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戰》[紀錄片]](/img/3/17d/nBnauM3XwUjM4ETO1QTM5YzN5QTMxEzNzITNzQTNwAzMwIzL0EzL0A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我的抗戰》[紀錄片]")
概述
《我的抗戰》領先電視台3個月網路獨家首播，並將於11月在電視台播出。活動現場，
我的坑戰小崔向大家講述了在創作該片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個個嚴肅、樸實卻鮮活、感人的故事，期間還用微博與網友現場互動。做了15年電視、熱愛電影的崔永元表示，計畫在明年與搜狐娛樂聯手打造一檔全新的原創網路視頻節目，該節目將開創國內“電視-網際網路”跨界定製式節目的先河。
介紹
我的抗戰3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我的抗戰》取材於崔永元自籌資金自領“口述歷史”團隊歷時8年採訪中的很小一崔永元和姜文部分。用崔永元的話來形容，該片是一次“更接近口述歷史”的紀錄片嘗試，且是更具傳奇和夢想的結晶。“口述歷史”的緣起是崔永元2001年訪日時在NHK看到的龐大的影像庫，他認為做這樣的“影像史記”和“哪兒出事趕緊派過去”具有同樣的意義。而選擇歷史題材作為突破口則是興趣使然，並且關於抗日戰爭真實歷史的訪問是仍能尋根溯源的，只是“不能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他們年紀太大了，他們慢慢的在失去記憶。” 團隊希望用真實而親近的背景交代、歷史影像來記錄這一切，並通過木刻風格動畫串聯起那些白髮蒼蒼的老者們親歷戰爭的回憶。他們大多是當年的普通一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採訪，也是最後一次。
全部32集影像每集均有一個主題，所表現的或是關鍵戰役、或是人民武裝、或是國際援助、或是武器補給、或是戰時情感、或是偽軍戰俘……從儘可能完備的細節與側面還原戰爭的全貌是拍攝此片的初衷。總導演曾海若針對全片的風格曾表示：“第一，使用動畫；第二，強烈的故事性；第三，情感至上，所有的片子必須有情感點，不能做得漠不動心。”而且他堅持認為口述歷史的節目應該做給年輕人看。
紀錄片《我的抗戰》－崔永元
戰爭勝利已經六十五年，全面抗戰爆發已經七十三年，九.一八事變距今已經七十九年，能親歷這場戰爭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事實上，《我的抗戰》涉及的採訪對象平均年齡超過九十歲，百歲老人也有不少，他們真正經歷了戰爭，他們的敘述既是對一生最珍貴的總結，也是活生生的故事。他們親眼看到的，親身經歷的，遠比書本和教材更讓你印象深刻。他們的眼神和表情，就是歷史最好的註解。
《我的抗戰》大量使用了具有版畫風格的動畫。一方面，在真實的抗戰歷史中，版畫是激勵民眾抗戰鬥志的最重要的宣傳手段之一，所以《我的抗戰》也選擇了版畫作為風格走向。另一方面，大量使用動畫，是為了豐富老人們的回憶。關於抗戰的回憶既有著歷史凝重感，又是最生動的生命痕跡，卡通片的段落，既能讓老人們的敘述生動活潑，又能引起年輕觀眾的興趣。我們將這種真人敘述歷史，動畫演示場面的紀錄片，稱為“動畫歷史紀錄片”。
除了當事人敘述，卡通片展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看點是歷史影像和圖片。影像很大一部分來自國外購買的中國抗戰時期的歷史資料，圖片則來自兩個途徑，一是當事人的私人相冊，他們將經過戰亂和歷次運動後，留下的珍貴的私人照片，無償交給劇組使用，這些照片記錄了他們當年的青春和情感。另一部分圖片，來自抗戰期間出版的報刊雜誌，尤其是日本軍方的出版物，其中很多照片，展示了日軍眼中的中國軍人和中國人民的勇敢。戰爭場面，是《我的抗戰》中很重要的部分，紀錄片直面了很多次重要的戰爭，用歷史影像和動畫重現了很多次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例如淞滬會戰，台兒莊戰鬥，平型關戰鬥，百團大戰，松山之戰，飛虎隊空戰，反掃蕩，拔據點，敵後武工隊等等，這些戰鬥場面，充滿了當事人的獨特細節，在《我的抗戰》中呈現出的這些戰鬥，不同於以往，就是因為這些戰鬥的片段，都是老人們的親身經歷和獨特體驗。《我的抗戰》描寫了很多英雄，也描寫了很多普通的戰士，但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悲壯深情。例如守衛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孤軍奮戰，例如張自忠、左權誓死報國，例如松山之戰戰到一片焦土，常德、衡陽保衛戰驚天地泣鬼神，等等等等。英勇的故事，是《我的抗戰》重要的部分
創作背景
自1996年加入《實話實說》欄目組起，崔永元便成為電視螢屏上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更被觀眾親切稱為“鄰家大媽的兒子”。從事電視工作15年來，小崔共錄製300多期《實話實說》、300多期《小崔說事》和《小崔會客廳》、250期《電影傳奇》、50期《我的長征》、20期《我和我的祖國》和32期《我的抗戰》，近千期的電視節目也為小崔奠定了一個新的高度和起點。
