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節選)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
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在他們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完全不怕困難，他們像生龍活虎一般能夠征服一切困難。我們看，延安同志們對於工作是怎樣充滿了負責精神的:“一九四二年農具貸款放遲了一個時期，早一天早開多少荒地!”“抓緊時間，迅速解決各種問題是必要的，遲一天少開多少荒地!”“制定每個農戶的生產計畫。”“領導上抓得緊，檢查嚴，對於完成任務是有決定作用的。”這種精神，對於那些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的人們，對於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在這種精神下，延安同志們沒有一件事不是實事求是的。他們對於他們所領導的延安全縣人民民眾的情緒、要求及各種具體情況是充分了解的，他們完全和民眾打成一片，他們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他們就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民眾的藝術，他們完全沒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種情形，對於那些處理問題不根據民眾要求而根據主觀想像的主觀主義者，對於那些完全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載、下情一點不知的官僚主義者，又是怎么樣呢?豈不又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嗎!我們希望全邊區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這樣的精神，這樣的工作態度，這樣的和民眾打成一片，這樣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學會領導民眾克服困難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使我們的工作無往而不勝利。邊區各縣同志中像延安同志這樣或差不多這樣的人是不少的，我們希望這些同志的模範經驗，能夠很快地推廣到一切縣、區、鄉里去。
二
全部公營經濟事業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經營的鹽業、工業及商業；(二)軍隊經營的農、工、商業；(三)黨政機關經營的農、工、商業。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黨、政、軍人員的生活資料及其事業經費的供給的。這一部分的供給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計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預算看來，超過了人民以租稅形式交納政府的供給量(包括公糧在內)。故公營經濟事業成為我們保障財政供給兩大來源的一個主要基礎，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有其歷史的與現時的原因。還在內戰時，中共中央曾經為了戰爭需要而在江西蘇區建立了一部分公營工商業。那時，為了補助一伙食之不足，也曾經發動過各機關學校種菜養豬的事。那時，只有軍隊還無生產的經驗。那時，因為江西農民比較富庶的條件，還不需要我們自己動手解決糧食。這是歷史的原因。抗戰以來，我們是處在一種非常特殊的地位。國民黨政府對於我們的軍隊，初則只給很少的一點餉，繼則完全斷絕，邊區也被封鎖，迫得我們不得不從事生產自給，維持抗戰的需要。這是現時的原因。
抗戰以來，我們之注意公營經濟建設事業，是從一九三八年開始的。那時，在軍隊方面，由於經費不足，開始了生產運動。但在那時，我們還只是令一部分部隊試作種菜、養豬、打柴、做鞋等生產，其目的只是藉以改良戰士們的生活，還沒有企圖藉以解決一般的財政供給。後來看見試辦的戰士們在做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們果然能於教育之暇做出許多生產工作來了，他們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們因生活改良，逃亡現象也減少了。由於看見這些成效，我們就把這個經驗普遍地套用到那時留守邊區的部隊，由留守處下命令叫各部隊都學著這樣做。但也還是為著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為著解決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時政府方面，開始注意建立了幾個小的工廠，但對機關學校，則連種菜養豬我們也還沒有叫他們做。一九三九年國民黨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國共間的關係不如從前了。邊區的機關學校也增多，雖有外來的一點經費補助，已經分配不過來，我們處在財政供給問題的嚴重威脅下。由於這個原因，迫使我們不得不想到全體動員從事經濟自給的運動。那時，我們在幹部動員大會上曾經這樣提出問題: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我們曾經指出這樣簡單的道理:從古以來的人類究竟是怎樣生活著的呢?還不是自己動手活下去的嗎?為什麼我們這些人類子孫連這點聰明都沒有呢?那時我們又指出:一個處在封建社會裡的被剝削的農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個勞動力生產的事是很普遍的，這樣的一家，不但要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稅給他人，為什麼我們反不如這樣的農家呢?我們的軍隊全部都是勞動力，沒有女人，沒有老人小人，又沒有租稅重負，為什麼還會發生餓飯的事?我們有政府這樣的權力機關，為什麼還不能解決自己的衣食住用問題?我們考察一下從古代的人類到今天的貧農，他們之所以能夠活下去，並且活得同野獸不同的原因，無非就是他們有兩隻手，並且將手接長起來――拿著工具。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我們自己，原來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有兩隻手，我們也可以將手接長起來――拿著工具。這個考察很重要，這樣一來，我們的問題就立即解決了。總之，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於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這時，我們提出的任務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僅僅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決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動員的範圍也不限于軍隊，而是所有部隊、機關、學校一律進行生產，發出了開展一個大規模生產運動的號召。《開荒歌》是那時唱出來的，《生產大合唱》也是那時產生的。這一號召，不僅動員了幾萬黨、政、軍、學人員，也動員了邊區的老百姓，這年老百姓開荒達一百萬畝之多。這一號召又傳播到了華北，在戰場上作戰的八路軍也有許多在戰鬥間隙中從事生產的。這是我們的生產自給運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三個整年。在這一階段中，政府的工業建設發展了一步，軍隊與機關、學校發展了農業生產。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幹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為第二階段，生產自給的基礎已經堅固地打下了。在這兩年中，人員增多了，許多人因外邊頓不住來到邊區要吃飯，為了增強河防三五九旅也來了。軍隊增加了而外援全斷，一切公用的生活資料與事業經費，只能完全從取之於民與取之於己這兩方面來解決。而在取之於己這一方面，兩年努力的結果，從總量上說來，是超過了取之於民那一方面的。這一階段的經驗，使我們發生要感謝那些封鎖我們的人們的感覺。因為封鎖這件事，除了它的消極的壞處一方面之外，還產生了一個積極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而其結果則居然達到了克服困難的目的，學得了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古話，對於我們，是完全自覺地被理解的。
