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介紹
《太平天國史》本書是以敘論、紀年、表、志、傳五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寫的。這種體裁，對中國古代作為正史體裁的紀傳體，經過長期探索，再三改變而成的一種史書體裁。
作者介紹
羅爾綱，著名歷史學家，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廣西貴縣（今貴港市）人。1901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完所研究員。主要論著有：《太平天國史》、《太平天國史論文集》(十集)、《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湘軍兵志》、《綠兵志》等。羅爾綱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畢業於中國公學大學部中文系，後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曾兼任廣西通志館編纂及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54年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任一級研究員。是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與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先後完成並出版學術專著40多種、發表論文400餘篇。出版有《太平天國史綱》、《太平天國史》等。1997年5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著作影響
突破舊史藩籬，創建新史體例
太平天國的始末雖不過廿餘年，但它“開創新朝”，典制俱備，設官置守，雄峙江南數省，軍旅逾百萬，納稅呈貢之民以億計，是一個與清政府南北並立的政權。欲科學、完整地反映這個政權興亡歷史過程，採用什麼樣的體裁和體例最合適呢？這是羅先生長期考慮、不斷探索的。他終於通過艱苦的努力，突破了舊史書的體例，創立出別開生面的新體裁。用羅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一種“綜合體史書”。換言之，它綜合了中國歷代史書各體之優長，摒棄與彌補了它們的缺陷和弱點，推陳出新，另建新猷。
中國史書體裁豐富多姿，凡正史與別史門類十數種，其中以紀傳、編年、紀事本末與政書四種體裁居主導地位。自司馬遷開紀傳體史例，二千年來歷代王朝修正史便採用這種體裁，紀傳體在史書中獨占鰲頭，並非在於某些統治者的偏愛，而是它本身的素質。紀傳體的優點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是，它的紀、傳、表、志的體系，分類鮮明，涵蓋廣袤，使大小史事各有所歸，不會流離失所。第二是，它將史事分門別類，安排得妥貼周密。劉知幾稱讚說：“顯隱必該，洪纖靡失”（劉知幾：《史通》第2卷，“內篇”二體第二。），指的便是這點第三是，檢索尋求方便，大大超過別的史書。如欲尋某人事績，則求諸於列傳；欲考核政、經、財、軍，則有專志可尋。這就是它“事有適從，而尋求便易”（章學誠：《章氏遺書》第2卷，“史篇別錄例議”。）的實用性優點。但是，紀傳體又有其重大的弱點，即它是以人系事，而不是以事系人，對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沒有綜合敘述，因而“大綱要領，觀者茫然”。與此相聯繫的便是記事支離，重複互見。例如貞觀中，興軍遼東征高麗，既見於太宗本紀，江夏王道宗傳，李勛傳，又敘於契必何力、薛仁貴等眾多諸將傳，使讀者難窺全豹。
