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許三觀賣血記》這本書其實是一首很長的民歌，它的節奏是回憶的速度，鏇律溫和地跳躍著，休止符被韻腳隱藏了起來。作者在這裡虛構的只是兩個人的歷史，而試圖喚起的是更多人的記憶。馬提亞爾說：“回憶過去的生活，無異於再活一次。”寫作和閱讀其實都是在敲響回憶之門，或者說都是為了再活一次。
作者簡介
余華，1960年4月3日出生，浙江海鹽人。在文革中讀完國小和中學，此後從事過五年牙醫。1983年開始寫作，至今已出版長篇小說3卷、中短篇小說集6卷、隨筆集3卷。其中《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十部作品”。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和日文等國外出版。曾獲義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1998年）、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2年）、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4年）、法國文學和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
作品賞析
許三觀坐在瓜田裡吃著西瓜，他的叔叔，也就是瓜田的主人站了起來，兩隻手伸到後面拍打著屁股，塵土就在許三觀腦袋四周紛紛揚揚，也落到了西瓜上，許三觀用嘴吹著塵土，繼續吃著嫩紅的瓜肉，他的叔叔拍完屁股後重新坐到田埂上，許三觀問他：“那邊黃燦燦的是什麼瓜？”
在他們的前面，在藤葉半遮半掩的西瓜地的前面，是一排竹竿支起的瓜架子，上面吊著很多圓滾滾金黃色的瓜，像手掌那么大，另一邊的架子上吊著綠油油看上去長一些的瓜，它們都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風吹過去，先讓瓜藤和瓜葉搖晃起來，然後吊在藤葉上的瓜也跟著晃動了。
許三觀的叔叔把瘦胳膊抬了起來，那胳膊上的皮膚因為瘦都已經打皺了，叔叔的手指了過去：“你是說黃燦燦的？那是黃金瓜；旁邊的，那綠油油的是老太婆瓜……”
許三觀說：“我不吃西瓜了，四叔，我吃了有兩個西瓜了吧？”他的叔叔說：“沒有兩個，我也吃了，我吃了半個。”
許三觀說：“我知道黃金爪，那瓜肉特別香，就是不怎么甜，倒是中間的籽很甜，城裡人吃黃金瓜都把籽吐掉，我從來不吐，從土裡長出來的只要能吃，就都有營養……老太婆瓜，我也吃過，那瓜不甜，也不脆，吃到嘴裡粘糊糊的，吃那種瓜有沒有牙齒都一樣……四叔，我好像還能吃，我再吃兩個黃金瓜，再吃一個老大婆瓜……”
許三觀在他叔叔的瓜田裡一坐就是一天，到了傍晚來到的時候，許三觀站了起來，落日的光芒把他的臉照得像豬肝一樣通紅，他看了看遠處農家屋頂上升起的炊煙，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然後雙手伸到前面去摸脹鼓鼓的肚子，裡面裝滿了西瓜、黃金爪、老太婆瓜，還有黃瓜和桃子。許三觀摸著肚子對他的叔叔說：
“我要去結婚了。”然後他轉過身去，對著叔叔的西瓜地撒起了尿，他說：“四叔，我想找個女人去結婚了，四叔，這兩天我一直在想這賣血掙來的三十五塊錢怎么花？我想給爺爺幾塊錢，可是爺爺太老了，爺爺都老得不會花錢了。我還想給你幾塊錢，我爹的幾個兄弟里，你對我最好，四叔，可我又捨不得給你，這是我賣血掙來的錢，不是我賣力氣掙來的錢，我捨不得給。四叔，我剛才丫起來的時候突然想到娶女人了。四叔，我賣血掙來的錢總算是花對地方了……四叔，我吃了一肚子的瓜、怎么像是喝了一斤酒似的，四叔，我的臉，我的脖子我的腳底，我的手掌，都在一陣陣地發燒。”
作品評價
