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我們現規定了人口和土地兩種調查表格。這兩種表格主要地是要統計各階級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體地以鐵的事實來解答我們現在許多問題。
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畫,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畫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
現在這兩種表格,我們如能照深刻注意實際的正確的統計填寫起來,是能解決我們許多問題的,特別是現在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深望紅軍政治部每到一處注意填寫,地方政權機關逐鄉去填寫,尤望紅軍中和政府中每個負責人隨時隨地做此種調查和統計。
到底如何才能使調查所得的材料真實正確呢?
第一,必須建立對這一工作的深刻認識,看清楚這一工作的重要,才會以大力注意。
第二,調查的人要不怕麻煩。調查這一鄉,必須找到他們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調查本子,找到這一鄉的經手分田的土地委員和熟悉這一鄉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階級成分和每一畝田為哪個階級占有(屬於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分別清楚,再用硬算的辦法統計清楚,按照實際數目填寫上去。
第三,上級政府派出去指導的同志和政治部負責任的同志,須將兩張表格的內容及調查時要注意之點,詳細向執行這一工作的同志說清楚。特別是要說清楚:富農標準要是以剝削為他收入的相當部分。那些少量放賬或借賬的人還是列在中農。那些原是僱農,中間(未革命前)已經租得土地耕種的人還是列入貧農。那些全家不耕田,專靠獨立勞動(做裁縫、木匠等)謀生活的才叫獨立勞動者。半耕半做手藝的還是按照他的經濟地位列入貧農、中農或富農裡面去。自由職業者與流氓的分別,是在自由職業者謀相當正業(如醫生、教員等),流氓無一定職業,生活行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壞的事多。
以上各項,如果調查時不弄清楚,則自己茫無把握,必致把階級成分弄錯了,失了統計的正確價值。
這兩張表格――土地表格和人口表格有密切聯繫,填寫時必須同時進行。無論個人或團體,填寫好了可封好直接郵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收。
我們的口號是:
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
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澤東
總政治部主任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刊印。
“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1959年秋冬季節,各省、市、自治區曾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村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調查,調查的情況由新華社匯集後以內部參考資料的形式編輯成兩大本《農村人民公社調查彙編》,於1960年5月下發各級黨委作為指導人民公社工作的參鑒。
50年後,重新翻閱這些材料,深深感到,這樣一次全國規模的調查,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顯然有著巨大的差距。出現如此令人困惑的情況,原因何在呢?
《彙編》包括了27個省市區的172篇調查報告,試以安徽和河南兩省為例來看看這次調查的內容。《彙編》中具體介紹了安徽省14個人民公社、河南省11個人民公社的典型材料,數量分別居各省市區的第一和第三位(第二位是四川的13個)。安徽的14個公社分布在皖北的渦陽、宿縣、蕭縣、阜陽,大別山區的金寨、岳西,長江沿岸的南陵、當塗、望江、巢縣,皖中部的來安、定遠、桐城、壽縣。河南的11個公社分布在豫西的靈寶,豫東的商丘、民權,豫北的嵩縣、新鄉,豫南的魯山、郟縣,豫中的鄭州、長葛。從地域上看遍及全省各個不同區域,具有代表性。但從反映的內容看卻是另一回事:《吃甘蔗節節甜,上樓梯步步高》、《十萬人的大公社》、《高山飛出金鳳凰》、《黃泥崗上喜收雙季稻》、《誰說澎河水不能倒流》、《紅光萬丈照白河》、《公社花開幸福來》、《人民公社力能回天》等,全部是歌頌和讚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帶來的巨大變化和大大改善了民眾生活方面的。
這些調查材料,即使記述的都是真的,也是個別的現象,而不是當時人民公社的普遍的情況。在1959年底的安徽和河南,農村比較普遍的實際面貌是什麼樣呢?安徽省的情況是:1959年全省農業總產值23.06億元,下降到1952年的水平。糧食總產量700萬噸,比1958年減產185萬噸。而當年徵購量為350萬噸,全省農村人均口糧只剩下100公斤,到1959年底,物資供應日益緊張,人民生活的困難局面表現得很明顯。河南的情況也差不多,1959年河南全省農業總產值只有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了8.9%。全年糧食產量為974.5萬噸,比1958年減產290萬噸,已經低於1951年的產量。棉花減產1861.5萬公斤,下降了7.9%。大牲口減少了35.4萬頭,下降到了1949年的水平。河南信陽專區下屬的18個縣市中,有15個縣市從1959年10月就開始出現非正常死亡事件。這兩個省份是這樣,全國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同樣不樂觀。據後來的統計,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15%,棉花減產13.2%,油料減產14%。糧棉油全面大幅減產導致了全國供應的失衡和人民生活的困難。這些困難在1959年的第四季度已經表現得比較突出。但這樣的真實情況,在172篇調查報告裡卻看不到。
為什麼27個省市區的100多個調研組都忽視、迴避了實際上普遍存在的困難局面呢?根子在於,這是一次不實事求是、不正確的調查。
毛澤東在1930年5月撰寫的《調查工作》(後來改題目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931年4月,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里發展了這個思想,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1959年秋冬之際的這場調查活動,儘管規模大、範圍廣,看起來熱熱鬧鬧,但恰恰是一個不正確調查的標本。
