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簡介
《左鄰右舍》劇照故事發生在北京某個居民大院裡。1976年國慶節，將近中午的時分。廣播裡傳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錢大嬸搬出老式煤球爐子捅火。畫匠趙春在小板凳上擺弄著一座古建築模型，李樺來來回回從院子裡穿梭而過，他在用車推磚、推灰，準備蓋一間地震棚兼新婚洞房。李樺的妹妹國小教師李秀和錢大嬸的兒子錢國良早已兩廂情願。中學教師賈川帶回一盆菊花，洪仁傑說他是資產階級階級生活方式。而某廠黨委書記李振民則借菊花寄託對生死未卜的妻子周靜的思念。賈川的屋子裡傳出悲愴的大提琴聲。醫生吳萍來給院裡的人看病，她特別關心賈川。
一群七、八歲的孩子，排著隊，跺著腳，大聲唱著《沙家浜》，從後院走近來。洪人傑說他們象鬼哭狼嚎，正好被進院來的公安聽見。小杜寫了批李振民的稿子來請示洪人傑。這時，公安人員以“散發反革命傳單”為名，逮捕了錢國良，並帶走了洪人傑，說他“攻擊革命樣板戲”。
1977年國慶節的下午，大院的背後是豎立起來的高高的腳手架。副食店的售貨車正在大院裡賣東西。前後院的居民們圍著車子熱熱鬧鬧地買東西，說笑。這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頭一個國慶節，大家都在買酒慶賀。李振民又回廠當了黨委書記，洪人傑坐在北屋台階上，心煩意噪，他的車間主任的位置眼看保不住了。李樺和李秀精心照料錢大嬸，李秀髮誓說要等國良出獄。洪人傑的女兒洪欣從外面扭扭搭搭進來，穿得妖里妖氣，跟流氓胡混，一夜未歸。在趙春的牽線搭橋下，賈川與萍走到一起。這時，公安人員帶著賈川的幾個學生來到大院，賈川為他們求情。李振民保錢國良出獄，錢大嬸喜出望外，李秀明向錢國良表示，不管他是不是“犯人”，她都愛他。洪人傑暗中給局長們打的李振民的小報告，被女兒拿去擦鼻涕了。
1978年的國慶節下午，大院的背後已經豎起一座尚未完工的高樓。花壇里的菊花開得正旺。趙春正在一塊木板上把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得的獎狀攤開來晾著。 賈川調到科學院，並要與吳萍結婚，這一天左鄰又舍都忙著為他們張羅。錢國良出獄歸來變得更成熟，他勸李秀不要失望。洪人傑調到局裡，故意不撥原材料給李振民。他說他是局裡檢查團的成員，在院子裡和李振民喝酒的時候，喝醉了撒酒瘋。而他的女兒洪欣要上工讀學校了，洪大嫂得知這訊息氣得昏過去了，左鄰右舍則鼓勵洪欣改好。李振民接到局裡轉來的匿名信，局裡雖然不輕信這類指控，但是卻要李振民交三季度的生產報表。洪人傑沒有想到，他的後台，也是小杜的叔叔離職去黨校學習。他一屁股坐在台階上，抱著頭一言不發。這時，白髮蒼蒼的周靜歸來，她感慨萬分。最後左鄰右舍歡快地照了一張集體照。
作者
蘇叔陽是新時期以來致力於以話劇形式表現十年動亂並取得相當成就的劇作家。他的劇作，基本上沿襲了傳統話劇的寫實手法和線性結構，注重典型環境中典型人物的刻畫和在情節規定時空里再現生活，使劇本富有真實、自然的生活原質感。《左鄰右舍》就是這樣一部代表作。
作品綜述
《左鄰右舍》劇作總的出場人物達三十人之多。但是主要塑造了退休老工人趙春、錢大嬸和她的兒子錢國良、某長黨委書記李振民和他的兒子李樺和女兒李秀，中學教室賈川醫生吳萍以及洪人傑和女兒洪欣、小杜等人的形象。在劇中，這些人物都有了明確的交待。李振民的妻子周靜由於不肯說瞎話，十年受盡折磨，但是李振民強忍住悲痛，把苦楚深藏在心中，只是借菊花來寄託思念，他內心只有一個心愿，要把工廠的生產搞上去。錢國良因散發傳單而被捕，但這沒有使他產生失望或是怨恨之情，反而用自己的經歷來勸解失望的李秀，對中國的現代化充滿著信心。賈川雖然是一個右派，他以拉大提琴、擺弄望遠鏡來派遣痛苦，但是他內心依然在追求著理想。因此醫生吳萍對他產生了愛情。最後劇作家讓已經白法蒼蒼的周靜重回大院。