本書榮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4年），入選韓國《中央日報》評選的“100部必讀書”（2000年），與《活著》一起，入選中國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100部作品” 本書為全國暢銷書，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轟動，並被譯成韓文、德文、義大利文等在國外出版。《許三觀賣血記》以博大的溫情描繪了磨難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達了人在面對厄運時求生的欲望。 這是一條綿延的道路、一條亘古的河流、一條雨後的彩虹、一個不絕的回憶、一首有始無終的民歌、一個人的一生。這一切尤如盤起來的一捆繩，被余華的敘述慢慢拉出去，拉到了路的盡頭…… 其實這是一首很長的民歌，它的節奏是回憶的速度，鏇律溫和地跳躍著，休止符被韻腳隱藏了起來，兩個人的歷史就在這樣蕩氣的歌聲中喚起了更多人的記憶……書評
王安憶評《許三觀賣血記》
余華的小說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卻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違反那么一點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點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許三觀，倒不是說他賣血怎么樣，賣血養兒育女是常情，可他賣血餵養的，是一個別人的兒子，還不是普通的別人的兒子，而是他老婆和別人的兒子，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這樣一個俗世中人，綱常倫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卻最終背離了這個常理。他又不是為利己，而是問善。這才算是英雄，否則也不算。許三觀的英雄事跡且是一些碎事，吃麵啦，喊魂什麼的，上不了神聖殿堂，這就是當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劇人物，而是喜劇式的。這就是我喜歡《許三觀賣血記》的理由。
影子中張揚的《活著》
影片《活著》把余華的農村色彩塗上了城市興味，那個在農村里掙扎了半輩子的福貴已經幻化成一個有著皮影戲天分的藝人，在美麗的影子後面那份困苦已經減弱了很多，看電影已經淚流滿面了，而看了小說，連心也在流淚。
接著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的電影拍攝權也已定音，余華終於完整地涵蓋了從農村到城市的整箇中國掙扎著活著的歷史意義，實際上這種活著是以地區性的個人經驗反映了人類普遍生存意義的寓言，不同的字字跡跡拼出的始終是那把橫在父親母親老臉上的辛酸淚！
從80年代以來當中國重新反思自己反思過去反思過去的自己和周圍如何活著的時候，藝術家們已經以其先鋒的敏銳看到了後代的長袖風舞的影子之下父輩的臉上那裂田般的困苦，正如這片黃色大土，養我活我，使得我能踩在上面高瞻遠矚，但我卻漠視了他望向了高天白雲。
福貴的活著許三觀的活著早在1981年就已經由羅中立的《父親》點透了他活著的灰黑含義，當那黃土的厚重被濃縮在一張老臉上時，所有被燒熱了頭腦的人們被陡然潑了一盆冷水。那是一張薄紙，這張紙鋪成了幾代人回首的蒼茫。
90年代物質的優厚使得這片黃土鋪上了一層地毯，年輕的孩子們歡快地走過去，他們成為缺少歷史感的新生代，余華為這些孩子揭開了一角地毯，有一些孩子停下了腳步來看，更多的孩子圍上來，然後張藝謀把它上面的土刷掉了露出那個雕花的皮影木箱懸上了半空。
年輕的北島的一首詩在一場中國人的困苦結束後輕輕告訴你：我想活著。
“我是人
我需要愛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過每個寧靜的黃昏
在搖籃的晃動中
等待著兒子第一聲呼喚
在草地和落葉上
在每一道真摯的目光上
我寫下生活的詩
這普普通通的願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價”
我們活著
在蒼黃地老間活著僅只為了一份微足的生命延續在細水長流的歷史中，年年有雨在這個時候滴落，而看這雨的眼尾的皺紋捲起又放平又折起，象一把扇著清風的摺扇在無際的蒼茫中渙渙搖著，而人間已經轉了滄海又成桑田。
