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紀錄片《敖魯古雅·敖魯古雅》
類型:紀錄片
長度:92分鐘
時間:2006年
導演:顧桃
製片人:馬麗
攝影:顧桃
剪輯:周宇,丁若水,王騰可
簡介
中國北部的大興安嶺,有一支頗為傳奇的民族——使鹿鄂溫克。 300年前,他們來自更北方的西伯利亞。他們世代以打獵和飼養馴鹿為生,擁有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
他們喜歡喝酒,酒後也會鬧事,他們喜歡馴鹿,因為馴鹿是他們的生活。他們用最原始的生活方式,演繹一個民族的傳統,也哭訴著敖魯古雅文化消逝的悲哀。喜歡敖鄉的那位藝術家,更喜歡經常酒後鬧事的柳霞。藝術家最珍貴的就是自己畫完的話,立刻就燒掉,他不同於世俗,不同於另一類最正常的藝術家,他的畫,給天看,給地看,給月亮星星看,也給自己看,這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追求的是真正的藝術,不做金錢的奴隸。
2003年,他們走出大山,搬進政府所建的定居點,禁獵也隨之來臨。失去森林和獵槍的鄂溫克人深感寂寞,部分族人回到山上,重新開始傳統的生活。時光悄悄流逝,鹿鈴聲也漸漸遠去……那片曾經熟悉的森林還會屬於他們嗎?
不得不承認的是,顧桃導演實在不容易。他喜歡回歸自然式的生活,因為在他心中那是自由的象徵,那是最淳樸的記憶,那裡的人最真實,不用演示自己的憤怒和嫉妒,這就足夠了。他們的生活,不亞於沈從文先生在《邊城》里中的美麗。我們現在的生活,不就正是因為缺少那中單純和真實嗎?
顧桃拍片的初衷是出於理性,但影像卻非常感性,仿佛任何技巧和規則都不再重要,紀錄純粹為了讓狩獵部落的最後森林時光在膠帶上自然地流淌。他就是在捕捉,就像曾經以狩獵為業的鄂溫克人捕捉獵物一樣,捉住這些瞬間:鄂溫克人原先的生活方式被徹底扭轉,他們失去了獵槍,失去了森林,失去了馴鹿,失去了野性,失去了像童年一樣純真簡單的生活。而這個消失自然會有一個過渡,這部紀錄片展現的即是這一“過渡”,等時光不留情地蔓延到“樺皮船駛進了博物館”的時刻,他們只能在醉眼中回味過去。這部紀錄片無疑具有高度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意義,也許技巧和表面的節奏都不重要,因為不缺少靈魂。
劇情
敖魯古雅在內蒙古自治區根河市,這裡的居民屬於鄂溫克族雅庫特部落,就是一般所謂使鹿鄂溫克。他們世代以打獵和飼養馴鹿為生,有著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2003年,在不容置疑的政策中,他們走出了大山,搬進了政府所建的定居點,禁獵也隨之而來。一些人無法適應山下的生活又回到了山上,繼續過他們本民族自己的生活。柳霞就是這樣一名使鹿鄂溫克婦女。
上世紀90年代,柳霞的丈夫酗酒墜崖。她開始極度酗酒,每天醉醺醺的,被認為不適合撫養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兒子被送到內地讀書。她的生活基本上是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她可以在公共場所大聲地評價薩達姆、本·拉登;下火車時,“拿一下!警察!”——讓警察幫她拿東西;她看誰不順眼就打誰,往死里打……但同時,她還是一個紮根於大自然的詩人,馴鹿輕輕地舔她的臉;她喝酒時對著小狗說,“乾!”她隨口都能朗誦出動人的詩篇——“太陽是我母親,月亮是我父親,星星是我兒子,天上都是我的。我能看到什麼,鹿,馴鹿。我還能看到什麼,雪,下雪……”
片中還有幾個特別可愛的人,他們的每個動作每句話都讓人回味。他們隨手採摘野蔥入餐,“大自然就是這么隨便,蔥都滿地跑”。他們訓練獵狗,“警察不能抓狗吧,狍子是狗抓的”。然而,等待他們的命運又會是什麼呢?
導演簡介
顧桃,1970年出生在內蒙呼倫貝爾,2000年開始《蒙古表情》的拍攝(15000張蒙古人肖像組成的成吉思汗 觀念攝影);2001-2003年《正在消逝—“船”主題攝影》;2005年開始《敖魯古雅·敖魯古雅……》(紀錄片);2005開始《我的身體你做主》(紀錄片);2006開始《呼麥北京》(紀錄片);2006開始《中國行為》(紀錄片);2006開始《中國宋莊》(紀錄片);2007開始《神·翳》(紀錄片);2007開始《雨果的假期》(紀錄片);2008開始《托河 托河》(紀錄片) ;2008開始《最後的犴達罕》(紀錄片)。
我理解的紀錄片一定要有生活經歷或者經驗。開始拍攝時我有過那種偷窺感,但是一段時間之後,成我自己的生活了。他們每個人都那樣有個性,他們表達自己的方式又很不同——對愛,對生死的態度。他們信東正教,有意無意地都讓我一下子就進入到那個群體。我突然找到了表達的方式。之前的困惑、難過、落寞、那種沒有方向的痛苦,一到了敖魯古雅就完全化解了。所以並非是去做這個片子有多興奮,而是自然而然地一年一年,一個季節一個季節就這么生活下來了。
評價
一般紀錄片或者人類學的電影總是難免擺脫不了對於時間的空間化,即總是把一些落後族群的現在視為“我們”的過去,考察落後地區的當代生活,成為觀察“我們”過去的一種手段,但是本片卻充滿了現實的關懷與幽默。
誰都可以看出,使鹿鄂溫克人的生存狀態是不容樂觀的,千百年的傳統在他們這一代似乎就要斷掉了,他們將脫離血脈相連的大自然,在山下住千篇一律的樓房,從事機械而重複的勞作。其實他們狩獵是非常有原則的,母獸和幼獸從來不捕殺,他們捕的是老弱病殘。影片中似乎暗示其他偷獵者造成了現在的生態危機,政府禁獵禁的應該是這些偷獵者,鄂溫克人是受害者。其實,這種傾向是不客觀的。鄂溫克人的下山是一種現代性發展的必然結果。
是不是可以說,鄂溫克人生活的變遷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產物,也是現代性不可分割的伴侶,同時是秩序構建和經濟進步必然的副作用。因為每一種社會秩序都會使現存人口和他們生活的某些部分成為“不合適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們需要的”,而經濟進步必須要貶低一些曾經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會剝奪倚靠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謀生手段,比如鄂溫克人與大山和森林唇齒相依的狩獵勞動。
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和更精煉集中的勞動生產與消費,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有關鄂溫克人經歷的這種變遷的痛苦,我們在烏熱爾圖或者薩娜的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但是除了留下一些歷史的記憶以外,誰也不能給出解決的辦法。政府的決策顯然是英明的,但是這並不能解脫當事人的痛苦,也許這是社會進程中無法克服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