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
【名稱】《有會而作》【年代】南朝宋
【作者】陶淵明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有會而作舊谷既沒，新谷未登⑴，頗為老農⑵，而值年災⑶，日月尚悠⑷，為患未已⑸。登歲之功⑹，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⑺。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雲夕矣⑻，慨然永懷⑼，今我不述⑽，後生何聞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⑾。
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⑿。
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⒀。
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⒁。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⒂。
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⒃。
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⒄。
作品注釋
⑴未登：沒有收成。⑵老農：作者自稱。這裡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務農已久，一是指年歲既老。
⑶值年災：逢上一年之中的災荒。
⑷日月尚悠：今年的時日尚長。
⑸未已：不停，沒個完。
⑹登歲：豐收之年。功：指農業收成。
⑺朝夕所資：早晚的生活所需。裁：同才。裁通：僅通。這兩句是說：僅能維持生活，不至於斷炊。
⑻歲雲夕矣：一年將盡。云：語氣詞。
⑼永懷：長嘆。
⑽述：陳述。指作這首詩。後生：指子孫。這兩句是說：我不作詩把它記錄下來，後代怎么知道呢？
⑾弱年：即弱冠之年，二十歲。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冠禮，以示成人，但體猶未壯，所以叫“弱冠”。這裡指少年時期。家乏：家境貧困。長飢：長久挨餓。這兩句是說：少年時期家境窮困，到了老年更加挨餓。
⑿菽：豆類。甘肥：甜的和香的。這兩句是說：能吃上菽麥一類的飯就很滿足了，哪敢羨慕那些香甜美味呢？
⒀惄（nì泥）：飢餓的樣子。亞：次一等。九飯：用子思的典故。《說宛·立節》記載：子思居衛，極端貧困，三十天吃了九頓飯。厭：足、滿。這兩句是說：自己老至長飢，還不如子思三旬九食的境遇呢，夏季仍然穿著冬天的衣服。
⒁這句是說對著辛苦和悲傷而無可如何。
⒂粥者：施粥以賑濟饑民的人。這裡指齊人黔敖。據《禮記·檀弓》記載，齊國遭遇饑荒，黔敖在路上準備飯食以賑濟饑民。有一個饑民蒙袂而來。黔敖說：“嗟來食！”饑民揚目而視之說：“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終於不食而去，最後餓死。蒙袂：以袖遮面，是羞於見人的表示。嗟來：吆喝聲，是一種不敬的招呼。吝：恨。徒沒：白白死掉。自遺：自失。這四句是說：自己時常稱許施粥者的慈善心腸。而深感蒙袂饑民行為之不當，吃嗟來之食何足為恨，結果自己白白餓死。這是作者憤激之言，實質上他是不食“嗟來之食”的。
⒃斯濫：為非作歹，指小人的行為。固窮：固守貧困，指君子的行為。《論語·衛靈公》云：“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悠志：所願。夙：舊。這兩句是說斯濫豈是我平生之志，固窮才是我的本願。
⒄餒：飢餓。多餘師：很多人值得我學習。這兩句是說：挨餓也算了吧，古代值得我效法的人很多。
作品鑑賞
陶淵明的詩是智者之詩。他以充滿睿智的內省態度觀照日常的生活，在極為有限的生存條件下，不倦地探尋著保持精神自由的途徑。洞察人生的底蘊，不是被鄙陋平庸的現實所壓倒、所吞噬，而是以遺世獨立的精神超越它、戰勝它，對憂患泰然處之，從而體悟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正是陶詩主要魅力的所在，也是讀者讀其詩所不可不知的。此詩題為《有會而作》，“會”即會意之會，指有所感悟和領會。詩通篇直抒胸臆，寫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體的事由放在序中作為背景交代。究其緣起，乃是值歲暮之際，新谷未收，又適逢災年，糧食匱乏到了難以充飢的地步。這種困厄艱苦的境遇似毫無詩意可言，而詩人卻從中激揚起對生命的執著之情。詩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貧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時期，“家乏”是不甚寬裕的意思，“更長飢”就每況愈下，連起碼的生存條件也難乎為繼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實感和體驗把這種境遇具體化：“菽麥”兩句說只要有粗食充飢就已心滿意足，欲吃粱肉更簡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兩句極言饑寒之切，“惄如”，飢餓狀；“亞九飯”，或是“無惡飯”的訛誤，意謂飢餓時進食無不覺得可口；“當暑厭寒衣”則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禦寒而夏又以為累贅。這幾句寫得惻惻動人，非親身經歷備嘗滋味者不能道。“歲月”兩句又一筆兜回，將辛酸淒苦而又無可奈何的悲涼心情和盤托出。這裡說的“歲月暮”，既指臨近年末，又指老之將至。人生本來短暫，而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從中來！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質上極度匱乏的憂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兩句更是感慨系之，從而以為下文的張本。
詩人並“不戚戚於貧賤”，面對人生的苦難，他反而更加珍視生命。詩人是從身、心兩個方面來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沒空自遺”四句，是先從“身”方面說。詩人借著對一個故事的評說，弘揚了富有哲學意味的“貴生”精神。這個故事見於《禮記·檀弓》，大意謂齊國饑荒之年，黔敖施粥於路，有飢者蒙袂（以衣袖遮面）而來，黔敖曰：“嗟，來食！”飢者因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詩人從重生的立場，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對蒙袂者的行為則持批評態度。這種貴生思想的淵源主要來自莊子。莊子主張“保身全生”，反對“危身棄生以殉物”，《莊子·駢姆》說：“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應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為了區區一事的榮辱而輕易地捨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當外界的險惡環境使人淪於極其卑微可憐的地步時，這種強調個體生命存在的貴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種精神支柱和自衛武器。詩人為了與苦難抗衡而從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氣，因此也是不無積極意義的。“斯濫豈攸志”以下四句，又是從“心”的方面說。詩人不僅重視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視對生命意義的自覺把握。“斯濫”、“固窮”兩句，語出《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詩人意謂在貧賤中有無操守，正涇謂分明地把生命的價值判然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貧樂道，從而身處憂患之中，卻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為物役，自甘沉淪，終於在隨波逐流中汩沒了自己的天性。詩人選擇了前者而否定了後者，並且以前賢作為師法的榜樣而自勉。最末的“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兩句，表現了主人公以固窮之志直面患難的堅強決心。詩人從“貴生”、“守志”也即身心兩個方面領悟了生命的真諦，這就是此詩“有會”的主旨所在。陶淵明把莊子對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強不息精神結合起來，從而表現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揚，表現出歷劫不滅、睥睨憂患的內在力量。現實的色調愈是灰暗和沉悶，其主體精神反而愈見活躍和高昂。陶淵明其人其詩之所以感召了無數後人的奧秘，其實就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