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傑克.凱魯亞克傑克·凱魯亞克
(Jack Kerouac，1922-1969)，1922年3月12日，凱魯亞克出生於麻薩諸塞州洛厄爾，父母為法裔美國人，他是家中幼子。他曾在當地天主教和公立學校就讀，以橄欖球獎學金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結識愛倫·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尼爾·卡薩迪等“垮掉的一代”。 凱魯亞克大學二年級退學從事文學創作，並輾轉於美國海軍和商用航運公司等處。1950年，第一部小說《鄉鎮和城市》出版。1957年的《在路上》問世後，他成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躋身二十世紀最有爭議的著名作家行列。他還著有《達摩流浪者》、《地下人》、《孤獨的旅人》和《孤獨天使》等作品。 1969年10月21日，凱魯亞克在佛羅里達聖彼得堡去世，享年47歲。
前言
這是一部孤獨天使的手記，孤獨、迷狂、悲哀而充滿質疑！ 這是自海明威以來對美國浪漫文學傳統的第一個清晰可見的發展，凱魯亞克的寫作充滿了瘋狂的性、滑稽的幽默感、淫邪、視野廣泛的路上寫作、對美國童年時代以及青春記憶永遠的抒情呼喚。 凱魯亞克在孤獨峰上63天的孤絕世界裡冥思沉吟，試圖參悟生命的玄機，然而下山後他又不得不重新讓自己淹沒於生活的洪流。
目錄
第一卷 孤獨天使
第一部 荒野里的孤獨
第二部 人世間的孤獨
第二卷 穿越
第一部 穿越墨西哥
第二部 穿越紐約
第三部 穿越丹吉爾、法國和倫敦
第四部 再度穿越美國
序言
一九五七年一月，某個寒冷的夜晚，我遇見了凱魯亞克，並進入了這本小說的第二部——當時凱魯亞克計畫把
《孤獨天使》那晚，我遇見了他——那是《在路上》出版之前的九個月——傑克對出書的結果毫無概念，並沒有預知到他將會一舉成名，而他的達摩流浪者生涯也將從此告一段落。他依舊不走運，在一家雜貨店用身上最後二十美元買東西的時候，店員“黑了”他的錢。艾倫·金斯堡曾請求我拯救他。
我當時21歲，正在度過我自己的艱難歲月。我那時的人生哲學是：沒什麼可失去的。我走進格林威治村第八大道的霍華德·詹森酒店，凱魯亞克就在櫃檯那裡，穿著一件紅黑格子短夾克衫。雖然他的眼睛是令人吃驚的淺藍色，但是他全身上下似乎只有紅黑兩種顏色——他的膚色被陽光曬成酡紅，他的黑髮隱約泛出微光。
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凱魯亞克那么生氣勃勃的男人。不過，當我們都靦腆於交談，我注意到他看起來多么憔悴疲倦。他告訴我，他最近在一座叫孤獨峰的山上做了63天的山火嘹望員，他現在很想重返孤獨峰。
在傑克去丹吉爾跟巴勒斯匯合之前的兩個月里，我們經常在一起廝混，但他從來沒跟我說過他那些孤獨的日子究竟有多么困苦。
也許，凱魯亞克那時正把那63天的歲月轉化成一部小說，並且給它披上回憶的光芒。《孤獨天使》直到1964年才全部完成，其中所包含的虛構成份遠遠低於被他稱為“杜勞斯傳奇”的其他九部自傳性小說。據凱魯亞克的傳記作家安·查爾特斯所言，這部小說幾乎是直接從他的旅行日記里一段接一段抽出來的，而不是通過遙遠的記憶轉換而成的。它被刪節成形，與其說那是一種再創造，毋寧說那就是凱魯亞克引人注目的、通常也是痛苦不堪的生活年鑑。也許就在我給他帶去法蘭克福香腸的第二天，凱魯亞克從口袋裡掏出了他在墨西哥城買來的一個黑色筆記本，開始寫“穿著紅色外套的金色美女，似乎在‘尋找什麼’……99他後來在《孤獨天使》里把我稱為艾麗絲·紐曼。
