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往中國的慢船》:《開往中國的慢船》又譯作《開往中國的小船》是村上春樹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在日本當代作家中，村上春樹的確是個不同凡響的存在，一顆文學奇星。短短十幾年時間裡，他的作品便風行東瀛列島。本書是他的又一力作。書中故事有去中國的小船、窮嬸母的故事、紐約煤礦的悲劇、袋鼠通訊、下午最後的草坪、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等。

來自作者的內容簡介

地球儀上黃色的中國。今後我可能不會去那個地方。那不是為我而存在的中國。雖然如此，我仍會坐在港邊的石階上，等待著空白的水平線上，可能會出現的開往中國的慢船。

本書依照年代先後順序，收錄了由1980年春到1982年夏所發表的7篇短篇。

如果以長篇做為里程碑的話，則在《1973年的彈珠玩具》發表後寫了最初的4篇，在《尋羊冒險記》發表後寫出後面的3篇。因此在《袋鼠通信》和《下午最後一片草坪》之間，隔了將近一年的空白。

這是對我來說的第一本短篇集。

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1949—），日本著名作家。京都府人。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文學部。1979年以處女作《且聽風吟》獲群像新人文學獎。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鳥行狀錄》、《海邊的卡夫卡》、《天黑以後》等。作品被譯介至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各地深具影響。

林少華在《孤獨是聯繫的紐帶一一東京訪村上春樹》一文中，有如下記錄：“我(村上春樹)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
僑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父親還是大學生的時候短時問去過中國，時常對我講起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我和中國黽很有緣分的。我的一個短篇《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小時——在神戶的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不難看出，村上春樹從小就對中國存在感情。這種感情，在根據親身體驗而創作的短篇小說《去中國的小船》中，得到了集中真實的反映——令人嚮往而又遙遠，這就是村上春樹心目中的中國。

文章開始引用了～段舊時歌謠：“很想讓你坐上／去中國／的小船／只坐你我兩人／船兒永借不還⋯⋯”歌謠里傳達出的希望與溫暖已經為“我”的中國觀作了鋪墊。值得注意的是，“我”對中國的感情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後天環境中逐步形成的。接下來的正文便圍繞“我”與三個中國人的故事展開，一步步揭示出“我”對中國嚮往之情的形成過程。

認識第一個中國人，讓“我”了解到中國人的積極樂觀。

在遇見第一個中國人之前，“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對中國的印象是陌生而糟糕的。“我”對自己被分配到一所中國人國小參加考試感到無奈和不滿，認為這是“某種事務性差錯造成的，因為班裡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場”。當“我”帶著“極為黯淡的心情”來到中國人國小時，情況卻完全“出乎我朦朧的預想”：中國人國小外表上與我們國小不但幾乎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長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兒等兩個星期來在我腦海中隨意膨脹的圖像根本無處可尋。⋯⋯一切都是那么乾乾淨淨整整齊齊。除了超乎想像的環境，真正讓年幼的“我”印象深刻的是監考的中國老師，也就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中國人。

“大家也都知道，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說起來像是一對鄰居。⋯⋯再要好的朋友，有時候也不能溝通，對不對?我們兩國之間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們一定能友好相處。為此，我們必須先互相尊敬。這是⋯⋯第一步。”按照小說的時間推算，“我”去中國國小的年代應該在1960年左右。那時離二戰結束不過十餘年，僅僅十餘年的光陰沒有辦法化解兩個國家的歷史恩怨，中日關係的僵化不難想像，這也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想像中的中國國小會如此陰暗可怕，為什麼“我”如此不願意到中國國小去考試。因為整個日本社會對中國都充滿了排斥和敵對情緒，“我”儘管年幼，但畢竟是社會中的一員，自然也會受到影響。那位中國老師的話無疑給“我”一種完全不同以往的全新觀念：原來兩個國家還能夠友好相處，還需要互相尊敬，而不是互相仇視。監考老師——仍然生活在戰爭遺留的陰影中，但是能夠積極客觀地看待兩國的關係，並且心懷希望——這種樂觀向上的態度深深感染了“我”這個小學生，同時也使“我”對中國的看法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二十年後，“我”依然記得那箇中國老師，“還有抬頭挺胸滿懷自豪感”。這裡“抬頭挺胸滿懷自豪感”不僅僅是對學生儀表的要求，而是包含了對整個人生態度的追求：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無論面對何人何事，都要積極樂觀。