羅先生涵泳前史，在解放初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採用的便是紀傳體。他敏銳地覺察到它的問題所在，積極思有所更張。他反覆思忖：毛病不就是出在敘事分散上面么，“分”的反面便是合，要糾正紀傳體的弊病，就必須用綜合概括的體裁。於是他便著手將他長期研究而貫通於胸臆的太平天國史事和見解，寫成一篇稱為“敘論”的篇章，對太平天國的時代背景、革命運動的分期、革命運動的性質和成就、失敗的原因及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等，作綜合的描敘。羅先生命名“敘論”兩字，是經過仔細推敲的。“敘”的含義一是記述和談論，即《國語》所謂“紀言以敘之”。一是評議次第，《周禮》稱“行其秩敘”，即“詮敘”之意。羅先生這個篇章，既有史事記述，又有評議論說。故起名為“敘論”。這是突破舊藩籬走出的可喜的第一步。但羅先生素性謙伸，他“怕會犯畫蛇添足的錯誤”，便藏之篋笥，直到1957年中華書局要再版《太平天國史稿》時，才鼓起勇氣以“敘論”的名義加在該書的前面。這是羅先生對紀傳體第一次突破，也是一個創造。當時史學權威范文瀾讀了刊出的“敘論”後，高度評價道：“可以不朽矣！”這就是《太平天國史》“第一部分”的初稿。當然，那時還只是個雛形，遠不如今天的豐滿完善。
1958年夏，羅先生正式開始了《太平天國史》的撰著。歷代正史是以君為史綱，以王侯將相為歷史的主人。羅先生的新史觀是：“人民民眾創造歷史”。他感到從體裁到內涵都必須進一步對紀傳體作大的改變。他反覆以思，想趟出一條新路。這時他的老友梁方仲途經南京，深夜造訪，他便談到這個問題。梁先生對話中說：“問題從洪秀全來，解鈴還須系鈴人，就要從洪秀全去下手解決問題。”的確，羅先生《史稿》是有“本紀”的，怎么改呢？他送走梁教授後，漫步庭前，星光暗淡，花影迷離，不能給他任何啟發。忽然，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一書的觀點在他腦海中閃亮，他果斷地決定：“將洪秀全、洪天貴的事績移入列傳，把本紀取消。”（羅爾綱：《困學叢書》下，第904頁，“記序文存”。）這不是詩人的靈感，而是鑿井九仞而爆發的噴泉。思路大開了，接下來的問題是取消了本紀，原本紀編年系事的作用如何表現呢？他採取編年史的經驗，另立新篇，專記國家大事，稱為“紀年”。這就是《太平天國史》書中的第二部分。這是羅先生對紀傳體的第二次改變。對此，他不無欣慰地說：“這次改變，可說是對紀傳體的性質作了根本性的改變。”（羅爾綱：《太平天國史》“自序”。）其後，在撰著《紀年》的實踐中，他發現編年史始自《春秋》的寫法，按日記事，不相聯屬，毫無組織，是一種初級形態的簡編，故王荊公批評《春秋》是一堆“斷爛朝報”，既難記憶，也分不清主次。這時，羅先生得心應手地改用綱目體，將年月歲時發生的史事，綜合為幾大項，以大字提要做綱，小字敘事為目，綱舉目張，對史事進行有組織的敘述，使大事易明，小者有歸。這是羅先生對紀傳體的第三次突破和改變。
有了這三次重大的、性質上的改變，羅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的體裁便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史壇：它用“序論”概括全書，作為第一編，使讀者對太平天國史的全貌有個簡明扼要的認識和理解；用“紀年”經緯國家大事，綱目分明，輕重有別；用“表”以容納和駕馭複雜紛繁史事，化蕪亂為簡潔，使百端各歸其位，讀者無論巨細，皆可檢表而明瞭；用“志”以記典章制度，敘述各種專史。歷代的“食貨志”、“河渠、溝恤志”、“禮樂志”、“天文志”、“律曆志”等等，有著極寶貴的價值，在羅著《太平天國史》中，志的部分共20種，卷帙浩大，功力尤深；用“傳”記人物。歷史是人們以其活動譜寫成的，傳記是史書重要組成部分。羅著《太平天國史》繼承了前史立傳的優良傳統，而且上起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下至鄉官鍾志誠、胡萬智，各地各族起義人物如劉麗川、杜文秀，洋兄弟如羅孝全、呤唎等，許多小人物，只要事有可傳，皆予載入，體現了太平天國史的人民性和新史觀。
這裡可以看出，《太平天國史》是以“序論”、“紀年”、“表”、“志”和“傳”五部分組成，各部分有自己不同於其他部分的體裁，各自承擔著不同的專職；它們之間又是互相聯繫、互為補充而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它是博採前代史籍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各體之長，去其封建糟粕，而形成的一種“綜合體”。我們對羅先生這種善於繼承前人，且銳意突破和創新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欽佩。他開創了一種新體裁和史書體例，是值得祝賀和歡迎的。
