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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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第1版(2009年5月1日)
叢書名: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平裝:260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9787214057136
條形碼:9787214057136
商品尺寸:22.6x15.4x1.2cm
商品重量:340g
ASIN:B002DGT1KY

內容簡介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著重研究20世紀初期的中國,探討了民族國家、民族主義與線性進化史之間的密切關係。《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共兩章,論述民族作為啟蒙歷史主體的理論問題;第二部分包括五個倚重文本的個案研究,是杜贊奇撰寫複線歷史的一系列嘗試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進化歷史的範疇和框架籠罩的陰影下閃爍出一星亮光。《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視野宏闊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審視近現代中國歷史,又能從關鍵之點切入,洞察細微,把握要害,融世界與中國、歷史與現實、思想文化與政治實踐和政治制度籌諸多因素於一體,是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學術界“語言學轉向”和美國漢學界“在中國發現歷史”思潮出現以來較具代表性的學術著作之一。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杜贊奇譯者: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叢書主編:劉東
杜贊奇(PrasenjitDuara)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早年就學於印度,後赴美國求學,拜著名漢學家孔飛力為師。現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及東亞語言文明系。其《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曾先後榮獲1989年度的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以及1990年度的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

目錄

譯者的話
中譯本序
導論
第一編
第一章線性歷史與民族國家
一西方學術中的黑格爾傳統
二線性歷史的困境與民族主義的政治蘊涵
三民族國家與啟蒙模式的中國史
四結論
第二章中國和印度的複線歷史
一政治群體的歷史模式
二群體封閉的解析與承異的敘述結構
三現代民族國家體系與歷史問題
四結論
第二編
第三章反宗教運動與被壓迫者之復歸
一自覺意識與歷史終結
二為終結歷史而創造人民
三反宗教運動
四結論
第四章兄弟會與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話語
一19世紀晚期中國的秘密會黨
二礦工、儒家思想與滿族問題
三革命黨人對秘密會黨的表述
四孫中山:現實的考驗與敘述的封閉
五革命意識形態與全球種族話語
六結論
第五章“封建”的譜系:對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敘述
一市民社會與西方中國史研究
二對市民社會的混雜敘述
三實踐中的敘述結構:建國與市民社會
四孱弱的國家與國家主義話語
五後記:梁啓超與《封建制之附論》
第六章地方對國家的敘述:現代中國的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主義
一省與聯邦國家的話語
二湖南:自治與民權
三廣東:民族主義與背叛的政治
第七章中國與印度現代化批評
總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東遊記——記我的學術生涯

序言

中國曾經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並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後,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了越來越富於成果的發展。而到了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中學。
這套書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決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可正因為這樣,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代形態的入口。
當然,既是本著這樣的目的,我們就不能只從各家學說中篩選那些我們可以或者樂於接受的東西,否則我們的“篩子”本身就可能使讀者失去選擇、挑剔和批判的廣闊天地。我們的譯介畢竟還只是初步的嘗試,而我們所努力去做的,畢竟也只是和讀者一起去反覆思索這些奉獻給大家的東西。

文摘

第二章中國和印度的複線歷史
本章將通過考察對中國和印度的各種對共同體的敘述來挑戰那種單一的民族“啟蒙歷史”的觀念。與此同時,我將對頗為盛行的將民族視為與歷史的徹底決裂的觀點提出批評,因為在這樣的觀點之中,歷史只不過是為了適應現在的需要而做出的回溯性的建構,它無所顧忌地把現在凌駕於過去之上,而它自身則屈從於黑格爾主義有關自覺的現代主體的形上觀點。因此,為了在進化的與簡約化的歷史模式之間理清我們自己的思路,我將提出一種複線的歷史觀點,一種試圖既把握過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傳播(transmission)的歷史。
至少從艾密麗·科道瑞開始,在民族主義的學術研究中就形成了一種傳統,從事於解構民族主義歷史中的神話及其對令人不安事件的壓抑。為了提醒我們注意此類傳統的自覺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近指出,約瑟夫·恩斯特·冉南是持批判性不足的方法來論述“早已被迫忘記的”不同政體之間的戰爭,以及這些戰爭最終如何被寫成法國同胞之間的自相殘殺(Anderson,1991:200)。一方面,我同情此類文獻中對於目的論的批評,但同時我又對經常隨之出現的觀點表示懷疑,即:民族主義是一種完全新式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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