認識的第二個中國人是一個女大學生，她讓“我”覺得“愉快”和“地道”。“我”告訴她：“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不是說謊”“總之我覺得你這個人非常非常地道，為什麼我不清楚。”雖然“我”自己說不清楚為什麼覺得她“地道”，但實際上其中的原因還是有跡可尋的。首先，儘管做的是非常“簡單、乏味、忙碌”的工作，但是“她幹活非常熱心”，“她的熱心則大約屬於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種類”。這種從心底生出的熱情無形中感染了“我”，“在她的影響下我也幹得挺熱心”，即使“我們”的熱心“本質上截然不同”。其次，她對工作一絲不苟，不容許自己犯錯。在“我”看來任何人都在所難免的失誤，她卻不能接受。“一條小小的裂縫在她的頭腦中逐漸變大，不一會竟成了無可奈何的巨大深淵，她一步也前進不得”，這也許就是“我”覺得她“有神經質的地方”，但是正是這樣認真得近於苛刻的態度才顯出她的與別人的不同，所以“我”會“對她懷有本能的好感，不停地安慰犯錯的她。再次，她是一個簡單自律的人。在“我”邀請她去舞廳之前，她從沒跳過舞。雖然玩得很盡興，卻沒有忘記要在十一點之前回去。此外，她又是一個孤獨敏感的女孩。她是一個中國人，儘管生在日本，但畢竟不是在自己的國家，所以她會說“這裡終究不是我應在的場所，這裡沒有我的位置”。她覺得自己無法真正融入日本這個社會，這是她“有點過於沉默寡言”的關鍵原因，因為她的位置不在這裡，這裡讓她感到陌生。“我”把她送錯了車，她並沒有怪“我”，反而認為“我”生氣了才會這樣做——因為和她在一起根本沒意思。責任本來在“我”，但她卻歸結在自己身上，並且因此而難過落淚，說明她的內心十分介意她的邊緣人身份。她的性情雖然內向，卻很真實純粹，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的成分，所以“我”才會從心底生出愉快和地道的感覺。

認識的第三個中國人，讓“我也不明所以地覺得親切，很有些不可思異”。在遇上第三個中國人的時候，“我二十八，結婚都已六年。六年里我埋葬了三隻貓，也焚燒了幾個希望，將幾個痛苦用厚毛衣包起來埋進土裡”，生活很不盡人意。“我”過去留給他的感覺是只知道看書，“原本不像買賣人來著”。所以他聽到“我”現在的工作是在做小買賣時，會“怔怔地張大嘴”，隔了一陣才反應過來。而他過去給“我”的印象是“教養不差，成績也應在我之上”，“並非乾百科事典推銷員的那個類型”。雙方以前給對方的印象與現在所處的實際情況都迥然不同，這是“我”和他的第一個共同之處。“我”過去只知道看書，讀書似乎是生活的全部樂趣，而現在卻只能苦笑著說：“書現在倒也在看。”可以想見，除了看書以外，“我”不得不面對許許多多自己並不樂意的事情。他的情形並不比“我”樂觀。他說：“自己現在也鬧不清，到底是因為什麼才落到沿街向中國人推銷百科事典這個地步的。”兩人都在做著違背自己意願的工作，這是“我”和他的第二個共同之處。第三，兩個人都在生活中掙扎，心裡都充滿了對未來的迷茫。一個是“眼下沒錢，真正一文不名。一大堆債，剛開始還”，另一個也窮得和對方半斤八兩。一個早已把希望焚燒掉，把痛苦埋藏起來，漸漸麻木地面對眼前的生活。另一個不知道往後要做什麼，“反正總有什麼可賣吧”。總而言之，“我”和他最初一定都是懷著對生活的憧憬走進社會的，而殘酷的現實總是讓希望落空，人們往往不得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而疲於應付生計。“我”和他雖然國籍不同，但都走上了有悖自己初衷的道路，陷入同樣潦倒的境地。相同的起點、相似的遭遇、相通的無奈，恐怕就是彼此之間雖不熟悉卻莫名親切的根源。國小老師、大學女生、高中同學，他們分別在“我”的幼年、少年、青年時代出現，給了“我”造成了不同的影響。這些影響雖然差別很大，但留下的都是好感。正是這種延續的對中國人的好感促成了“我”對中國的嚮往。文章末尾，這種感情被明顯而直露地表達出來：“(我)坐在港口石階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線上遲早會出現的去中國的小船。我遙想中國街市燦爛生輝的屋頂，遙想那綠接天際的草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於“我”，除了吸引以外，又具有相當的距離感。雖然曾有中國人給“我”親切感，但從整體上看來，“我”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還是相當陌生的。這在文中有明顯體現：第一節中“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國人”。“對我來說，考慮死是非常不著邊際的作業”，可是“我”卻把死和中國人聯繫在了一起。第二節中提到“天涯海角的中國人國小”，“天涯海角”這恐怕不僅僅是指要乘半個小時電車才能到達的實際距離，還有對中國的不了解造成的心理距離；第五節中每次談到“我”想像中國，用的都是“遙想”這個詞，如“我望著東京遙想中國”“我遙想中國街市燦爛生輝的屋頂，遙想那綠接天際的草原”。而文章的最後一句“朋友喲，中國過於遙遠了”，則把對中國的距離感渲染到了頂點。可以體會到，“我”對中國並非了如指掌以後生出濃濃的眷戀，而是在朦朧中懷抱著憧憬。“我”所嚮往的中國，其實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客觀存在的中國，而是建立於“我”主觀想像之上的中國。中國仍然僅僅是我一個人的中國，是唯我一人能讀懂的中國，是只向我一個人發出呼喚的中國。那是另一個中國，不同於地球儀上塗以黃色的中國。那是一個假設，一個暫定。而在某種意義上，那是被中國一詞切下的我自身。因為“我”並沒有到過中國，我對中國的認識完全來自於“我”與在日本的中國人的交往以及閱讀的關於中國的書籍。事實上，“我”同文中提到的三個中國人的交往也並不深。這種初步的交流雖然讓“我”觸及到中國人心靈深處的一些特質，但無疑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正是這些空白拉開了中國和“我”的距離，讓“我”覺得中國離“我”很遠很遠。然而距離也不無好處：“我”擁有了足夠的空間去想像這樣一個一水之隔的國度——“我在中國漫遊，但無須乘坐飛機。”因為想像不需要藉助任何交通工具。“漫遊是在東京捷運的車廂內或計程車後排座上進行的，這種冒險是在家附近牙科醫院的候診室以及銀行視窗進行的。”因為想像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際上“我”雖然中國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去”，但在想像中，“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當然，小說中的“我”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村上春樹本人，但是“我”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可以算作村上春樹的代言人。正如在本文開頭引用的村上春樹的原話所說：“我的一個短篇《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小時——在神戶的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這篇小說帶有濃郁的自傳色彩：村上春樹出生於1949年，《去中國的小船》發表於1980年，他31歲。文章中提到“作為一個年逾三十的男人”，可知“我”的年齡也在三十階段。文中說“重逢時我二十八歲，結婚都已六年了”，推知“我”在22歲結婚。而1971年村上春樹和陽子結婚的時候，正是22歲。“我”在東京讀大學，村上春樹本人也在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更近於一篇散文。“我”對中國的看法實際上也是村上春樹自身中國情結的寫照——充滿嚮往，同時又因缺乏對中國的客觀了解而產生出距離感。可以說，他的中國情結是在小部分事實和大部分想像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理想化後的中國觀。