銅鑄的殿堂玄武岩奠基
羅著《太平天國史》的手稿、清樣和精裝本，我有幸拜讀過幾次，每次都留給豐富、紮實、堅固不拔的印象。他這部書，採擷宏富、考證精詳。於重大史事，博採諸家，排比論列。細微處他獨具慧眼，能看出破綻而辨偽。晦暗處，他鉤沉索隱，因得新證而復顯。有人以“字字珠璣”來形容一篇好文章，對於史學著作來說，倒不在於文字華麗，而是要求嚴謹準確，切合歷史的客觀實際。讀羅先生此書，深感他語必有據，字字不虛。我這裡以“銅鑄的殿堂玄武岩奠基”來比方這部著作的堅實，是有所感受的。我曾憑弔過滇池東邊的“金殿”，也曾踏查過牡丹江畔的渤海王城。前者是純銅鑄的殿堂，後者是以堅固的玄武岩作礎石。多少人物和錦繡都湮滅了，而這銅殿和礎石依然在！阿房宮毀於項羽，天王府焚於湘軍。然而，《史記》卻歷劫千載而猶存。我想《太平天國史》以其堅實，也將會傳世不朽。
清同、光年間李濱撰《中興別記》，採錄官私材料200餘種，國學大師俞樾為之作序，稱其“采輯繁富，敘次詳明”，“真近代一大著作，必傳無疑。”200餘種史料固然不少，但要與羅先生擁有史料之富厚相比，實乃小家碧玉，不足以登堂奧。羅著中引證更料上千種，他對文物考古材料、方誌與譜牒資料之熟悉，簡又文也自嘆不及。可以慎重地說，羅先生是國際國內擁有太平天國史料最多的學者。他這部書是在浩博的史料基礎上寫成的。從1950年至1959年，他花了整整10年的時間，親自深入南京圖書館的大庫里去，從70多萬冊的舊籍中發掘出1200萬字的太平天國史料，使許多蛛網塵封的珍本秘籍，得以重見光明，並成為羅著此書的礎石與柱椽。他對文物史跡的搜求與考察，同樣興致勃勃，孜孜以求。南京堂子街某王府的“望樓”壁畫，金華侍王府的石雕和彩繪，績溪曹氏支祠的壁畫特點等，經他考查和研究，均融鑄在此書的“藝術”卷中。他不是畫家，他請教於山水畫名家傅抱石，並采其論說，載入藝術卷中；他不是書法家，他虛心請教於丁雲青先生，並將“永”字八法運用於李秀成筆跡的鑑定，然後胸有成竹地寫成此書“李秀成”傳。羅先生對鹹、同年間各族起義十分重視，專為列傳，並常與我談及。一次他問起壯族吳凌雲的故里在何處？另一次他問起李文彩率部入貴州後活動的史料。為了弄清杜文秀長女杜風揚的年齡，他特地來電話讓我向中央民族學院借《民族文化》某期，因為該期載有重要史料，這些都使他的民族人物傳豐贍而信實可靠，遠勝於旁的書。蕭朝貴在太平天國前期五王中史料最少，各書皆寥寥不多語，但羅先生將新發現的《天兄聖旨》精心研讀，把其中有關史料納入他新撰的蕭朝貴傳中，洋洋1萬6千言。洪大全其人其事是太平天國史中一大公案，羅先生考證數萬言，終不給立傳。他立《焦亮》傳，著筆精煉，力避繁蕪，可見他在《太平天國史》書中十分節約篇幅，惜墨如金。
中國的史學傳統，有秉筆直書的董狐，也有曲筆阿時的魏收。司馬光著《資治通鑑》，事必考信，時必考確，故稱為良史而為後世師法。歷史書不少是偽書，或是真偽參半的書，寫成信史難，因而信史可貴。羅先生的《太平天國史》則是一部難能可貴的信史。他對史料嚴格審查，對史事記載進行內證外證，排比對勘，直到水落石出，然後寫入書中。在考證史料和史事上，羅先生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優長，有獨到的功夫。例如洪大全稱天德王，與洪秀全並稱萬歲之事，賽尚阿奏與《方略》皆有之，而且俞大綱還找出了《洪大全供狀》，後來傅樂煥又發現丁守存的《從軍日記》中詳記其事。誰敢懷疑呢？當代著名的三位史家郭廷以、簡又文與榮孟源先生還從《天堂路通碑》上有“愍王洪大全”之名，相信確有其事。但羅先生不信，他先後寫了四篇考證，揭穿了上面這些史料或是當事人捏造的偽證，或是出自《江南春夢庵筆記》這部偽書。最後霧散雲開洪大全不過是湘南天地會某山堂首領焦亮而已。因此，在羅著中立《焦亮》傳而無洪大全之名。這是信史，但得來何等的不易！洪宣嬌是太平天國歷史劇中膾炙人口的風流女性，許多書都稱她是天王妹、“西王娘”。但羅著中卻無她的傳，因為他在《重考洪宣嬌從何而來》文中已考明天王並無親妹嫁給蕭朝貴，此西王娘乃楊宣嬌，是洪秀全到紫荊山後認為義妹，故又姓洪。假如羅先生不去詳考而立傳，將來後人發現出問題來，豈不是瑕疵。又如杜文秀是否叛降的問題，曾經紛紛揚揚爭論一時，羅先生在定稿杜傳之前，認真審核中外史料，寫出考證發表，又吸收田汝康教授的研究成果，這才修訂成本書中的《杜文秀傳》。羅先生辨偽考信，不僅在人物上，更大量是在史事上。如太平軍的軍紀問題，清王朝誣衊其“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至今也還有學者認為：是太平軍破壞了長江流域和蘇、浙富庶地區的生產力。
