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1959年秋冬季節，各省、市、自治區曾經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村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調查，調查的情況由新華社匯集後以內部參考資料的形式編輯成兩大本《農村人民公社調查彙編》，於1960年5月下發各級黨委作為指導人民公社工作的參鑒。50年後，重新翻閱這些材料，深深感到，這樣一次全國規模的調查，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顯然有著巨大的差距。出現如此令人困惑的情況，原因何在呢？
《彙編》包括了27個省市區的172篇調查報告，試以安徽和河南兩省為例來看看這次調查的內容。《彙編》中具體介紹了安徽省14個人民公社、河南省11個人民公社的典型材料，數量分別居各省市區的第一和第三位（第二位是四川的13個）。安徽的14個公社分布在皖北的渦陽、宿縣、蕭縣、阜陽，大別山區的金寨、岳西，長江沿岸的南陵、當塗、望江、巢縣，皖中部的來安、定遠、桐城、壽縣。河南的11個公社分布在豫西的靈寶，豫東的商丘、民權，豫北的嵩縣、新鄉，豫南的魯山、郟縣，豫中的鄭州、長葛。從地域上看遍及全省各個不同區域，具有代表性。但從反映的內容看卻是另一回事：《吃甘蔗節節甜，上樓梯步步高》、《十萬人的大公社》、《高山飛出金鳳凰》、《黃泥崗上喜收雙季稻》、《誰說澎河水不能倒流》、《紅光萬丈照白河》、《公社花開幸福來》、《人民公社力能回天》等，全部是歌頌和讚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帶來的巨大變化和大大改善了民眾生活方面的。
這些調查材料，即使記述的都是真的，也是個別的現象，而不是當時人民公社的普遍的情況。在1959年底的安徽和河南，農村比較普遍的實際面貌是什麼樣呢？安徽省的情況是：1959年全省農業總產值23.06億元，下降到1952年的水平。糧食總產量700萬噸，比1958年減產185萬噸。而當年徵購量為350萬噸，全省農村人均口糧只剩下100公斤，到1959年底，物資供應日益緊張，人民生活的困難局面表現得很明顯。河南的情況也差不多，1959年河南全省農業總產值只有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了8.9％。全年糧食產量為974.5萬噸，比1958年減產290萬噸，已經低於1951年的產量。棉花減產1861.5萬公斤，下降了7.9％。大牲口減少了35.4萬頭，下降到了1949年的水平。河南信陽專區下屬的18個縣市中，有15個縣市從1959年10月就開始出現非正常死亡事件。這兩個省份是這樣，全國其他地區的情況也同樣不樂觀。據後來的統計，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比1958年減產15％，棉花減產13.2％，油料減產14％。糧棉油全面大幅減產導致了全國供應的失衡和人民生活的困難。這些困難在1959年的第四季度已經表現得比較突出。但這樣的真實情況，在172篇調查報告裡卻看不到。
為什麼27個省市區的100多個調研組都忽視、迴避了實際上普遍存在的困難局面呢？根子在於，這是一次不實事求是、不正確的調查。
毛澤東在1930年5月撰寫的《調查工作》（後來改題目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931年4月，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里發展了這個思想，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1959年秋冬之際的這場調查活動，儘管規模大、範圍廣，看起來熱熱鬧鬧，但恰恰是一個不正確調查的標本。
這次調查預設了立場和觀點，實際上是以事先已有的主觀認識框框去套客觀實際。這次調查活動的緣起，是八屆八中全會對“右傾”的批判，全會要求全體黨員“必須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站穩立場，劃清思想界限”。全會認為，人民公社是“幾億農民的偉大社會運動，是農業生產大發展、農田水利建設大發展、農民要求協作的社會主義覺悟大高漲的產物”，“迅速地走上了健全的、鞏固的道路”。整個調查活動是從這樣一個預設的、既定的政治判斷出發，到現實中去找證據的過程，對於不符合這個判斷的實際現象，自然就會忽視，甚至會加以曲解和美化。
調查中的態度是昂首望天，而不是眼睛向下。調查組更多的是要考慮如何在調查中體現上級部門的意圖，論證上級部門的既定判斷，而不是傾聽民眾的呼聲和意見，反映民眾的真實意願和要求。所有報告在結論上都與“發展、健全、鞏固”這個主題高度一致。如果與此後不久劉少奇在湖南寧鄉的調研、陳雲在上海青浦的調研相比較，更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別。這種昂首望天、不察實情的態度是調查工作的大忌。以這樣的調查材料作為了解情況、做出判斷和決策的依據，勢必會南轅北轍。
調查對象的選擇存在人為的偏頗之處。中國有幾萬個人民公社，其中必然有好的、有一般的、有差的。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從中選取不同的標本，才能全面反映全國的真實的情況。只選好的，不選一般的和差的，得出的結論自然同實際有巨大的落差。即使在搞得好的地方，也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找各種對象都談談，而不能只聽好的，對於其中存在的缺點和問題卻不聞不問。毛澤東1930年在江西尋烏做調查時，選取的對象包括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貧農和中農、開過賭場的窮秀才、做過商會會長的雜貨店主、在知縣衙門管過錢糧的小官吏、破落地主等等，基本上涵蓋了當時尋烏農村的各個社會階層，這樣調查得到的材料才是比較真實的，據此得出的結論才是比較可靠的。
這次調查活動在方法上也沒有抓住要點，沒有抓住當時社會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澤東曾經提出：調查研究要“詳盡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材料是要蒐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如果你調查的九樣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末，仍舊沒有發言權。”從1959年秋冬的形勢來說，人民公社作為我國農村一種新的政治經濟社會一體化組織形式，在經過一年多的運行後究竟是否適合當時農村發展的實際，存在哪些需要改進的問題，是中央急需掌握的。因此調查的要點應放在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上。成績和經驗需要總結，問題和不足更需要總結。因為問題得不到及時發現會帶來嚴重後果。
1959年秋冬之際的這次調查形成的材料和得出的結論，在一段時間內對中央決策產生了一定的誤導作用，拖延了解決“大躍進”問題的時機，使黨、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到1961年春天，問題已經暴露得非常嚴重時，不得不進行全國全面的調查研究補課。這年3月23日，黨中央就認真進行調查工作致信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指出：近幾年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根本上是由於很多領導人員放鬆了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觀花，不求甚解，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信中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幹部在調查中應採取客觀態度，不應該抱定一種成見下去專替自己找證據；應該是發現事物的真相，不要為各種假象所蒙蔽；應該對調查材料作全面的綜合和分析，不要滿足於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發展規律的觀察。“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
歷史的經驗教訓反覆說明，作任何決策，必須提倡認認真真地“做正確的調查研究”。否則，以“不正確的調查研究”結論為依據而作出的決策，不僅脫離實際，而且因其經過調研而不容易引人懷疑，使得存在的問題更難及時發現，從而造成嚴重後果。1959年秋冬的這次調查活動所提供的教訓，今天回想起來仍令人掩卷深思。
調查研究是基本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對多年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踐經驗作了生動概括，在思想和理論上闡明了調查工作的重要意義和科學方法。“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個影響了一個政黨和國家的著名論斷。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關於調查工作》一文，對他多年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實踐經驗作了概括，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思想。1931年4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發展了這一思想，提出了“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這個論斷是對調查研究的作用、地位、意義的高度概括和集中闡釋，把調查研究這個工作環節推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一唯物主義的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工作方法中的具體表現，歷來受到黨的高度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