部分章節

去中國的小船

我第一次遇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的呢？這篇文章將從這一可謂考古學式的疑問開始。各種各樣的出土文物被貼上標籤，區分種類，加以考證。　

遇上第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時候呢？

我推定是一九五九年或一九六○年，哪一年都沒錯，準確地說，全然沒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對於我就像是穿同樣奇裝異服的雙胞胎。即使真能穿越時光隧道倒回那個時代，我恐怕也還是要費好大力氣才能分清孰為一九五九年孰為一九六○年。

儘管如此，我仍在頑強地進行這項作業。豎坑的空間得到擴展，開始有——雖說少得可憐——新文物出土。記憶的殘片。

不錯，那是詹森和帕特森爭奪重量級拳擊桂冠那年。記得從電視上看過兩人的較量。這就是說，去圖書館翻閱舊新聞年鑑的體育欄目即可瞭然，所有疑問都可迎刃而解。

翌晨，我騎腳踏車來到附近的區立圖書館。

不知何故，圖書館門旁竟有雞舍。雞舍里五隻雞正在吃不知是晚些的早餐還是早些的午餐。天氣甚是令人舒暢。我先沒進館，坐在雞舍旁邊的石條上吸菸，邊吸菸邊不停地看雞啄食。雞急切切地啄著雞食槽，那副急不可耐的樣子，仿佛早期的快動作新聞紀錄片。

吸罷煙，我身上毫無疑問有了什麼變化發生。何故不曉得。而在不曉得的時間裡，一個同五隻雞僅隔一支煙距離的新的我向我自身提出兩個疑問。

一、有什麼人會對我遇上第一個中國人的準確日期懷有興趣呢？

二、陽光充足的閱覽室桌子上的舊新聞年鑑同我之間，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種因素嗎？

我以為這恐怕是理所當然的疑問。我在雞舍前又吸了支煙，然後跨上腳踏車告別圖書館和雞舍。所以，如同天上的飛鳥沒有名字一樣，我的記憶也不具日期。

誠然，我的大部分記憶都沒有日期。我的記憶力極其模糊。由於過於模糊，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說不定是在用這種模糊性向別人證明什麼。至於到底證明什麼，我卻又渾然不知。說到底，準確把握模粉性所證明的東西豈非水中撈月！

村上春樹作品集

村上春樹（1949－　），日本小說家。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說《且聽風吟》問世後，即被搬上了銀幕。隨後，他的優秀作品《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尋羊冒險記》、《挪威的森林》等相繼發表。他的創作不受傳統拘束，構思新奇，行文瀟灑自在，而又不流於庸俗淺薄。尤其是在刻畫人的孤獨無奈方面更有特色，他沒有把這種情緒寫成負的東西，而是通過內心的心智性操作使之升華為一種優雅的格調，一種樂在其中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