雨已經瞰透了人間，而地上的眼睛一雙接著一雙的陌生和閃著新鮮的亮。
人輕輕地睡去，小草孳孳生長，它的輪迴是否意味著新人會帶著舊人的魂骨如雨後春筍般一節節長大又萎縮而成為另一個新人的魂骨？
然而每一次的活著是一聲重重地如石般的沉重，在拔骨的痛中生長在黑暗中消亡。
人靠水和舌活著，只為著沾取水的恆久輪迴和舌嘗盡酸甜苦辣的滋味，這輩子不夠，看著下一輩拖著自己的痕跡如青梨變黃，咂咂舌頭才體味到這一層活著的意味：我是生命的一個驛站，遙遙的一站又一站，有一個黑點變成一個人地向自己奔來，而我在他垂倒的那一刻，騎上時間的黑馬連一個回頭的感嘆都來不及地向下一站奔去。生死線一斷的剎那眼神，回頭，沒有足跡，只有前仆後繼的身軀，紅塵又起，不知誰又向著自己奔來。
孩子長大，而我已經老去，這輩子我是你的父親，不知下一輩我去做誰的兒子？他是否已在某一個角落裡活著？
生老病死。
有誰能忘得掉這些活著苦著的父親母親呢？
筆尖下反抗的血色
當我第一次讀這本書的時候，是被它平直的敘事手法和樸實的語言所吸引，因為這與我們所熟悉的余華太不一樣了。余華出道以來一直喜歡用異常血腥的筆觸考驗著讀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暴力、死亡、變態……向來是余氏的招牌符號。他突然變得如此溫情與友好，真是出人意料，也許，我們可以把《許三觀賣血記》看成是余華從形式先鋒向意識先鋒過渡的最終完成，他再也不需要用怪誕詭秘的風格來吸引人們的目光，文本內在的深厚意蘊——作者對於人與人生之間的對峙關係的深入思考——這種意識上的先鋒性早已無須藉助於任何外在的形式上的“先鋒”，小說散發出來的人道主義的魅力使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延續著《活著》探討的主題——人在面對生存困境時的選擇——《許三觀賣血記》無疑是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另一種全新的尋找：除了忍受，也許，我們還可以反抗？
絲廠工人許三觀磕磕碰碰的一生，幾乎全是靠了他十幾次的賣血來維持的。賣血娶親、賣血生子、賣血養家餬口…，每一次當他和他的家人面臨絕境時，許三觀總是用出賣自己熱騰騰的鮮血的方式來度過難關。一次又一次，兩次賣血間的間隔越來越短，厄運的腳步似乎越逼越緊。儀式一樣重複的賣血過程控制著整部作品的節奏，賣血這一行為到了小說的後半部分已經演化為一個沉重的動作符號，即對生存困境的反抗。簡單機械的反抗看起來有些笨重，有些愚蠢，但卻是螻蟻一樣活著的人們在命運重壓下唯一有效的掙扎。
與重複賣血這一動作符號相聯繫，小說敘述的語言包括其中人物的語言也採用了民間故事式的簡單重複。讀起來，語言上的滑溜順暢使作品有一種不易察覺的的親切感。它使讀者幾乎可以越過文字，直接進入人物生活的情景。符號化的重複情節與平易近人的語言不僅使作品獲得了一種寓言化的深意，更使文本一再強調的反抗主題得到了必要的內在張力。余華的這一嘗試可謂是出奇制勝。
從對人性惡直觀描寫的病態眷戀到用一種“同情的眼光看世界”，余華開始認識到作家的使命應該是展示高尚。在這部小說里，許三觀以及和他一樣處在困境中的人們在逆境的夾縫中仍然記得歡笑，記得苦中作樂，仍不忘互相幫助與扶持。我們看到了高尚，這種高尚可以是道德層面上的，也可以是超越了道德而植根於人性深處的，不同的理解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關鍵在於你從什麼角度來讀余華的這部小說了。
隱匿的“非理性世界”
在1987年，余華以一篇風格獨特的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正式踏上文壇，小說講述了一個少年初次離家的一段行程，其中充滿了一種夢魘般的驚異與恐懼。余華的小說以對讀者精神上的壓抑迥異於以往以訓示疏導或是娛樂為目的的作品，因而被歸列到當時熱衷於“形式”的“先鋒派”之中。事實上余華絕不僅僅是一個因記憶蒼白而玩弄文學技巧的“晚生代”作家，在我的感覺中，余華是一個敏感而略帶神經質的人，他的所有作品和一些創作談都在昭示，這個瘦弱而孤獨的青年從看似一切正常的世相之下，感受到了一種非理性本質的隱藏－－即在社會習俗認為合理的許多事物中間，存在著大量人們未加思索過的荒謬和非理性。在此，余華與偉大的前輩作家魯迅取得了一定的勾通－－後者在七十餘年前就已經完成了看似瘋癲的《狂人日記》。
