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封面《旅行日記》中有不少突出的“專題調研”，例如敦煌石窟的發現，可能屬最早的詳述。作者常以高度的責任感參與各地事務，例如他在演說中力勸新疆商界建立商會，振興實業以抵禦俄國的經濟侵略；他在建議哈密民族自治當局選派青年到天津培訓技藝時，還具體到託付家鄉的回族友人要照顧少數民族的習俗。
作者以教育救國為職志，旅行考察的焦點是學堂。本書按其線裝形式及著作年代1910均屬古籍，原書鉛字排印，無標點，不分行。民國三十年1941由家人印行，無“著作權頁”。
作者簡介
溫世霖（１８７０—１９３４），字子英、支英，清末秀才，天津水師學堂肄業。上世紀初，先在家鄉辦溫氏女子家塾，由其母徐氏和妻子安氏主持。１９０５年在城裡鼓樓西辦普育女學堂，又增聘張伯苓之妹張祝春和陸文郁之姐陸闡哉任教，故張、郁都可算是我市的第一批國小教師了。後來，張祝春和天津近代教育家馬千里結婚時，在普育女學堂舉行了新式婚儀，成為津門第一對行鞠躬禮的新婚夫婦。在創辦普育女學堂的同時，溫世霖在天津還參與天津第一份畫報——《醒俗畫報》和《新民意報》的工作，鼓吹新政宣傳進步，兩報的主筆分別請陸文郁和馬千里擔任。以後，這兩份宣傳媒體都因為得罪當局，被迫停刊。
成書過程
溫世霖因領導全國學生運動被“遣戌”新疆，留下一部《崑崙旅行日記》。這個書名可見於網際網路上的日本書目中，要讀卻沒處找，因為遲至２０年後才由其家人作為贈品少量印行。書目把它歸於“邊疆史料”，豈料其內容為近代中國憲政、教育、民族、交通、工商等無數側面的鮮活材料，不啻當時中國的巨幅社會全景圖。編注者在整理這部奇書時，時常激動到“廢書而嘆”，相信讀者閱讀時也一樣。為什麼﹖
“窮覽朔漠，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可驚可怖之狀……”袁宏道《徐文長傳》里的名句，給人以強烈的衝擊。日記記述的西北大沙漠中九死一生的親歷，更為驚心動魄，然而作者筆下壯美雄奇的景觀只能激發萬丈豪情，毫無徐文長式的“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這是由於作者極其特殊的心境：自信趕上了中國士人從未夢想過的大時代、大事業。戊戌變法失敗的痛切教訓，使各派知識分子大大消弭了分歧，一時形成共同立場，正象作者途中結交的某縣老知縣拍案大呼的那樣：“非革命不可”仁人志士們目睹熟透了的條件，堅信中國可以一舉實現自立於先進的民主國家之林。可說這種希望並非虛妄，半年之後，天翻地覆的辛亥革命果然發生了。
遣戌可能是長期的，但溫世霖卻堅信自己很快會回來投入新中國的建設。因此他的流放之旅具有奇異的屬性：堪稱為勾畫“建國藍圖”而提前進行的“綜合考察”。這不是他個人的幻覺，日記顯示，沿途接待他的無數士紳官商幾乎都跟他志同道合，配合其考察，關懷其健康，要他準備為國承擔大任。在甘肅，同盟會孫中山會長從香港派來保護他的兩位專使用大好革命形勢鼓舞他，他也回告孫會長：到新疆後遇有機會“即行發動起義”。
溫作者的押解行程完全出乎讀者的想像：他不象囚車裡的罪犯，倒象視察中的長官。在將近半年的漫長旅途中，他每到一城一鎮，都立即抓緊進行實地調研，重點是地方憲政機構、新舊學堂、警務軍情等新政設施，以及工商經濟、物產資源、山川氣候、民俗官風。他用未來從政者的眼光衡量一切，隨處記下自己的評議、思考。這使《日記》具有與明末志士顧炎武的名著《天下郡國利病書》相類的性質，而在現實價值上又過之遠甚。壯闊奇麗的社會全景圖。日記還包括十多項目價值突出的專題調研，例如敦煌石窟的發現可能是最早的詳述。作者以高度的責任感參與各地事，例如他在建哈密民族自治當局選派青年到天津培訓技藝時，具體到託付家鄉的回族友人照料少數民族的習俗。
作者的旅行又象文化人類學家的“田野考察”，書中記載了無數今人難以置信的奇風異俗。更令人震撼的是西北百姓的極度貧困，最窮的是酒泉以西的甘肅。
然而比貧困更讓讀者驚異的是醜陋背景下綻開的希望之花：連最偏僻的縣城中都掛著“自治研究所”等為實施憲政而設立的機構的標牌。這使百年之後目前階段的國人不禁產生“時代錯誤”ａｎａｃｈｒｏｎ“ｍ 的感慨。那時朝野的共識固然是由國恥和立憲阻力激發的，更有淳厚的傳統倫理作為改革的文化基礎。這樣才能理解何以統治階層如此開明：各省輪替派出的“押解委員”個個成為政治犯的好友；作者到處碰到慷慨悲歌的志士，邂逅無數灑淚惜別的知交，有的甚至不惜棄官相助。
書中天津史料豐富，例如隨左宗棠西征而落足於甘、新各埠的津幫商人的狀況等，讓天津鄉親更感親切。能使各類讀者無不興趣盎然的，還是本書表層的遊記文學。用最後的騷人墨客筆調記下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帶著“舊照片”的惆悵色調，特別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