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出 版 社： 山東畫報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8-1
字數： 100000
版次： 1
頁數： 174
印刷時間： 2008/08/01
開本： 大32開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807137115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文化 >> 中國文化
編輯推薦
一張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為人類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片段，觀照百多年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回望這些細節，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每張照片都蘊涵了一個真切、感人的故事。在這裡，它們向我們傳遞的就是這些現代的我們所不知道一切，這些內容包括有人物經歷、抗日戰爭歷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內容簡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歷史的真實，全賴於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獨立話語。令人遺憾的是，在敘述歷史的時候，照片的獨立話語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書籍里，它也不過是某種歷史結論的旁證，或某個歷史的概念的圖解。《老照片》試圖在這方面有所改變，把照片置於觀照的中心，讓照片自己來訴說。有時候，照片蘊含的話語、傳播的意味，遠不是幾條簡單的歷史結論所能涵蓋的，而歷史卻只有正視和傾聽照片的話語，才能鮮活生動起來。目錄
邢文舉 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下）趙絪 在苦難中磨礪——寫在父親趙儷生先生的祭日裡
時玉珍 我的姥姥
祝偉坡 先父的兩張老照片
李亦園 與母親的合影
徐小五 老照片引起的回憶
李偉 走進歷史的卜少夫
沈建中 再讀司徒雷登
陳志超 我與孫瑜的忘年交
蔡登山 郎靜山鏡頭裡的名人往事（二）
黃岩 出國築路親歷記
徐化揚 我的大學生涯
蔣世承 1934年五世同堂的合影
譚金土 老照片上的題識
夏偉 1930年代的萊陽鄉師
程以正 在建中的慈禧陵隆恩殿
張遠航 1930年版的《南京影集》
馮克力 “真相”種種
書摘插圖
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下）邢文舉 口述 楊民青 整理
周總理在上海聽取我的匯報
我如實匯報了江蘇的奪權情況，於是，“好派”對我表示強烈不滿，“屁派”則認為我是他們的支持者。一時間，南京街頭出現截然不同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好派”說：“《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是不受歡迎的人！”“屁派”說：“《解放軍報》記者邢文舉是堅定的革命左派！”
1967年2月底，我從北京回到南京。4月底，徐學增來電話：“王力同志決定你去上海，加強那裡的力量。”就這樣，我離開呆了五個多月的南京來到上海。
當時的“中央文革”上海記者組，有鄭曉峰、蔣寶琪、孫朴芳、許志成等四個人，加上我共五人。作為“文革”重災區，“四人幫”在上海的追隨者眾多，是非自然也多。我們住在上海延安飯店，這是一棟五層樓，我們住在第四層，這一層是延安飯店的高檔房間。
1967年夏天，周總理陪同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及夫人訪問上海。“中央文革”上海記者組派我到機場採訪。那天到機場迎接的，除了上海市革委會的主要領導徐景賢、王秀珍等人，還組織了一些歡迎民眾，場面挺壯觀。這是上海奪權以後的首次外事活動，有關部門擔心缺少經驗，生怕考慮不周出洋相，而結果偏偏如此。
專機在停機坪停穩後，卡翁達總統首先走出機艙，接著是周總理，然後是卡翁達總統夫人及其他隨行人員。
開始，歡迎人群還能保持一定隊形，但等卡翁達和周總理走下飛機，前面的領導就先亂了套，在場的人，個個急著搶先目睹周總理，顧不上什麼外事紀律了，人們把周總理團團圍住，將卡翁達總統和夫人拋在了一邊。
周總理撥開圍著他的人群，對工作人員人喊道：“總統呢？夫人呢？”說著，總理將卡翁達和夫人推到前邊，把前來歡迎的上海市的領導一一介紹給總統和夫人。徐景賢當時是上海的第三把手，人稱“徐老三”。徐景賢握著總理的手，不好意思地說：“總理，我們組織得太不好了，請總理一定原諒，一定原諒。”這時，混亂的歡迎人群才稍稍平靜下來。
當時我站在一邊，聽周總理回答徐景賢說：“非常時期，非常時期，出一些事在所難免，可以理解，不怨你們嘛，以後就有經驗了。”
第二天晚上，周總理召我去他下榻的賓館匯報工作。事前，聽徐景賢說周總理已讓上海同志匯報了一次。
那時我對馬天水的印象不錯，我向總理匯報說，馬老是多年分管工業的老幹部，對上海的工業生產很熟悉，上海電力緊張，每次開會分配用電指標，馬天水不用拿本子，哪個企業該給多少電，他都說得一清二楚。
我還向周總理匯報了青浦的武鬥情況，我說，當地農民對紅衛兵的行動不理解，有些農民拿著鐵棍，見到前去造反的紅衛兵就打，聲稱要進城找紅衛兵算賬。“工總司”頭頭王洪文派去大批工人，才將事件平息。
周總理說，農民和紅衛兵發生矛盾，這是個新問題，一定要認真研究，吸取教訓，要教育好農民，不能和紅衛兵對立。我的匯報一直持續到深夜，秘書不時送來急件，請總理批示。