已經過去了的兩個階段中，第一階段，部隊、機關、學校著重於農業，政府則發展了工業；第二階段則著重了商業，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隊與機關、學校堅持了農業為主的方針外，其餘都講究做生意，沒有像在第一階段那樣地重視農業了，但政府、部隊與機關、學校都發展了工業與手工業。此次高幹會後將進到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階段上，我們的經濟基礎已較鞏固，我們的經驗也較多了，應確定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手工業、運輸業與畜牧業為第二位，商業則放在第三位，因為商業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礎於商業之上，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
三
建立經濟核算制，克服各企業內部的混亂狀態。為此必須:第一，每一工廠單位應有相當獨立的資金(流動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轉，而不致經常因資金困難妨礙生產。第二，每一工廠單位的收入和支出，應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續，結束收支不清、手續不備的糊塗現象。第三，依照各廠具體情況，使有些採取成本會計制，有些則暫不採取，但一切工廠必須有成本的計算。第四，每一工廠的生產，應有按年按月生產計畫完成程度的檢查制度，不得聽其自流，很久不去檢查。第五，每一工廠應有節省原料與保護工具的制度，養成節省原料與愛護工具的習慣。所有這些就是經濟核算制的主要內容。有了嚴格的核算制度之後，才能徹底考查一個企業的經營是否是有利的。
四
改善工廠的組織與管理，克服工廠機關化與紀律鬆懈狀態。首先應該改革的是工廠機關化的不合理現象。目前我們有許多工廠在組織上非常不合理，人員眾多，組織龐大，管理人員和直接生產人員的分配不適當，以及將管理大工廠的制度套用到我們的小工廠上面，這些現象必須迅速改變，使一切工廠實行企業化。一切工廠，應依自己經濟的盈虧以為事業的消長。一切從業員的薪給，應由工廠自己的盈利解決，而不支領公糧、公衣與公家的津貼費。其次是實行十小時工作制及計件累進工資制，藉以提高勞動熱忱，增加生產。八小時工作制，是將來大工業發展時應該實行的，目前則應一律實行十小時制，應使職工們了解這是抗戰的需要。平均主義的薪給制抹殺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也抹殺了勤惰之間的差別，因而降低勞動積極性，必須代以計件累進工資制，方能鼓勵勞動積極性，增加生產的數量與質量。軍工生產暫時不能實行計件工資制，亦應有計件獎勵制度。再其次，應改善職工會的工作，發展趙占魁運動[1]於各廠。職工會工作有不適合於提高勞動紀律與勞動積極性的，必須加以改造。一個工廠內，行政工作、黨支部工作與職工會工作，必須統一於共同目標之下，這個共同目標，就是以儘可能節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開支)，製造儘可能多與儘可能好的產品，並在儘可能快與儘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推銷出去。這個成本少、產品好、推銷快的任務是行政、支部、工會三方面三位一體的共同任務，各顧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來的作法，是完全錯誤的。三方面要組織統一的委員會，首先使行政人員、行政工作、生產計畫走上正軌，而黨與工會的任務就是保障生產計畫的完成。再其次，工廠應獎勵最有成績的工人與職員，批評或處罰犯錯誤的工人與職員。沒有適當的獎懲制度，是不能保證勞動紀律與勞動積極性的提高的。
五
有許多的部隊、機關、學校，在他們的生產活動中，負行政指揮責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數人完全不聞不問，而僅僅委託於供給機關或總務處去管，這是由於還沒有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還不懂得，或則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2]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還沒有去掉得乾淨；或則以為政治、黨務、軍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經濟工作雖然也重要，但不會重要到那種程度，覺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這些想法全是不對的。在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下，大多數人做工作，講革命，除了經濟與教育(理論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業務教育，國民教育，均在內)兩件工作以外，究竟還有什麼工作值得稱為中心工作，或所謂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還有什麼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錯，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還有許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邊區條件說來，就大多數同志說來，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我們如果認真地做好了這兩項工作，我們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戰爭，我們也就算很好地協助了大後方的人民。兩項工作中，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去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離開經濟工作而談教育或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而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敵人是絲毫也不會被你傷著的。由於我們有許多負領導責任的同志至今還採取輕視或不很重視經濟工作的態度，以致其他許多同志都學樣，願意做黨政軍學工作，願意弄文學藝術，而不願意做經濟工作。有的女同志不願嫁經濟工作者，似乎認為他們是不大名譽的人，認為與其嫁一個騾馬隊長，不如嫁一個政治幹事，才算不辱沒了她。所有這些觀點，實在都是錯得很的，不適合我們此時此地的條件的。我們必須重新分工。我們要有一批脫離生產事務的革命職業家，我們也要有一批醫生、文學藝術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這些方面的人決不能過多，過多就會發生危險。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幹部必須從現在的工作或學習的崗位上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去。而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制訂經濟工作的計畫，配備經濟工作的幹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將此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僅僅委託於供給部門或總務部門就算完事。
六
總之，所有延安及全邊區各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們不但供給了日常經費的大半，解決了迫切的財政困難，而且奠定了公營經濟的基礎，使我們能夠依據這個基礎繼續發展生產，解決今後的問題。
特別重要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學得了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這是不能拿數目字來計算的無價之寶。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會辦軍事，會辦黨務，會辦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樣樣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七