這次調查預設了立場和觀點,實際上是以事先已有的主觀認識框框去套客觀實際。這次調查活動的緣起,是八屆八中全會對“右傾”的批判,全會要求全體黨員“必須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站穩立場,劃清思想界限”。全會認為,人民公社是“幾億農民的偉大社會運動,是農業生產大發展、農田水利建設大發展、農民要求協作的社會主義覺悟大高漲的產物”,“迅速地走上了健全的、鞏固的道路”。整個調查活動是從這樣一個預設的、既定的政治判斷出發,到現實中去找證據的過程,對於不符合這個判斷的實際現象,自然就會忽視,甚至會加以曲解和美化。
調查中的態度是昂首望天,而不是眼睛向下。調查組更多的是要考慮如何在調查中體現上級部門的意圖,論證上級部門的既定判斷,而不是傾聽民眾的呼聲和意見,反映民眾的真實意願和要求。所有報告在結論上都與“發展、健全、鞏固”這個主題高度一致。如果與此後不久劉少奇在湖南寧鄉的調研、陳雲在上海青浦的調研相比較,更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別。這種昂首望天、不察實情的態度是調查工作的大忌。以這樣的調查材料作為了解情況、做出判斷和決策的依據,勢必會南轅北轍。
調查對象的選擇存在人為的偏頗之處。中國有幾萬個人民公社,其中必然有好的、有一般的、有差的。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從中選取不同的標本,才能全面反映全國的真實的情況。只選好的,不選一般的和差的,得出的結論自然同實際有巨大的落差。即使在搞得好的地方,也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找各種對象都談談,而不能只聽好的,對於其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卻不聞不問。毛澤東1930年在江西尋烏做調查時,選取的對象包括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貧農和中農、開過賭場的窮秀才、做過商會會長的雜貨店主、在知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破落地主等等,基本上涵蓋了當時尋烏農村的各個社會階層,這樣調查得到的材料才是比較真實的,據此得出的結論才是比較可靠的。
這次調查活動在方法上也沒有抓住要點,沒有抓住當時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澤東曾經提出:調查研究要“詳盡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材料是要蒐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沒有發言權。”從1959年秋冬的形勢來說,人民公社作為我國農村一種新的政治經濟社會一體化組織形式,在經過一年多的運行後究竟是否適合當時農村發展的實際,存在哪些需要改進的問題,是中央急需掌握的。因此調查的要點應放在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上。成績和經驗需要總結,問題和不足更需要總結。因為問題得不到及時發現會帶來嚴重後果。
1959年秋冬之際的這次調查形成的材料和得出的結論,在一段時間內對中央決策產生了一定的誤導作用,拖延了解決“大躍進”問題的時機,使黨、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到1961年春天,問題已經暴露得非常嚴重時,不得不進行全國全面的調查研究補課。這年3月23日,黨中央就認真進行調查工作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指出:近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根本上是由於很多領導人員放鬆了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觀花,不求甚解,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信中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在調查中應採取客觀態度,不應該抱定一種成見下去專替自己找證據;應該是發現事物的真相,不要為各種假象所蒙蔽;應該對調查材料作全面的綜合和分析,不要滿足於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發展規律的觀察。“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
歷史的經驗教訓反覆說明,作任何決策,必須提倡認認真真地“做正確的調查研究”。否則,以“不正確的調查研究”結論為依據而作出的決策,不僅脫離實際,而且因其經過調研而不容易引人懷疑,使得存在的問題更難及時發現,從而造成嚴重後果。1959年秋冬的這次調查活動所提供的教訓,今天回想起來仍令人掩卷深思。
調查研究是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對多年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踐經驗作了生動概括,在思想和理論上闡明了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和科學方法。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個影響了一個政黨和國家的著名論斷。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關於調查工作》一文,對他多年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踐經驗作了概括,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思想。1931年4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發展了這一思想,提出了“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這個論斷是對調查研究的作用、地位、意義的高度概括和集中闡釋,把調查研究這個工作環節推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一唯物主義的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工作方法中的具體表現,歷來受到黨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