我們看到，在1991年之前，余華的作品中充滿了罪惡、醜陋、暴力、陰謀和死亡，他用他獨特的“零度情感敘述”向人們展示出一個怪誕詭譎的“非理性世界”－－《現實一種》中山峰、山崗兄弟兩家的互相殘殺；《劫數難逃》中露珠、東山夫妻之間的仇恨與報復；《世事如煙》中以符號為名字的人物走向死亡的麻木與堅決……在這裡，讀者發現自己似乎走進了一個精神病患者的世界，一切都是如此慘酷、恐怖甚至令人噁心。余華把自己對世界的感覺極端化了，他使自己沉浸在孤獨的內心體驗之中，然而卻忽略了大多數讀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事實上，快節奏而平庸的日常作息使人們不願、也難以進行複雜的純文學思索，可以通行於大眾之間的要么是簡單的閱讀快感，要么是明白曉暢的醒世恆言。這樣，余華的作品便因而被排斥在大眾接受之外。
在這種被拒絕的結果之後，余華並沒有像其他一些先鋒作家一樣大呼曲高和寡的委屈並作出對讀者群不屑一顧的姿態。他果斷地檢討自己並決定讓步。在《河邊的錯誤．跋》中，他公開表示：“一成不變的作家，只會快速奔向墳墓。”余華開始小心地把自己對現象世界“非理性本質”的認知埋藏在故事之中，用平淡的日常生活來化解這種“形而上”哲念的尖銳性，以達到或部分達到自己闡釋主觀命題的目的。
這種嘗試，在1991年末的長篇小說《呼喊與細雨》中已經顯露，次年的中篇《活著》更加完善了“講故事”的傳統形式。接著在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收穫/95.6》）中，我們看到余華已成功地將他的“非理性世界”本質與看似傳統的故事情節融為一體。
《許三觀賣血記》講述的是一個出身於農村的絲廠送繭工許三觀三十幾年的生活經歷。回鄉探親的許三觀偶然得知鄉人們“賣血”的習俗後隨同前往醫院，並以換取的三十五元錢在城裡娶下了“油條西施”許玉蘭。在以後的幾十年中，每有家庭變故，許三觀就以賣血來挽救危機。直到三個兒子終於各處組建家庭後，他才恍然發覺歲月已奪去了他的健壯，“賣血救急”的好時光一去不返，對未來災禍的憂慮，使他在街頭痛哭起來。
《許三觀賣血記》無疑是一個家庭故事。這個家庭在中國最近的三十幾年的戲劇性極強的政治、經濟變故中，取得了理所當然的戲劇性效果。然而正是在這個曲折但並非離奇的家庭故事之下，隨處埋藏著“非理性－－荒誕”的影子。
小說的開頭就具有強烈的非理性色彩。農民依賴土地為生，然而土地卻不再給農民以豐衣足食的心理和現實的保證，從而使能否“賣血”成為衡量體魄甚至娶妻生子的標準－－“賣一次血能掙三十五塊錢呢，在地里乾半年活也就掙那么多。”－－農民的勞動被貶值到如此地步，以至於他們用出賣“生命”的方式來延續“生命”，這是多么荒誕的一個怪圈。許三觀娶妻之舉也並非在理念計畫之中，而是在拿到錢後的突發奇想，並採取了怪異的求婚方式－－請素不相識的許玉蘭吃飯，飯後計算出給許玉蘭花用的錢數“總共是八角三分錢”，緊接著就理所當然地提出“你什麼時候嫁給我”。而玉蘭父親的允婚則基於兩點原因：一，許三觀的錢比何小虎（玉蘭的戀人）多：二，雙方都姓許，女方的香火亦可以延續。許父完全無視自己女兒的主觀意願，然而這一非理性方式又恰恰是中國傳統的成規慣例，沒有人會對這一情節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無視婚姻主要角色”這一最不合理性的事實的確曾經作為一種“倫理道德規範”而為人們所接受並且在中國一些農村依然默默地進行著，這無疑證明余華對“非理性世界本質”洞察的可靠性和敏銳性。圍繞長子一樂發生的事件更加充滿了可悲卻又荒誕的色彩。一樂因為眾人的流言而被認為是何小虎的兒子，許玉蘭也對這一點加以了認證。何小虎只有兩個女兒而無子嗣，然而當一樂上何門認親的時候，何小虎卻對親生兒子嗤之以鼻，這顯然違反了中國父系社會以男嗣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造成何如此冷酷無情的很大一個原因是“三年困難”導致的全社會飢餓，在強大的經濟窘境制約下，文化傳統被生硬地打破。
