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箴言錄》:本書不是一本道德訓條的集合，但其中的許多箴言被人們廣泛引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拉羅什福科的《道德箴言錄》並不是一堆規範和訓條的集合，告訴人們應當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是一系列對人們行為品質的分析和描述，揭露了人們實際上在做什麼，想什麼，它類似於一部道德心理學著作。

《道德箴言錄》問世以後，當時就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一方面許多人感到它痛快淋漓地說出了人們想說的話，揭露了當時上流社會、宮廷貴族中的道德腐敗和偽善，因而熱烈地歡迎它，以至於作者在第五版序中說：“公眾對它們的溢美目前已超過了我能為它們說的好話。”但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不少責難和指控，這一點從他最後留下的幾段箴言中可以看出，例如：“人們反對這些揭露人的內心的箴言的原因是：它們害怕被揭露。”

內容賞析

羅蘭;巴爾特說，閱讀拉羅什福科有兩種方法：“斷續引證或順序閱讀”。“斷續引證”意味著閱讀者以主動的姿態積極地將作品的“慣習性表達”調整為“適合我自己的環境，將其不具名的形式納入我的情況或我的情緒聲音之內”。而“順序閱讀”則表示閱讀者有可能被動地進入展現“作者、作者的偏執及其時代的”氛圍當中，從而忽略“我們讀者”自身的趣味與意圖，這樣的閱讀結果便是“我逐次閱讀這本像是一段敘事或一篇散文的格言集，而此時我並不關心書籍本身”。巴爾特對閱讀的區別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即使是我們不怎么熟諳兩種閱讀的方法，面對拉羅什福科，我們也別無選擇地陷入兩種閱讀所營造的“陷阱”當中，甚至還會喜歡由主動、被動的對立帶來的閱讀感受。

為什麼閱讀拉羅什福科會產生如此的偏差呢？為什麼要用如此偏差的方法進行對拉羅什福科的閱讀呢？拉羅什福科的顯赫身世、變動不居的政治欲望以及《道德箴言錄》成功的寫作藝術似乎決定了讀者的趣味與意圖指向，每一個讀者出於對這位奇異詭譎式政治人物或多或少的好奇，都禁不住要從“箴言”中去探尋何者成其為“箴言”的秘密。不過，僅僅就《道德箴言錄》一書的寫作而言，拉羅什福科的簡約行文，很少讓這些秘密向普通讀者一一開放。對此，羅蘭•巴爾特解釋過，就“斷續引證”的閱讀方法來說，“非連續性和無序性閱讀的結果”往往使得“每一格言，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所有格言的原型”。箴言意義的相互生成仿佛為“每一條格言”披上“意義”的外紗，不管是“斷續引證”還是“順序閱讀”，兩種閱讀都是在為下一條格言意義的呈現和澄明做出準備，直到彼此的意義疊加、“原型”的色彩逐漸消退。

當巴爾特說拉羅什福科“不是神”時，他是在讚許拉羅什福科有著一貫的立場：“他的思想來自一種理性主義的運動，並始終是俗世性的，他從未稱量一種個別的和形上學的錯（Faute），而只稱量多數的和俗世的錯誤”。說他的“思想來自一種理性主義的運動”也許與《道德箴言錄》的寫作實際有關。拉羅什福科儘管聲名顯赫，但是晚年並不幸福。他言及自己寫作此書的目的還要特地叮囑讀者他是考慮到了“處在那種本性被罪孽腐蝕的可悲狀態中的人們”。伴隨這一叮囑而來的閱讀印象難免讓普通讀者生髮一段感慨：與其說它是一種道德告誡，不如說是拉羅什福科反省早年政治激情、處世原則的產物。拉羅什福科有理由相信反省的必要和反省對日常生活的貫穿作用，這樣的貫穿作用致使反省儼然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稱量多數的和俗世的錯誤”就有了現實的條件。反過來說，拉羅什福科完全是在視自己為“多數的和俗世的錯誤”的普通一員，才具備“稱量多數的和俗世的錯誤”的資格。拉羅什福科並非要做高姿態去俯視那些“多數的俗世的”人們，為芸芸眾生指出一條多么合乎道德的道路。故此，說到“箴言”，這裡面其實沒有多少崇高的內容可供發掘，有的只是對“多數的和俗世的錯誤”的厭倦、詛咒。如果不是出於這個理由，拉羅什福科作為“多數的俗世”的普通一員去問責另外的普通一員就無法塑造出作為形象的“原型”的魅力來。表面上看，每條箴言是所有箴言的“原型”，寫作箴言的“多數的俗世”的一員的拉羅什福科卻是所有普通成員的“原型”。拉羅什福科雖然不針對“一種個別”的錯（更不用說形上學的錯），這樣的箴言寫作既不是完全關涉道德，也不是完全耽沉於對道德的玄想。它是個人體驗、個人智慧的結果，拉羅什福科熟諳在一個王朝解體的時代人性的惡的發展脈絡，他的政治嗅覺與他的人性嗅覺鉸合在一起，他要么在權利鬥爭中站對了隊，要么又利用“政治正確”的機會大力討伐異己，這可是他的自由。寫作箴言的拉羅什福科不忘為自己的言語加上修飾詞“道德”，然而他個人的前半期生活幾乎在非道德中度過——這絕對不是“一種個別的”錯誤。拉羅什福科利用了一個群體的過錯、利用了一個群體的非道德輕描淡寫地掩蓋了基於“一種個別”的錯的道德問題，他甚至從來不計較某一個個體的錯、某一個個體的惡。也許，在拉羅什福科看來，這一“英雄欺世”的伎倆正合乎他對人性惡的證明，他無法放過一個群體的道德窳敗。他的揭露愈深愈廣，他問責他所置身的社會的根據愈充足。