劇作家也刻劃了“工人階級”洪人傑這樣的人物，但劇作家沒有將他臉譜化，而將他放在大雜院這樣的特定的環境中表現。在這裡，劇作家採用諷刺的手法來表現，如第一幕中，洪人傑因為罵小孩唱革命樣板戲象鬼哭良嚎，被公安抓走。而合唱隊正高歌一句，“……就是好”，頗有點大水沖了龍王廟的感覺。
第二幕中，李樺試著寫小說，洪人傑聽說寫到自己，感興趣地湊上去。李樺說：“你聽，我們院裡，有個工人階級代表，大高個兒，大臉盤兒，五大三粗……”洪人傑聽了正覺得有點意思，李樺又接著說：“就是有點兒毛病，溜奉承敬，尖損刻薄橫，整個兒一個缺德的典型”。洪人傑這才一蹦而起。
這個劇作分三幕，三幕的時間正好是1976到1978年連續三年的國慶節。環境是在北京典型的四合院裡。每幕戲的背景都有所不同，第一幕是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這首歌作背景，而第二幕和第三幕是以腳手架和高樓作背景。這個劇繼承了老舍的戲劇風格，用素描的手法、平實流暢的京白來表現北京各階層，特別是中下層的小人物，顯示出劇作家對於北京民風和民俗的熟悉。劇作家採用建築模型等道具來表現人物對於老北京的感情，最後左鄰右舍合影的一場戲，具有一種類似電影的定格作用，這種結尾的方式，產生了一種日常生活歷史化的感覺。
內容與主題
劇作描寫的是北京一個極普通的居民大院，也是老舍筆下的“大雜院”。在這裡居住著工人、幹部、教師、醫生和家庭婦女等各種人物。第一幕發生在“四人幫”倒台前夕。國慶了，沉悶的空氣籠罩在大院種人們的心頭，看不到節日的歡樂。唯有趁“文革”動亂而當上某廠車間主任的洪人傑仍自以為得意，吵吵嚷嚷，趾高氣揚；青年工人錢國良卻因為散發揭露“四人幫”罪行的傳單而被捕入獄，善良的姑娘李秀與他的愛情也因此蒙上了陰影；中年教師賈川因為演奏大提琴而受到洪人傑的物理斥責，繼而又遭到學生的搶劫。第二幕發生在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國慶節，各項工作和人們的生活已經走上了正常軌道。某廠黨委書記兼廠長李振民已回到領導崗位，這使洪人傑很擔心其車間主任的位置，便將苦悶和擔心變成怒火都撒在鄰居身上。通過小杜與洪人傑的交談，說明新時期開始，許多人頭腦中的極“左”思想亟待清除；錢國良被保釋回家，李秀向他表白堅貞的愛情；賈川與吳萍的愛情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第三幕發生在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個國慶節。洪人傑雖在鄰裡間不得人心，卻官運亨通，當了市局供銷處組長，在原料問題上故意刁難李振民；賈川與吳萍喜結良緣；李振民之子李樺與其女友的愛情也有了每畝；李振民的愛人周靜的冤案平反，平安回家，李振民由想向洪人傑求情而轉為向上級寫信上告。
劇本以七十年代末、粉碎“四人幫”前後的社會生活為背景，通過北京一個普通居民大院中五戶居民在1976、1977、1978年的國慶節里所發生的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及相互間關係的變化，真實而生動地展示社會生活的波瀾和流向，既揭示出“四人幫”的高壓政策給普通人帶來的沉重創傷，辛辣地嘲諷了那些趨炎附勢、投機鑽營的小人，也表現了粉碎“四人幫”後依然存在的種種陰暗現象，表達了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想往與追求。
人物形象