羅先生對此進行了慎重的考證，他以自己辛勤的勞動，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珍貴史料，特別是太平軍後期在蘇、浙、皖地區的活動，由當地人寫的日記、筆記、鄉鎮志乘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太平軍的紀律嚴明。他在《太平天國史》第29卷《兵志》“軍律”一節中，秉筆寫道：“太平天國軍隊不但有完善的組織，而且有嚴明的紀律”。又如第23卷是《天朝田畝制度》，這一卷曾數易其稿，多次增刪。他早年曾發表過《太平天國的理想國》專冊，解放初又寫了《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問題》，後在《太平天國文物圖釋》的序言和“田憑”的釋文中多所論列，直到80年代又吸收拙著《太平天國經濟制度》某些可采處，然後才修訂成這卷既紮實而又有獨立新見解的田畝土地誌。羅先生在人物傳第16《李秀成》這篇中，更是付出了別人所不能付出的代價和艱辛，他為此挨過大批判而不悔，他前後49年注釋《李秀成自述》，“從青年注到白了頭”。他是以20餘萬字的注文和長篇《李秀成偽降考》為基柱寫成此傳的。這是他的智慧和心血的結晶。
《太平天國史》現已在學者翹首渴望中出版了。讀者如果打開來看，一定會驚嘆書中引證的龐博，考證的精賅。他在正傳的後面，緊接著是“本傳考證”若干條，取《資治通鑑》的“考異”，但讀起來更雋永喜人。大的且不提，具體時和事的考證就很見功力。例如：洪秀全傳考證五條，包括生辰年月，逝世的確切日期和病因；馮雲山傳考辨馮雲山是否在蓑衣渡被江忠源炮擊而亡；楊秀清傳、韋昌輝傳各考出其出生之年，這是以往諸書中所不能指實的；蕭朝貴的身世和籍貫，胡以晃、羅大綱是病死抑戰死？死在何年何處？作為傳記來說，不可忽略，羅先生都刻意考求，得到落實；又如，林鳳祥九軍的人數是多少？吉文元戰死於何處？書中都得出了正確答案。其他如“天京事變”中是何人告密？天京失陷時太平軍守城的兵力是多少？問題很具體，但很重要，以往得不到答案，羅先生皆一一考明而得到解決。這許多具體考證和史料，編織在各篇的章節里，宛如翠璫明珠，閃現出耀眼的光輝。
卓越獨到的學術創見
羅先生不僅是一個勤奮的學者，而且是一個有獨立見解、富於開拓與創造的大家。他早年出版《太平天國史綱》，就獨具慧眼，指出：“太平天國的性質是貧農的革命。”費正清先生在近著《劍橋晚清史》中評價道：“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括性著作。”然而這還是羅先生50年前的舊作，若與《太平天國史》相比，那不過是只雛鷹。真正的“最好的一部”現在出版了。我這裡僅就管見所及，先寫數點，以期拋磚引玉。
（一）真知灼見舉例
在《太平天國史》這部融鑄了羅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巨著中，精彩紛呈。我只能略為舉例，難免掛漏之嫌。
洪秀全是個悲劇性的農民革命領袖，羅先生給他寫傳，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既充分肯定他的歷史業績，也認真剖析他失敗緣由與個人責任。太平天國的失敗，除了客觀原因，洪秀全主觀上犯的錯誤是嚴重的。羅先生在傳中以三節的篇幅作重點分析，其中如政治上破壞軍師負責制，任用私人，逼走石達開，濫封列王到“散漫不可制”；軍事上庸拙而好自用，目光短淺地只顧保天京，而毫無長遠制敵的戰略眼光，最後固執地不採“讓城別走”決策，真是“自惹而亡”。傳中對洪秀全的性情特點與宮廷生活，在考證史實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他擺的是帝王的架子，實際過的卻是農家勤儉的生活。”這方面他可以比擬漢文帝而毫不遜色。有人認為他後宮有“八十八個王娘”，又興修天朝宮殿，豈非荒淫無道。然而天朝禮制規定的后妃等88名，在歷代後宮中是最少的。洪秀全在宮中“過著清規戒條的生活，說他‘荒淫’完全是誣衊”（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42卷，傳第一《洪秀全洪天貴福》，第1661頁。）羅先生這個見解，是從研究洪秀全自幼以至成年性格品質的形成，證以五百首《天父詩》而升華出來的。