對於凱魯亞克，寫作是一場反抗虛無感和絕望感的戰爭。它們經常淹沒他，無論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穩。他曾跟我說過，當他老了之後，他絕不會感到厭倦，因為他可以捧讀自己過去的所有冒險史。當他的“杜勞斯傳奇”再無可寫之際，他將把所有小說里的人物名字都統一起來，讓它們變成一部龐大的小說，以便媲美《追憶似水年華》。事實上，凱魯亞克自認為是一個“奔跑的普魯斯特”。不過，在凱魯亞克的生活里，並沒有 “老去”一詞，儘管他最後的停泊處是在佛羅里達聖匹茨堡的一間房子裡面。他的文學聲望逐漸黯淡，跟朋友們來往日漸稀少。1969年，他死在那裡，年僅47歲。
“現在看來，我的生命就是寫作，但那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文字而已。”1943年，凱魯亞克在給童年好友塞巴斯蒂安·桑帕斯的信里寫道。在 21歲那年，他已經了悟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還在同一封信里寫下了這樣奇異的、預言性的話語：“到我33歲那年，我會用一顆子彈了結自己。” “我覺得現在已經完全到達我成熟的頂峰，文思泉湧，寫出了如此瘋狂的詩歌和文字，多年以後，我會懷著驚訝回顧這一切，並且懊惱地發現我已經再也寫不出一個字了。”九年之後，凱魯亞克對約翰·C·福爾摩斯如是說。儘管他活過了他的33歲，接著又活過了34歲，但1955至1956年就有跡象表明，他最富創造力的時期已經接近尾聲。在六年的非凡歲月里，他已經一氣呵成地寫完了7部小說。但就像另外一些少產作家所意識到的那樣，自傳絕非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資源。哪怕在他孤獨峰頂的夏日之前，凱魯亞克就已經擔憂，如果他繼續下去，是否只是早在自我重複。對於一個將生命等同於寫作的人而言，停止寫作就意味著放棄生命。
似乎是為了加重凱魯亞克的自我懷疑，凱魯亞克的作品一直未能付梓出版。直到1950年，哈考特·布雷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鎮與城》。
他起初認為這讓他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回報，但結果卻是這本小說幾乎無人問津，預付給他的一千美元也很快就花得一乾二淨。1953年，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當上了維京出版社的出版顧問。他對《在路上》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那是凱魯亞克在1951年春天用三個星期一口氣打出來的文稿。但維京不敢出版這本充滿了明目張胆的性亂生活的小說。1955年6月，凱魯亞克已經感到無比絕望。當考利和同事凱斯·詹尼遜一起請凱魯亞克吃午餐時，凱魯亞克向這兩位編輯懇求，讓維京出版社每月付他25美元，這樣他就可以到墨西哥城的一間閣樓小屋把手頭的書寫完。對凱魯亞克而言，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請求，但兩位編輯卻認為他是在開玩笑。他們其中一個笑著說：“朋友，你不是在打劫我們吧。”又經過一年半極度痛苦的不穩定生活之後，1956年，考利終於明確告訴凱魯亞克，那年秋天會出版他的《在路上》。(在維京出版社下決心的那三年之中，考利推掉了一系列新書稿。)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凱魯亞克本人對《在路上》並不看好，他認為那只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是分量最輕的一部，比不上他後來創作出來的幾部更為激進的實驗小說，尤其是《尼爾的幻象》(1972 年出版時更名為《科迪的幻象》)、《薩克斯醫生》、《傑拉德的幻象》等。