被稱為“歷史怪胎”的洪人傑，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個在十年動亂中被極左思潮扭曲了靈魂的政治投機者、暴發戶。他本來是一個參加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但是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和毒害，使他的心靈受到嚴重的污染，被扭曲了。他自認為自己最“革命”，步步“緊跟”、“改造”他人、“占領上層建築”。他不僅占領了李振民的住房，還飛黃騰達當上了車間主任，顯赫一時，趾高氣揚。由於他總是對大院中的鄰居別有用心地橫加指責和干涉，被人稱為“萬人嫌”。同時，他又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喜劇人物。他整天抓“階級鬥爭”、處處“緊跟”，卻被扣上“攻擊樣板戲，污辱江青同志”的帽子，抓了起來；“四人幫”被粉碎後，他更是六神無主，在苦悶、牢騷、空虛中，還夾雜著一些不甘於大勢已去的掙扎。從洪人傑身上，既可以看到“四人幫”極左思潮給人民造成的毒害和災難，也可以看到他重新回到人民民眾中間，大家幫助他洗滌十年間心靈所受的污染，感受到社會的本質和主流，以及時代發展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向。
李振民和趙春也是劇作中的主要人物。作為廠長兼書記的李振民是一位性格堅強的革命領導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資派”，被迫靠邊站，妻子周靜也被打成反革命關進了監獄，生死不明。:面對這一切，他並沒有消沉，而是更加深沉地思索著。文化大革命後，他又重新出來工作，不僅努力抓工廠的生產和整頓，使生產進入正常的軌道，還堅決同社會上種種不正常的現象進行堅決的鬥爭。趙春是一位退休的老工人，畫匠。他正直、富於同情心、樂於助人。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使他具有了相當敏銳的洞察力，對於“四人幫”的極左路線、洪仁傑無中生有的旁敲側擊，他都絲毫不為其所動，反之，還針鋒相對地駁斥、批評洪仁傑的言行。對於錢國良母子的關心、同情，對賈川婚事的熱心撮合，對洪欣墮落的痛心，都表現了老人正直善良的心田。
其他人物，如敢於與“四人幫”做堅決鬥爭，因散發傳單而被捕的錢國良；對愛情忠貞不渝的李秀；外表沉默寡言，內心十分美好、高尚的賈川；性格率真的李樣，等等，都具有相當深刻的社會內涵，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藝術特色
首先，劇作沒有構置緊張、驚險、曲折的戲劇情節，也不滯留於對生活的一般性記錄，而是以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以一個北京普通四合院中的五戶人家為描寫對象，描寫了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粉碎“四人幫”前後生活命運的變化。劇本以1976、1977、1978年三個國慶節為切入點，三個國慶節構成了三幕戲，而在這座四合院裡生活的五戶人家，在國慶節時的生活和情緒的變化的展示，折射出我們社會生活的歷史性變革，使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撥亂反正的艱苦鬥爭中前進的時代剪影。
其次，劇作還具有濃郁的北京特色。《左鄰右舍》是新時期京華風俗戲的代表作之一。以其鮮明、濃郁的“北京味”深深吸引了讀者和觀眾。一方面，注意通過具有北京特質的人物和生活畫面來增強劇作的北京特色。如對大院中的五戶居民的描寫，沒有硬套人物的階級屬性，而是從生活和性格出發，成功展現出每一個人鮮明的個性，就是著墨不多的街道幹部也同樣很有特色；另一方面，又注意了語言的性格化、生活化。劇作的語言以國語為基礎，適當地穿插了一些北京地方方言，對於刻劃人物、突出人物性格，烘托、增強劇作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都起到於很好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