關於韋昌輝的功與罪，羅先生寫道：韋氏在天京事變中血腥大屠殺，“這樣大規模地消滅太平天國革命骨幹，是清朝統治者在戰場上無法做得到的，而今竟由韋昌輝的一雙血手來達到了”（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46卷，《韋昌輝》，第1809頁。）這真是一針見血的針砭。無論向榮、和春與曾國藩等清軍，何曾對太平天國打過如此的大勝仗，何至於一役殺害兩萬多人，而且許多是太平天國的精華！古人以“為親者痛，為仇者快”來表述，羅先生以樸實沉痛的筆法，把韋昌輝的罪行本質刻畫出來了。
又如在《婦女傳》中，抓著個人特色，寫得栩栩如生：蘇三娘是“靈山女兒好身手，路人爭看蘇三娘”的妖嬈女將；上海小刀會的周秀英是使千軍辟易，“與古希臘亞馬孫女將一樣地勇猛和果敢”。還有一位‘廣東大妹”，她深入敵中行諜，機警靈變。她成功地給被困連鎮的北伐軍送情報，令人想見她穿州過府經敵卡哨，視清軍如玩偶的膽識與機靈！
在20卷的各種專門“志”中，幾乎都冠有“總說”在卷首，這些“總說”提要鉤玄，概括性地寫出了羅先生的精闢見解。例如：“上帝教”篇的總說中，有專目“論上帝教與當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有本質的不同”，指出基督教的天國在於來世，上帝教的天國則在人間。它從“天國邇來”的《聖經》句字中引申為：“天上有天國，人間也有天國”，鼓舞人們去創建人間“小天堂”；基督教提倡忍受，上帝教主張“斬邪留正”，殺盡妖魔。革命反抗與忍辱屈從，兩者間有本質的區別。在“兵”志篇中第九節的“總說”中指出：太平軍的攻戰與防守多有創造，清方都驚嘆“誠善用兵者！”“久歷戎行者不獨未見，並所未聞”（姚瑩：《中復堂遺稿》卷五，《烏都護致揆帥稟》。）太平軍的指揮部門，它的戰略指導思想“是爭取戰爭的主動性，與掌握戰爭的靈活性。”篇中引述許多實戰事例，都證明了這點。
羅先生在掌握大量而充分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經過縝密嚴謹的考證，得出自已獨立的學術創見。他的許多見解，超邁前人，反映了太平天國史研究的新水平。下面本文就羅先生關於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問題與《李秀成偽降考》等作些評介。
（二）“軍師負責制是太平天國的光輝創造”
真理往往是平凡的，平凡的真理往往不易為人們發現，世人皆知太平天國有軍師，但只有羅爾綱先生論證了太平天國的政體是軍師負責制。簡又文先生在他的名著《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的“天號考”篇中，曾提到“太平天國體制實為天王與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質”，“實開亘古以來未有之怪異政體”。至於這個政體是什麼，他卻未得解決。1973年，羅先生寫成《太平天國政體考》。這年冬，經進一步研究，寫成《太平天國政體再考》，刊於《太平天國史叢考甲集》。其後又兩度增刪改寫，定名為“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他研究出來，太平天國的政體是以“天王為國家元首，臨朝而不理政，以軍師為政府首腦，執掌實權，既包含有農民民主的內容，又沿襲了封建主義的舊體制”（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26卷，《志第五·政體》，第911頁。）在此書的“政體”志中，羅先生用比較研究法，將太平天國的政體與中國歷代封建專制政體對比：從君位崇隆，尊嚴至上看，兩者是一樣的，這是“太平天國政體中封建主義的組成部分”。“但是，天王卻沒有執掌實權”。這是兩者不一樣的。書中指出：1、太平天國的正式文告、檄文都用左輔正軍師楊秀清、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的名義頒布，他們在文告中自稱“本軍師”，代表國家昭告天下，沒有用天王的名義頒布文告。2、中國歷代由皇帝降詔處理國家政務，稱為“上諭”。太平天國並無“上諭”，而是由軍師發出“誥諭”，頒行天下。天王雖偶發出“詔旨”，皆超脫於政務。3、太平天國的朝內官，供職於“天朝宮殿”即天王府的官員共1600餘人，都是天王侍從儀衛的官，沒有一員是管理行政的。反之，軍師府則設有六部尚書，分掌國家一切行政事務。如東王府，每天收到的“稟奏”與發出的“誥諭”，川流不息，這便證明軍師是執掌國家政務與軍事大權的。
