王以哲軍長被東北軍中一部分過激分子殺害，內戰危險重新出現。周恩來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堅定而細緻地進行工作，鞏固了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團結，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偉大成果。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各種社會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了，國共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團結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是歷史的功臣。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解除了楊虎城的兵權，又強迫改編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楊虎城被蔣介石長期囚禁，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７日在重慶慘遭殺害。張學良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前被蔣介石脅迫到台灣，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在美國夏威夷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