這15年裡，崔永元還始終保有他對電影的熱愛，不但在央視播了五年半的《電影傳奇》，還在京郊懷柔創立了一間私人博物館——電影傳奇館。該館藏有3000餘件“小崔的寶貝”。 在建館過程中他曾說：“我很明確自己的想法，要找一個場所，把我收集到的這些關於電影的藏品拿出來，和愛好電影的朋友們一起欣賞，分享我們共同的快樂。”
而今對小崔來說，他最大的心愿便是製作“口述歷史”系列節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曾表示，“口述歷史”會成為自己後半生最主要的工作，他會和自己的“口述歷史”團隊一道，盡最大努力挖掘、搶救和記錄歷史。
創作歷程
崔永元在主持人身份之外，崔永元做的事情更接近於個人理想化的嘗試：8年時間，採訪3500個老人，收集口述歷史影像300萬分鐘，紀錄影像300萬分鐘。他製作的紀錄片《我的抗戰》將在央視播出，這在他龐大的影像資料中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人們記得2002年的崔永元，是因為他在抑鬱症與失眠的困擾中突然離開了《實話實說》。吃了兩大箱子的西藥、中藥，病好了，回不回去？他選擇了“不”。
“當時做《實話實說》非常偶然，他們找不到好人。我比他們找到的人多少強一點，就我做了。我做了六年半。在做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好人。但是我發現從九六年到零二年這六年半，我要和好人告別了。因為當你在場面上做事，你必然要應對或者應付。你得知道見什麼人說什麼話，你得會寫報告，你得會回答你的上級、你的同級、你的對手的質問。我發現我的為人越來越圓滑，已經跟我做人和我父母對我的要求越來越遠了。”
也就在2002年，他開始籌劃做些其它的事。“我的心理醫生說你喜歡乾什麼你就乾什麼。”他想到了電影，還有歷史。 隨後在央視播了五年半的《電影傳奇》，是從小痴迷電影的崔永元轉向口述歷史採集者的開始，“為了做節目同時要採訪老藝術家，很快，兩三個月後我們就覺得原來的採訪方式不行了。採訪我們當時很功利，這個導演拍過哪幾部電影，演員演過什麼，夠節目用就行了。但是他們坐在攝像機前實際上滔滔不絕，講很多與電影相關或者無關、完全是自己人生經歷的事情，特別打動我們，我們忽然覺得其實它是歷史，而且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電影的歷史，它是人的歷史，一個社會的歷史。”採訪的時間越來越長，為做節目15分鐘就可完成的任務，崔永元卻讓老人們撒開了講，講他所經歷的時代，歷史事件，以及風暴，“我們開始學習口述歷史蒐集的方法、分類、考證方式，整個團隊陷了進去。這是一個很大的深坑，本來5塊錢能幹成的事，一下變成5000塊錢了。”
八年後的今天，他們已經採訪了3500個人，其中大部分年齡超過了80歲，90歲、100歲的大有人在，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300萬分鐘，紀錄影像300萬分鐘，歷史老照片超過300萬張——數字還在不斷更新，因為採訪每天都在繼續。
如果有孔子的採訪，誰還聽於丹心得？
他成立了一個公司，叫“清澈泉”，原來是在央視的體制下做“制播分離”的嘗試，做了《我的長征》、《小崔說事》，漸漸的卻整個重心都轉向了口述歷史採集、整理。2008年他們成立了四個採訪小組，分別做電影、戰爭與回憶、外交與留學、共和國發展史方面的口述歷史採集；今年，一個新的方向已經開闢：民營企業家口述史；崔永元希望隊伍還能壯大，每天能有20個小組同時採訪。
花了一億兩千萬，“沒有花國家一分錢，這就是清澈泉。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團隊厚著臉皮籌來的。”他們建立了實體的資料室與線上的資料庫，做完採訪，再做筆錄，一校二校三校，當事人校，所有文本、影像、相關書籍照片、老雜誌的掃描都錄入系統，“這些資料不僅是對我們有用，未來的研究者、歷史愛好者都能很方便地查詢”。小崔的理想是，建一個口述歷史博物館，人們登記證件便能進館查詢、借閱，“學生們能寫出很好的論文”。
他做了很多似乎應該由研究所來做的事：從日本蒐集各種侵華戰爭時期出版的老畫冊；重金從美國購買回五十分鐘的滇西抗戰影像；一些重要的歷史親歷者，他們願意花一兩年時間去說服他接受採訪，即使這些資料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未必能夠公開。
崔永元把他們做的事比喻成“給後人留下一個千百年後還能跟先人內心對話的機會”。“于丹論語心得為什麼火？是因為沒有孔子的採訪。如果《見證•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採訪，誰還聽論語心得啊。《論語》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後才成書的，已經都不對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說的是誰的事了。我們做口述歷史就是直接聽孔子說，然後你發表心得，別聽別人心得了。我們世世代代老聽心得，進步速度會非常慢。”