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的頭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為了革命，為了抗戰，我們向人民要東西是完全合理的。我們的同志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們應做的革命工作，這是很好的。但這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而且還不是第一個方面的工作。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為著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按家計畫、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並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個在農村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並確實生了成效之後，我們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東西的工作時，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擁護，他們才會說我們要東西是應該的，是正當的；他們才會懂得他們如不送出糧草等等東西給政府，則他們的生活就不會好，就不會更好。這樣我們的工作才不是勉強的，才會感覺順利，才會感覺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這就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每個同志(軍隊的同志也在內)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們的同志懂得並且實行了這樣兩方面工作的配合時，我們方能算得上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的革命家，否則我們雖也在做革命工作，雖也是一個革命家，卻還不是一個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對於某些同志說來，他們還是一個脫離民眾的官僚主義者，因為他們只知道向民眾要東西，卻不知道或不願意給民眾一點東西，引起民眾討厭他們。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並向全黨宣傳這個道理。
根據解放社一九四四年一月訂正再版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刊印。
注釋
毛澤東[1]趙占魁運動，是一九四二年開始在陝甘寧邊區的公營工廠中開展的、以邊區公營農具廠司爐工模範工人趙占魁命名的勞動競賽運動。這個運動後來發展到其他敵後抗日根據地。
[2]見《漢書·董仲舒傳》。
簡述
毛澤東撰寫《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期間，親自組織收集經濟和財政方面的歷史的和現狀的材料，為會議撰寫了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
在此期間，毛澤東曾就收集整理材料一事，幾次致信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
12月8日，毛澤東致信南漢宸，指出：“各件均收，寫得很好，大有益處。現我還急需貿易、金融、工業三部分，並須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請你日夜趕辦，於本星期五交我。金融過去原不歸你經手，但現已歸你；工業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將你管的，建廳管的，軍隊管的綜合起來寫成一件，最為適當。”
12月13日，毛澤東再致信南漢宸：“後送各件收到，甚慰。擬再請你對糧食、稅收、貿易、金融、財政、供給等項幹部在自己工作中應注意之點（應興應革），每項寫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給我，以插入報告中教育幹部，對於你今後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幹會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內送我即可”。“每項能寫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們不擾民、不貪污、不浪費而又能完成任務。每個問題分列若干條應注意之事項”。
12月20日，毛澤東再一次致信南漢宸：“請你寫的東西不知著手否？我要的關於糧草、稅收、金融、貿易四部分，每樣要說政策，說工作，是向廣大的幹部說話，使他們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說政策說工作時要批評錯誤意見，批評工作缺點，使他們有所警惕。每樣要有點歷史，有點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應如何作法。請你從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內下一番苦工趕一下，於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將糧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貿易二件請找銀行與貿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糧稅你是熟的。你前交報告很好，只是向少數人說的，不是向廣大幹部說的，故須重寫。你寫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業問題里去了。”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面報告，由賀龍在12月21日和29日向西北局高幹會議傳達。這個報告共10章，原計畫寫的稅收和節約兩章，因高幹會閉幕，來不及寫而付闕如。第一章《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題目改為《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毛澤東在這篇書面報告中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批評了不從發展經濟、開闢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也批評了離開具體條件搞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發展計畫的冒險思想。在公私關係上，毛澤東提出正確的口號是“公私兼顧”或“軍民兼顧”，批評不顧戰爭需要，單純地強調政府應施“仁政”的觀點；也批評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地加重人民負擔的觀點。指出為了抗戰建國的需要，人民是應該負擔的，同時要使人民經濟有所生長、有所補充，才能支持長期的抗戰。“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有許多同志的頭腦還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做了向人民要東西的工作，而沒有做給人民以東西的工作。“我們的第一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在目前條件下，就是領導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毛澤東指出：許多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活動，負行政指揮責任的人不大去管，有少數人甚至完全不聞不問，只委託供給機關或總務處去管，這是由於不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有的人是中了董仲舒等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在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下，就大多數同志來說，中心工作“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