他認為這些小說才接近了“杜勞斯傳奇”的真正聲音——1955年他曾向考利描述過，那是“一種自動寫作的風格，它永遠不停地繼續著，哪怕在我睡夢中的床榻上，騷動也在繼續——那種騷動是《為芬尼根守靈》的騷動，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從20世紀40年代備受託馬斯·沃爾夫影響寫作《鎮與城》，凱魯亞克從一名充滿詩意的年輕小說家轉化為50年代大膽先鋒的波普作家，跟他 194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所結識的那群思想獨立、不同凡響的年輕作家很有關係。在這群關係密切的男性“團伙”中，有艾倫·金斯堡、威廉· 巴勒斯和呂西安·卡爾(他們在《孤獨天使》中分別以歐文·加登、布爾· 哈巴德和朱利安之名現身)。他們互相推薦閱讀(塞利納、尼采、布萊克、蘭波)、評論對方的作品、一起出沒於時代廣場、嘗試大麻和性愛。他們被寫進了凱魯亞克的小說之後，開始以不同的假名成為不同的角色，不斷地從一本書進入另一本書。
凱魯亞克經常能感到他們對他精神深處和理智的吸引。他傾聽他們談話，就像樂迷傾聽音樂，他的想像力被他們言詞的節奏和韻律激發。通過他正確無誤的耳朵和驚人的記憶力，他將他們的聲音織進了自己的文章。
在凱魯亞克看來，他們之中最偉大的空談者非尼爾·卡薩迪莫屬(他就是《在路上》里的狄安·莫里亞蒂和《孤獨天使》中的科迪·珀姆雷)，一個無師自通的天才。他曾經因為偷車三入科羅拉多勞教學校。1947年，卡薩迪搭了一輛灰狗汽車來到紐約。凱魯亞克初遇他的那天，是在東哈萊姆區一棟只有冷水的平房裡，卡薩迪全身赤裸著過來開門。
卡薩迪具有非凡的性魅力、過人的精力和語言能力。這個21歲的“少年犯”在丹佛的廉租屋和彈子房裡長大，不同於凱魯亞克身邊受過大學教育圈子裡的任何人。尼爾讓凱魯亞克想起他在家鄉麻薩諸塞州洛厄爾鎮的工人階級朋友——那是一座工業小鎮，他在18歲那年離開，憑著一份橄欖球獎學金來到紐約讀大學預科。正是卡薩迪激勵著凱魯亞克離開“衰老的東區”，走“在路上”。在1947年到1950年之間，由卡薩迪駕車，他們一起進行了一趟馬拉松似的跨州之旅，其間凱魯亞克發現了他的偉大主題：通過年輕人的目光去審視戰後的美國。這些年輕人已經喪失了美國夢。他們為了去“了解時代”，失去了所有的安全保障，將自己暴露於危險、困難和生活的悲喜之中。凱魯亞克把自己和他路上的同輩們稱為“Beat”(“ 垮掉的一代”)——它的詞根來自beatitude(祝福之意)，因此，它所隱含的意義並非挫敗垮掉而是蒙受賜福。
“你們別把我看成某個單一的人物——”在《孤獨天使》中，也許他將這樣告誡讀者，“別把我看成一個淫棍、一個水手、一個流浪漢、一個老女人的附庸，甚至是一個同性戀、一個白痴，當我狂飲之際，也別把我看成一個印第安醉鬼……無論如何，一堆令人驚奇的混亂和矛盾(惠特曼說過這可太棒了)對19世紀的神聖俄羅斯要比對這些剪著小平頭、面孔陰沉的龐蒂亞克現代美國人更為適合——” 如果凱魯亞克和卡薩迪分開一段時間，他們會互相通信聯繫。凱魯亞克預言卡薩迪將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因為他天性里那種“精力旺盛的衝動”，以及那種一往無前的自由。“不要低估了你的靈感、你了如指掌的街道、約會時刻、旅館房間、酒吧場所、窗戶測量、各種氣息、樹木的高度，以及諸~i111~類的東西。”1950年12月23日，他在給老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很可能，這些給卡薩迪的建議他自己應該也曾偶爾為之。