他覺得這個民族經過了漫長的五千年，卻基本還在一個“混”的狀態，“淺薄，沒有文化，不重視歷史。我說這個話根本就不怕得罪誰。”他舉例子，“比方說犯錯誤，犯錯誤也應該有點自主創新吧，你不能老犯別人犯過的錯誤。前面有一礦難，你又來一礦難，這有意思嗎？我們把人的生命尊嚴放在一邊不提，只說礦難這一件事，都沒勁。我們看到身邊的人，包括管理我們的人，他們犯的錯誤通常都是元朝、明朝、清朝、中華民國就犯過的，還在接著犯，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多年來對歷史的淡漠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歪曲造成的。”
聽爺爺奶奶講過去的故事
一切並不順利。這個月起，清澈泉要停發工資了—實際上，崔永元自己以及部分高層管理者的工資已經停發了兩個月。時代周報記者採訪的那天，公司正在“分家”。崔永元說最近挺苦惱，“因為我的團隊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公司里很多80後，平時他們管崔永元叫崔桑、領導、小崔、崔大爺，而崔永元談起同事喜歡說“那些孩子們”。“那些孩子們說，如果咱不做口述歷史呢？如果咱做電視劇呢？咱做電影呢？哪會發不出工資來啊，只會一年比一年掙得多。”崔永元和其他創立者決定把公司分了，一分為三，各乾各的，“有專門做實業的公司，有專門做電影電視劇的公司，然後我這清澈泉公司只做口述歷史不做別的。所有的員工自由選擇。我不要逼著你天天跟我做歷史，你看著我的面子還不好意思說你不喜歡，實際上你真的不喜歡。”
為了多少回收一些資金，也為了那些採訪的老人能在去世前看到自己的影像出現在電視上，崔永元和他的團隊正在製作一部30集的紀錄片《我的抗戰》。採訪記者張鈞這樣描述他們的工作方式：“好比炒菜，做一盤宮保雞丁，別人是為了做宮保雞丁只找這些材料，我們是幾年裡蒐集了各種各樣的材料，看看比較充分了，抓取一點點先炒個宮保雞丁。”紀錄片所呈現的只是他們口述歷史素材的冰山一角。
在大歷史里，多一些“人”的影子
《我的抗戰》依然是一次“更接近口述歷史”的紀錄片嘗試。不得不為之的背景交代、歷史影像，為補足影像缺失而製作的木刻風格動畫，串聯起來的是白髮蒼蒼的老者親歷戰爭的回憶。他們大多是當年的普通一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採訪，也是最後一次，曾海若形容：“他們在做一生的終極回溯。”
“戰爭與回憶”口述歷史的主要採訪者是張鈞與郭曉明。他們都強調口述歷史裡豐富的個人生命細節，對於宏大歷史敘述的補充與匡正。細節是歷史，感受也是歷史。儘管回憶難免帶有個人的視角、生命的陳染、記憶的誤差、甚至自我美化和出於現實利益考慮的虛構，但“對同一個歷史事件，希望蒐集到儘可能多的樣本，在場的人越多，對事件的描述就越全面、具體，有助於對歷史的原貌進行判斷。”張鈞說。
張鈞給記者講了兩個故事：同事郭曉明在重慶採訪一個抗戰老兵，老人剛坐下就開始哭，問他為什麼，他說，“從我參軍以後，我就給我父母寄了83塊大洋，之後再也沒見過他們。”83塊大洋怎么來的？是他把自己賣給部隊，得到的“賣兵”錢。戰後，家人已經不知逃難到何處，再也尋不到。
另一個，關於時代洪流裹挾下偶然的個人命運：“抗戰初期人們都面臨著選擇，但這種選擇又不全是我們想像中完全自覺的。很多人參加抗戰就是因為要找出路。戰爭開始了，工人沒法工作，農民也沒法種田了，這部分人跑出來，怎么辦？要餬口要找事兒。有一個場景挺能說明這些問題。在開封火車站，盧溝橋事變之後，很多平津的學生都從北京跑到了這裡，是繼續跑，還是維持自己的生計先乾點什麼？正好來了一列火車，往哪開不知道，呼呼呼就上去了。有的火車開到了武漢，這票人很多就加入了國民黨的隊伍，有的火車開到鄭州，很多人就加入了共產黨。你上不同火車，可能你未來的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們在做的，是搶救性的採訪。“早十年（開始）的話，抗日戰爭我們能訪到戰役的指揮者，現在可能只能訪到一些士兵。抗戰爆發到現在已經73年了，結束也65年了，當年20歲的小伙子現在已經90多歲。20歲的小伙子當時能做什麼？就是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但也暗合了我們的願望，做普通人的口述歷史。”張鈞說，“我小時候讀歷史課本，裡面有一句話印象特別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新聞動態
崔永元澄清拍紀錄片投1.3億 稱沒想收回成本
央視名嘴崔永元說，《我的抗戰》收集了近400個抗戰親歷者的講述，是寶貴的精神投資，在投資之初就沒想過要收回經濟成本。 《我的抗戰》目前只能在網上點擊收看，而雖然即將登入各大城市台，但其實並沒有真正“賣出”，電視台只是讓出了一些零點以後的廣告時段用以播放，而從2010年4月起，節目組就已經停發工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