然而，拉羅什福科還是對問責的權利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拉羅什福科屢次三番地提起這樣的話題：“當人被別人引導時，他常常以為是自己在引導自己，而當他靠自己的精神趨向一個目標時，他的心靈則不知不覺帶走別的心靈”。這是一個悖論，亦是俗世生活給予的教訓。寫作《道德箴言錄》一書時的拉羅什福科其實和寫作之前的拉羅什福科判然有別且格格不入，他是依賴所思去推動所行，他的行動就是建立在他的思考上，有所思便是有所行。他能夠掩蓋基於“一種個別”的錯的道德問題，他於自己還是不能掩蓋個體實踐上的“昨是今非”。拉羅什福科的這一悖論在《道德箴言錄》一書關注的範圍、主題上自然見出。整體地看，由641條格言構成的小冊子只不過是道德領域某些與情感、品格、習性以及利益緊密相連的生活指南，它智慧卻與博聞多識無涉。也許拉羅什福科的教育背景有助於說明他寫作的悖論。拉羅什福科自身無法在知識學的角度去挖掘道德源流的形上學意韻，這樣所謂的道德箴言最終成為利益攸關的俗世生活的生存智慧的原則。拉羅什福科相信一個人的生存智慧來自於另一個更富有智慧的人的引導，當引導的人不便於引導那些需要引導的人，被引導者反過來還會掙脫引導者的束縛，帶走包括引導者在內的人們的“心靈”。如果這一前提成立的話，羅蘭•巴爾特指出的拉羅什福科“從未稱量一種個別的和形上學的錯（Faute）”就不能簡單地歸於寫作藝術方面的顧慮，也不是他刻意要為自己所言所行的相互分離訴諸道德的判詞。拉羅什福科沒有要求每一個讀者學會過被引導的生活或者相反去過引導者的生活——他自己也不會寄希望於被別人引導再過上道德的生活。這樣的悖論形式始終決定了寫作《道德箴言錄》的拉羅什福科的道德困境。

任何企圖解釋拉羅什福科此種困境的努力將導致對人性惡的深究。拉羅什福科以人性惡作為問責俗世社會的試金石，在承認所言所行的相互分離時，他的善、惡轉化觀總是容易走向極端、偏執。拉羅什福科克服了中庸做派的弊端，他巧妙地利用了辯證法，他在好中洞察了不好的一面，在好的事物中發現了不好的東西，他不會諂媚地為他置身的時代講述一個“好”的故事。拉羅什福科的懷疑態度、英雄主義在反對諂媚當中恢復了智者的尊嚴，他以個人的力量挑戰了一個時代，他以“個別”的錯誤引導出了“多數的和俗世的錯誤”。而在寫作藝術和思考的深度方面，他的確又達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境地。拉羅什福科會坦言：“我們行善常常是為了我們可以不受懲罰地行惡”。拉羅什福科會告誡：“精神始終是心靈的受騙者”。拉羅什福科會提醒：“謙卑是上帝要我們為他在上面奉獻犧牲的祭壇”。拉羅什福科會諷刺：“那些哲學家們，尤其是塞涅卡，並沒有用他們的規則消除罪惡，他們只是努力在造一幢驕傲的房子”。……羅蘭•巴爾特將拉羅什福科的這種寫作特徵歸結為寓示比較關係的“是”、“只是”一類限制性系詞的正確使用，以為箴言的寫作大體體現為“一種等價關係：一個詞項等價於（或不等價於）另一詞項”。箴言的詞項和關係由另一詞項在比較的過程言及。在同一的模式（當我們說××是××）或虛假的同一的模式（當我們說××只是××）當中，事物的真相被清楚地披露，事物的本質表現為一個詞項與另一個詞項的組合關係的描述。在某種程度上，羅蘭•巴爾特從詞語出發折回到意義的生成的解釋方式也許亮出來箴言寫作結構的重點所在。但是一旦剝離拉羅什福科的人性論基礎，恐怕這樣的結構組織的詞項關係會立刻鬆散、瓦解。這也許是拉羅什福科人性惡論轉化為寫作動力的重點所在，他其實不是蓄意發難芸芸眾生。

編譯者簡介

作者簡介

拉羅什福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國思想家，著名的格言體道德作家，1613年9月15日生於巴黎一個家世顯示的大貴族家庭。早年熱衷於政治，先是反對紅衣主教黎塞留，入獄並流入外省；後又捲入反對首相馬扎蘭及王權的政治密謀和武裝鬥爭，參加投石黨之亂並幾次負傷。晚年不問政治而出入於各種文藝沙龍，寫有《回憶錄》（1662）與《道德箴言錄》（1665-1678）兩部作品。　

譯者簡介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倫理學及人生哲學、社會歷史等領域的研究和教學。

學術著作有：《良心論》（1994）、《世襲社會及其解體》（1996）、《選舉社會及其終結》（1998）、《底線倫理》（1998）、《道德、上帝與人》（1999）、《何懷宏自選集》（2000）、《生命與自由》（2001）、《公平的正義》（2002）、《倫理學是什麼》（2002）、《生態倫理》（主編、2002）、《正義與良心的探求》（2004）、《問題意識》（2005）等。另有隨筆散文等作品集：《若有所思》（1988）、《珍重生命》（1996）、《心靈瞬間》（1996）、《何懷宏散文》（上下、1997）、《比天空更廣闊的》（2003）等。譯著有：《倫理學概論》、《道德箴言錄》、《沉思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正義論》（合譯）、《倫理學體系》（合譯）、《超越的愛》（合譯）以及《帕斯卡爾文選》（合譯）、《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編）、《論僭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