匯報結束時，周總理問我：“江蘇的情況，你還知道不知道？”我回答說：“我調到上海後，對江蘇的情況不大清楚。”已是深夜，我注意到，總理秘書早在一邊直打瞌睡。
周總理送走卡翁達起程返京的那天早上，我正在上海無線電七廠採訪，上海市革委會打來電話，通知我到機場送行，囑咐我一定要快，不然就趕不上了。我立即讓司機驅車直奔機場。為了趕時間，司機不管紅燈綠燈，一路飛馳。司機對去虹橋機場的道路十分熟悉，此前，我們寫的上報材料，都是送到機場由民航班機飛行員帶到北京的。“中央文革”與民航局有約定，各地的“中央文革記者”可通過民航班機傳送文稿。我們和虹橋機場的人很熟，需要乘飛機，不必事先購票，只要有座位，就允許我們上飛機。
我們飛車趕到機場，幾分鐘後， 周總理的車就到了。記得那天前來送行的，只有徐景賢、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等很少幾個人。總理和我們一一握手道別，說：“我已經說了不讓你們送，怎么還來送啊？”
許世友將軍
我們所住的延安飯店四層有一個套間，那是許世友司令員來上海住的地方，他的夫人田普經常住在那裡。那時的王洪文，僅是上海“工總司”的造反派頭頭，後來為了工作方便，給王洪文在延安飯店的二樓安排了一個普通房間。
早在南京時，我就和許世友、田普熟悉了。那時的許司令，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來華東飯店，到我們記者組坐一坐，嘮一嘮，既談“文化大革命”，也嘮家常。記者中，我算比較健談的，許司令性格豪爽，很願與我交談。
在南京，許司令曾多次請我吃飯，有時一個星期請一次。許司令請我吃飯，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也能喝些酒。許司令願意交往能喝酒的記者。許司令請客，第一道菜是狗肉，然後是野鴨、野雞等野味。我們倆一頓一瓶茅台酒，一邊對飲，一邊閒談。在安徽，許司令曾請駐那裡的“中央文革”記者劉慎思吃飯，劉慎思後來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我曾與許世友司令員對飲》。
許司令愛喝酒愛請客，為了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他曾宴請在江蘇省和南京市搞“三支兩軍”的同志，要他們一定按毛主席指示辦事，搞好“三支兩軍”。許司令也宴請過江蘇省的造反派，但他請的都是擁軍派，對“反軍派”、“亂軍派”，他理也不理。
其實，閒談也離不開政治。1966年的冬天，聶元梓、蒯大富來南京，住在南京大學匡亞明的房子裡，找我談江蘇的情況，我與他們談了一個鐘頭。事後的一天，許世友來到華東飯店，當時正好我一個人在家值班。
許司令員對我說：“那天，造反派在五台山體育場開批鬥大會，聶元梓、蒯大富他們，給江渭清戴高帽子、戴風箏，對革命老幹部，他們怎么能這么做呢？那天我給周總理打電話了，周總理說，我們說他們不聽啊。你說，他們算什麼東西？……什麼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我給毛主席打電話了，我說，主席，我要把他們給幹掉。毛主席對我說，你可不能給我動他們！我說，好，主席不讓動，我就不動。可我總覺得他們不像好人！”
在南京“紅總”準備奪權的日子裡，許司令把我緊急叫到南京軍區作戰值班室，我進門一看，裡面坐滿了人，都是負責作戰的高級指揮員。其中有我認識的張才千副司令，他後來調任總參副總長。許司令見我趕到，大聲對我說：“邢記者，你快去給我查一查，聽說今天晚上，造反派要抄江蘇省委所有十三級以上老幹部的家，我讓作戰部下令了，只要他們敢抄家，我就下令開槍，我已經請示葉帥了，他們同意！你趕快給我查查！要不然我就開槍啦！”
我馬上隨保衛幹事前往各“造反司令部”，足足查了兩個多小時，未發現要抄家的跡象。我馬上趕回向許司令匯報。許司令說，還是你們調查的情況準確。宣布散會。
南京“一•二六”奪權後，許世友執意住進大別山，遠離是非之地。我聽田普說，大別山生活條件簡陋，洗澡還得用木盆，很不方便。有一天，田普給我打電話：邢記者，還是你勸勸許司令吧，請他回來住吧。於是，我按照田普的要求，直接給在大別山的許司令打電話，請他到上海。
在上海，許司令住進劉伯承元帥住過的別墅。不久，許司令的秘書來接我，要我立即前去。記得那天赴宴的有徐景賢、王洪文、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等人。令我感動的是，儘管後來我被江青點名，關在“中央文革”的“小號”里接受審查，以後只要有政治運動，就要被審查一遍；許司令及夫人田普、女兒田小兵與我的友誼一直沒有中斷，始終沒有把我當壞人而疏遠我。
1969年11月，我已回到瀋陽軍區原單位工作，為女兒和外甥女的參軍問題，曾貿然打電話給田普，試探地問她，能不能送幾個女孩子到南京軍區當兵。許司令和田普滿口答應說，送孩子當兵是好事，來吧，幾個都行。
我帶著兩個女孩子來到南京，田普對有關部門說，許司令員有命令，給她們辦入伍手續、發軍裝。有關部門就女孩子的安排徵求我的意見，結果她倆都到了部隊醫院，一個在鎮江，一個在蘇州。
田普開玩笑說：“我還以為你要送幾個女兵呢，原來就兩個啊，怎么不多領幾個來呢？”這次到南京，許司令請我吃飯時，談起我們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似乎有說不完的話。許司令問我說：“這回你還去上海嗎？”我說：“不去了！”他揮揮手說：“對，你別去上海了。今後，也不要當什麼官了。”
那時物資緊缺，許司令問我：“你這次來，還有別的事要辦嗎？要買點什麼東西回去嗎？”我想了想說：“許司令，我想請您幫我買台腳踏車，在瀋陽很難買到。”許世友立即告訴身邊的人：“去，趕快幫他買一輛。”許司令退下來之前，我曾去北京看過他，那時他已經不能走路。離別時，他深情地對我說：“文舉，你走，我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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