(此時，凱魯亞克正在回一封卡薩迪在嗑藥之後寫的、長達1萬3千字的不可思議的長信，卡薩迪在信里敘述了他和一個名叫瓊·安德遜的女人在1946年聖誕期間的情史。) 五天之後，凱魯亞克坐下來，開始給卡薩迪寫他自己的“懺悔錄”，並宣稱“我從此跟任何虛構徹底斷絕關係”。這是凱魯亞克的一個轉折點。他突然間發現了一種新的自動寫作風格，如同音樂一般自由純淨。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創作所謂的“狂野散文”，亦即行文不加標點、不假思索的寫作風格，他可以獻祭一切——健康、心智、婚姻和父性，徹底放棄一切安慰或者安全感。“那種寫作就是一切。”它成了凱魯亞克的信條，儘管在他的小說里他很少談到這一點。他怎么可能會承認，對他來說，言語比人類的友情更重要?凱魯亞克從來不揭示自己的內在動機，他的“生活實錄”小說總是帶有一種漫無情節的挑釁性。
他是否為此付出的太多?只要讀一讀凱魯亞克在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中期所寫的信件，你就會意識到，他幾乎花了近十年的時間“在路上”，投宿在廉價旅館或者擠進朋友們的房子、扒貨運列車、徒步丈量美利堅合眾國的寬度和廣度，而他同時也遭受到羞辱、傷害和無家可歸的迷惘。
1951年，就在他的寫作風格發生突變並完成《在路上》之後，凱魯亞克突然結束了六個月的婚姻，並讓已經懷孕的妻子瓊·哈維蒂自己去墮胎。當她追著他要女兒瓊的撫養費時，凱魯亞克逃到了墨西哥和太平洋沿岸一帶，時刻擔心著會被警察逮住，然後被迫放棄寫作去做苦工。在接下來的七年之中，他一直沒有自己的住所——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書桌，他母親住在哪兒，他就把它們擺在哪兒。他不時會住在母親家，列印他的手稿，整理他的日記和信件，安靜地生活一段，恢復精神，直到厭倦和孤獨又將他推到路上。
在寫作一本書和另一本書的空隙里，凱魯亞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歷險。他將再次回到紐約、舊金山i或者墨西哥城垮掉派那種狂熱的生活中，達到偉大狂歡的極致頂點。他將日益酗酒、嗑藥，以獲得創作“狂野散文” 的激情。他會變得易怒、痛苦、多疑，跟艾倫·金斯堡這類朋友翻臉，因為他們會批評凱魯亞克的作品。
二十多歲的凱魯亞克曾經獲得過一張讓他過上公共生活的處方，也許那種生活更適合他。在很多年當中，他都幻想著跟尼爾·卡薩迪以及其他垮掉派朋友一起分享某座自給自足式的大農莊。(傑克的母親就像是他最完美的妻子——“野性、瘋狂、但卻是一個快樂的家庭豐婦”也許也被包括在這個“喧譁的”計畫之內，在那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獨自呆在一間房子裡或家裡是最後的一種不幸。”魯亞克1949年在給卡薩迪的信里曾這樣說。但當他的朋友們年逾三十，生活日趨穩定，能提供給凱魯亞克的激情也越來越少：呂西安·卡爾和尼爾·卡薩迪都已結婚生子，要承擔家庭責任；1955年甚至連艾倫·金斯堡都已經跟他的新情人彼得·奧爾洛夫斯基定居下來。只有凱魯亞克仍然孑然一身，處於無根的孤獨之中， “失敗和厭倦”令他發狂。“安靜生活”成為他的階段性目標，但他不知該如何去實現它。
1954年，他開始研究佛教，期望能從中得到生活的答案。威廉。巴勒斯以他敏銳的洞察力看到了凱魯亞克絕望的根本，告誡他說：“一個人如果只是為了避免傷害，就想用佛教或者其他任何手段從自己的生活里排除愛的話，那么，在我看來，他已經犯了瀆神罪，就像犯下了閹割的罪行一樣。” 儘管凱魯亞克對佛教有了深切而智慧的理解，也學會了坐禪，但他對安寧的追求卻帶有一種瘋狂，因而只能導致自我挫敗的結局。通過佛教，他可以在思想上克服自身的“空”，把它合理化，但他永遠也接受不了它。“‘空即是空’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悲哀的事實。”在他前往孤獨峰度過 63天孤獨生活的前夕，他曾經跟尼爾·卡薩迪吐露心聲。