使人很感興趣並得到啟迪的是書中對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歷史淵源的探討。羅先生遠溯秦漢，近追元明，看出中國在政體上長期有專制與反專制的鬥爭，這就是君權與相權之爭。在農民階級是要求平等與平均，反對暴君專制。元末明初，羅貫中著《三國演義》與《水滸》，以劉備、晁蓋稱“主”，以諸葛亮、吳用為軍師。清代天地會興起，相傳拜朱洪英為主，拜陳近南為軍師。主為盟首，軍師掌令。這是農民對政治體制的預期和構想。太平天國從水滸與三國中吸取營養，把這種預期和構想變成為政治現實。它們之間的源流遞嬗，經羅先生悉心研究，便昭然如繪了。
關於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的性質，羅先生立專節進行考查。他從大量史事中歸納出來：“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確實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可以說它是初步實現了我國農民階級所世世代代追求的農民民主的理想的。”“它把農民民主主義和君主制獨特地結合在一起。它不同於我國自秦迄清所行的君主專制，也不同於西方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而是具有它的獨特的性質。”（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26卷，第909、911頁。）有的專家對此感到迷惑不解。其實這也難怪，因為它把小說家言變為了現實，別人感到有些生疏。然而，小說家如羅貫中，他卻是一個“有志圖王”，對未來的中國懷著預期和嚮往。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負寓寄於小說之中，卻未曾料到五百年後竟有洪楊金田起義，按照他所描繪的模式學起步來。這一步，是從構想到實踐，是可貴的前進，哪怕它在封建與民主兩邊偏偏倒倒，走得不盡如人意。
慘痛的天京事變之後，太平天國軍師制被破壞了。洪秀全說“主是朕做，軍師也是朕做”。太平天國的敗亡，政體破壞是個重要的原因。
（三）不斷深化和完善《天朝田畝制度》的論點
“太平天國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建都天京。這年十一月，即頒布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農民革命的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天朝田畝制度》的頒布，標誌著太平天國革命從反滿的民族革命大步躍進入了反封建的社會革命。”
上引這段話，是《太平天國史》中“志第二·天朝田畝制度”的卷首語。這一篇共101頁，計6萬言，是全書中分量最重的篇章，也是運用材料豐贍、論證精彩的名篇。我們知道，《天朝田畝制度》這個綱領，內容包括廣泛，其中心則是頒布了分田法，闡明了對土地的方針政策。在“《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問題”這一部分中，羅先生證明“照舊交糧納稅”政策是在甲寅四年（1854年）“秋收前，六月間上奏的。”天王迅即批准，八月，即在安徽各郡縣施行。這項政策“準許地主照舊向佃農收租，繳納國家田賦，在未實行《天朝田畝制度》進行土地改革之前，還承認地主合法的存在。”（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23卷，第784、793頁。）這些話對“照舊交糧納稅”政策頒行時間說得很準確，對它實施的狀況也說得很清楚。他又詳細探討了實行這政策的原因，然後指出：“近年來討論《天朝田畝制度》，有說楊秀清把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改為保護地主的‘照舊交糧納稅’，掀起兩條路線的鬥爭。有說李秀成改變《天朝田畝制度》，準許地主收租，乾叛徒的勾當。