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碑刻記存
袁寶銀崔雲香“老檜曾沾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曲阜既是孔子的故鄉,也是傳說中人文初祖皇帝的誕生地,曾是周代的魯國,漢代的強藩。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給曲阜留下眾多的珍貴文物,歷代碑刻就多達五千餘塊,其中有西漢碑刻六塊,東漢十八塊,魏四塊,數量為全國之冠。這些漢魏碑刻反映了那個時代漢字書法的最高水平,也是歷史研究的珍貴資料。從宋代起就引起文人學者的極大重視,文學家歐陽修、金石學家趙明誠都曾親臨曲阜探訪研究,並收入各自的著述。明清兩代考據學盛行,金石大家更是紛至沓來,對曲阜古碑情有獨鍾。這些漢魏古碑原散落於曲阜各地,是歷代有識之士相繼收集存放於孔廟庭院之內的,新中國成立後,它們被列為國寶級文物。經上級文物部門批准,對原已成為廢墟的孔府西倉進行修復,開闢為專門的漢魏碑刻陳列館,改善了保管條件,便於參觀研究。
漫步陳列館內,從頭至尾,細細品味,跳入眼帘的儘是百看不厭的名碑書法,真是菁華薈萃,令人感慨無限。
西漢刻石共六塊,分別是北陛石、五鳳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王陵塞石、安漢里畫像石刻字。其中最古老者當屬“北陛石”,刻有“魯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字型篆而兼隸,簡質古樸。學者多認為“魯六年”為魯恭王六年即漢景中元元年(公元前一四九年)。此石為靈光殿階石,一九四二年出土於曲阜城東周公廟東側高地,這也是迄今國內已發現的最早的西漢刻石。“五鳳刻石”是西漢的名碑,此石本為魯孝王修宮室禮成之碣,所以又名“魯孝王刻石”。在側方坎中刻篆書三行“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五鳳二年是西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五六年)。該刻石是金明昌二年(一一九一年)重修孔廟時,匠人取石於南池偶得。“祝其卿墳壇刻石”與“上谷府卿墳壇刻石”都是西漢居攝二年(公元七年)所刻,原在孔林內孔子墓前,字型粗豪,無修飾痕。清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移入孔廟。“王陵塞石”一九七年出土於曲阜城南九龍山摩崖漢墓中,上刻“王陵塞廣四尺”,由此可推斷該墓當為西漢魯王之墓。“安漢里畫像石刻字”一九三七年出土,共八塊,分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中石頂部刻文“山魯市東安漢里禺石”也,其四靈之象是迄今發現最早有關這四靈的原始之象。這些西漢的碑刻文字明顯地反映出漢字書體從篆到隸的漸變過程,所有六塊石刻文字都當是出自工匠之手,由此可推知西漢文化的社會普及程度之一斑。
在十八塊東漢碑刻中,聞名於世的有“乙瑛碑”、“禮器碑”、“孔宙碑”、“史晨碑”等。“乙瑛碑”又名“孔廟置守百石卒史碑”,刻於東漢永興元年(一五三年),內容記魯相乙瑛請求為孔廟置百石座史,層層上報直至皇帝,碑文上刻有“制曰可”。此碑真實生動地表述了當時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的細緻,也說明早在公元一五三年,孔廟的官吏職務雖小,食祿微薄,但其任命之權卻直屬中央政府。該碑文的漢隸已臻完備,被歷代書家評為“骨肉勻適,情文流暢”,實是漢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禮器碑”又稱“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東漢永壽二年(一五六年)立,碑文讚頌魯相韓敕造立孔廟禮器,修復孔子車輿,免除孔子母族顏氏和妻族亓官氏邑中差徭等功績,後三行及碑陰、碑側均刻捐款人姓名及錢數。“禮器碑”因其雍容華美,四面皆有刻字,曾被古人推為漢碑第一傑作。“史晨碑”立於東漢建寧二年(一六九年),碑陰碑陽皆刻字,碑陽刻魯相史晨、長史李廉請求魯國孔廟“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禮”的奏文,稱“史晨前碑”;碑陰記史晨祭廟的盛況及修治孔子遺蹟的功績,稱“史晨後碑”,所以“史晨碑”又稱“史晨前後碑”。該碑是研究孔廟沿革及祭祀規格演變的重要史料,碑文端正謹嚴,遒勁有力,多為愛好漢隸者臨摹效法,是漢碑的代表之一。此外,東漢碑刻中,還有石紋如竹葉的“竹葉碑”,以及“孔彪墓碑”、“熹平殘碑”等,因其各具特色而聞名於世。
曲阜魏碑僅有四塊,分別為“魯孔子廟碑”、“賈使君碑”、“張猛龍碑”、“李促璇修孔子廟碑”。其中備受推崇的是“張猛龍碑”,向被世人譽為“魏碑第一”。該碑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立於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年),額刻正書魏體,碑文記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興辦學校功績,碑陰為題名,古人評價其書“正法虬已開歐虞之門戶”,碑文中的“冬溫夏清”四字被認為是鑑別有關張猛龍碑古拓、今拓、原拓、翻拓的重要依據。據說有些古人拓碑,每拓一次之後就要把原碑上的某字去掉一點或留下某種印記,使後人之拓永遠不能與前人之拓相雷同相媲美,更不用說偽造作假了,可見古人用心之良苦。“賈使君碑”刻於北魏神龜二年(五一九年),原立於兗州,宋紹聖三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兩度湮而復出,一九五一年移入孔廟。正文記賈思伯兗州任內政績,“使君”是官稱。碑陰上刻宋溫益題記,下刻元人題記,左側有清兗州知府金一鳳題記,又有翁方綱辨非三國魏題記。從這眾多的題記不難看出歷代對此碑的重視,不愧為北魏名碑之一。
曲阜的漢魏碑刻時間跨度達七百年,期間漢字書體的演變進程,從這些珍貴的歷史碑刻中得到了充分而真切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