“我的生活就是一首自相矛盾的長篇史詩。”到達孤獨峰之後，凱魯亞克在日記本里寫道。他甚至都不想再動筆寫小說——儘管他擁有了世界上的全部時間。他只能每日凝視霍佐敏峰，然後日復一日地記下他的感受 ——他以冷酷的清醒和無情的誠實進行記錄。“孤獨峰的問題在於，”他寫道，“沒有他人，孤單，隔絕。”凱魯亞克很快就意識到，他必須讓自己重新淹沒於生活的洪流——去“生活、行走、冒險、祈禱，並不為任何事感到內疚”——在《孤獨天使》中，再也沒有什麼比“沒有他人”更悲哀和更自我揭示的言詞了。“他人”，如果他能從混合的記憶或靈感中把他們喚醒，那么，也許他將願意與他的孤獨相伴。但“沒有他人”同時也暗示著凱魯亞克已經感覺到，在他和其他人之間，距離越來越遠。他仍然能夠才華橫溢地觀察他們，但他再也無法觸及到他們的生活。
1956年的那個夏天，凱魯亞克在孤獨峰頂對“空”的深思與對質揭示了這個男人的生存狀態：他尚未完全意識到自身的消耗和倦殆，但至少，他還沒有喪失跟隨想像去往任何地方的勇氣和自由。他擔任山火嘹望員將是他“在路上”冒險的最後一站。1957年，他得到了他所不想要的惡名： “垮掉一代的化身”，同時也永遠結束了他無名的生活。
在《孤獨天使》中，傑克·杜勞斯，像凱魯亞克一樣從山頂上下到人間，進人到激動人心的舊金山文藝復興之中，為他遲遲未能得到的名聲找到了一個舞台。他經常心情騷動地漫步在伯克利和舊金山的街道，跟歐文 ·加登(金斯堡)、科迪·珀姆雷(卡薩迪)和拉菲爾·烏爾索(格里高利·科爾索)一起廝混，那時他已經預感到越來越迫近的喪失。一年之後，當他的第一部小說《在路上》的樣書終於面世時，科迪在傑克·杜勞斯面前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轉過臉去。“我看到了所有的文學成就背後的一種新的荒涼。”傑克·杜勞斯這樣告訴《孤獨天使》的讀者。
如果這是小說里一個虛構的瞬間——那么，這也是一個毫無惡意的謊言，它旨在揭示一種結束感——它終於走到了盡頭。在此之後，他跟他母親住在一起，“遠離城市”；傑克·杜勞斯用“寧靜”描述他感到的悲哀：“一種寧靜的悲哀就是我能奉獻給這個世界的最大獻禮。” 《在路上》出版前後，跟凱魯亞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裡，我總是能感受到凱魯亞克靈魂疼痛的陰影。但我記得，我本能的抗拒他“齊生死”的論點(他似乎以此來證明，他對父性的拒絕以及對女人的不信任是合理的) 。我討厭被人提醒，萬有皆空，但我從來沒有明確地表達過自己的觀點，以免傷害他的感情。垮掉派作家開啟了我這一代人的革命。可當我的生活如此豐滿之際，我又如何能夠去信仰“空”?我曾經構想過，也許我能夠通過愛去救贖傑克·凱魯亞克，但我錯了，沒有人能救贖他。
時間不斷流逝。1982年，我16歲的兒子好奇的注意到我的書架上有一本用黑黃絲帶繫著的小冊子——阿蘭·瓦特的《禪之肉，禪之骨》。我想，那肯定是在我遇到凱魯亞克之後不久買的，努力接觸佛教而去取悅於他。當我兒子打開那本書時，一張摺疊起來的綠色紙條飄落在地。那是鷹牌打字紙的一張標籤。在它的背面，是凱魯亞克隨手用鉛筆寫下的一段對話碎片。這說明他意識到了我們之間的根本哲學衝突： 有人告訴我 W.C.漢迪剛剛 死了——我說 “他從來就沒有 活過”——“啊，你這人。” 她說。
喬伊斯·詹森
參考
博庫書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