至於涉及到各種政治運動，這種荒誕和非理性更是比比皆是：五八年大煉鋼鐵，絲廠建立小高爐，毫無用處的鋼渣被做為“戰果”加以炫耀；個人的炊具米糧均被收沒，人頭洶涌擠吃公共食堂，戲台被充作廚房，和尚改做大師傅；飢餓的一家人用嘴炒菜進行精神會餐，孩子們吃了甜的卻想不起來這是糖的滋味……
文革這一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群體性癲狂給余華提供了一個自由表現自己對世界“非理性”認知的巨大空間。從小說的第二十五章開始，余華精細地，甚至是得意洋洋地描繪了許氏在文革中的個體感受。
文革伊始，許三觀就做為一個旁觀者將運動的實質一語道破：“什麼叫文化革命？其實就是一個報私仇的時候。”余華借許三觀之口，告訴大家文革中人們的癲狂只不過是“借酒裝瘋”，一切被暴露出的令人髮指的的陰毒事實上早已隱藏在人們心中。文革的瘋狂事實上是整個社會“非理性本質”的真實爆發。
許家做為社會的一個小小單位，不可避免地顛簸在這場大劫之中。第一件禍事就落在主婦許玉蘭頭上。潑辣的許玉蘭因被嫉恨者貼了一張誹謗無據的大字報而在萬人批鬥大會上充數做“妓女”陪斗。然後這一“結論”被做為事實而為人們接受－－先有“果”而後“因”，慣常的邏輯推理被完全打亂，而許三觀為妻子送飯的合理行為反倒被視為反常。丈夫和兒子一本正經地給妻子或母親開家庭批鬥會，只因為接受了一個“摸不準來歷”的路人隨口的一句指示。這一切，不由不令讀過余華早期作品的人泛起熟悉之感－－世界瘋了。
然而儘管《許》中到處隱含著余華對世界“非理性本質”的認知，但該作仍大大區別於他早期的作品。這首先表現在余華流露於文本中的感情色彩上余華在八十年代末是以其“零度情感敘述”而知名的，在《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作品中，余華總是不動聲色地將人物推向一個個災難，讀者似乎能夠聽到作者冷眼旁觀的無聲冷笑。然而在《許三觀賣血記》等新作中，余華則流露出隱約的悲憫和溫情。敘述者本身脫去了“非理性”的盔甲，這就很大地緩解了讀者閱讀時承受的心理壓力。如余華在許家周圍設定了一個熙熙攘攘的人群，這是一群永遠樂於窺探別人隱私的普通人，人們閉鎖的個人生活在嘁嘁喳喳的的流言中變形地開放著。然而余華的描寫意不在抨擊而只是要展現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這些閒言者並非如一般文本定式中指斥的那樣“人心險惡”－－“窺探”只是一種愛好，其中並不包藏禍心，如果造成惡果（如因一樂出生的問題而起的許、何兩家的讎隙）也只是無意而為之。這些普通人在別人危難時仍舊寄與同情，比如一樂病重時許多鄰里慷慨解囊，甚至一向不睦的何家也伸出了援手。這樣的處理使《許三觀賣血記》一文洋溢出一種動人的感情色彩，從而給讀者以慰藉心靈的閱讀快感。
其次，《許》中的各種“非理性”現象是建立在我們熟知的生活真實之上的。如小說中的主人公許三觀具有典型的中國式男人的特點：平時罵妻打子，但在危急時刻總是充當家庭的頂樑柱，而且不時表現出父親、丈夫的溫情。同樣，許玉蘭也是一個隨處可見的家庭主婦：沒有多少知識，慣於撒潑罵街，但又勤樸持家，用自己的精打細算使一家人得以度過三年災害的困境。這種切近生活的人物使余華擺脫了以往作品誇張變形的極端化傾向，使作品取得了貌似現實主義的效果，同時也使讀者得以進行傳統意義上的文本解讀，從而增加了文本的可讀性。
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在我看來，是對自己以往文本清醒的顛覆和重建。它在傳統故事的表面下成功地掩埋了後現代主義的感覺方式，作者在此似乎找到了一條表達自己的正確道路，余華依舊是獨特的余華，隨著先鋒派的冷清和退潮，他正以不懈的創作漸漸顯示出自己非凡的藝術功力。
余華作品集
| 余華是中國大陸先鋒派小說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和日文等在國外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