又有說太平天國革命本是農民政權的，後來改行‘照舊交糧納稅’，向封建政權轉化等等。這都是因為不知道太平天國何時採取‘照舊交糧納稅’的措施，不知道為什麼要採取這種措施。今天加以考明，這就有利於對這些問題的瞭解。”換言之，準許地主的存在和收租，是為著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充裕，政治形勢的穩定等總體戰略利益。這政策是天王與諸王一致通過的，不是某個人倒向地主方面，當了階級的叛徒。緊接著下面又另起一目：“太平天國在對待農民的方針政策上的立場”，以鮮明的對比材料，令人信服地證明太平天國各級領導在糧賦稅收上偏袒農民方面，重征地主富紳，它的政策方針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的。
當然，太平天國轄區的土地關係是複雜的，太平天國的土地和田賦政策也不是簡單和一成不變的，它適應著階級鬥爭、力量對比的變化而有變化與發展。但總的來看是站在農民利益方面居多，這從“著佃交糧”制的實施和向農民頒發“田憑”便可以得到證明。對這個問題，羅先生特地另立了一個目，題為：“太平天國從‘照舊交糧納稅’經過‘著佃交糧’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文章中奉獻出他寶貴的獨有史料，作出了精闢的論斷。對“著佃交糧”制，他的論斷是：“當時蘇、浙地區的鬥爭是很激烈的，情況是十分複雜的，還存在著各種不同形式的保護地主收租的事實。所以，‘著佃交糧’與地主收租是並行的。但是，不但佃農不肯交租的地區和地主不敢收租的地區，以及逃亡地主的田地，都是實行‘著佃交糧’，就是反革命分子控制的地區，佃農只要有可能反抗，就不肯交租，……因此，從整個情況（不是一時一地，而是太平天國統治蘇、浙全部期間和全部地區）總的來看，‘著佃交糧’是普遍的，而地主收租是局部的。”我曾先後拜讀過羅先生這方面的多種論文和著作，深知羅先生這個嶄新論斷是得來不易的。他曾為太平天國地區複雜的土地問題苦惱過，甚至在醫院的病榻上輾轉以思，中夜無眠（羅爾綱：《太平天國文物圖釋》序言；又載《困學叢書》下，第841—842頁。）。他也曾與我促膝長談，對他上面這些論點的獲得，感到愜意。
關於向農民頒發田憑，羅先生寫道：“它（太平天國）根據具體的情況，順應農民的願望，先行‘著佃交糧’政策，一反我國千餘年田賦制度的常規，變地主交糧為佃農交糧。其後，隨著形勢的發展，進一步頒發田憑，宣布凡佃農‘領憑後，租田概作自產’，把土地所有權從地主轉移判佃農手中，使行‘著佃交糧’廣大地區的佃農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太平天國沒有頒布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在它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結果，事實上競成為耕者有其田了、”羅先生對他這個研究成果是十分珍愛的，他在稍後的《談治學》文章中又寫道：“隨著形勢的發展，太平天國在土地政策上，向前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順應農民要求土地的願望，於壬戌十二年（1862年）春，向農民頒發太平天國的新土地證——田憑，以保護農民對耕種的土地所有權，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羅爾綱：《困學叢書》上，第106—107頁。）
孤懷宏識，為李秀成辨誣
李秀成是個名馳中外、婦孺皆知的太平天國人物。梁啓超譽之為大政治家，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前夕被大張旗鼓批判為“叛徒”。如何評價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史》和羅爾綱先生的學術水準的一個重大試金石。這裡，羅先生本著純潔的學術道德和堅持真理的精神，重新發表了《李秀成偽降考》，又將自己研究結論和材料寫入本書卷75的《李秀成》傳中。他毫不猶豫地寫道：“李秀成實系偽降，並非叛徒”（羅爾綱：《困學叢書》上，《治學篇》，第121頁。）“他通過《自述》，並在寫《自述》後八天的夜裡，那一次和曾國藩會談的時候，勸曾國藩反清為帝。秀成把曾國藩看作《三國演義》里的鐘會，要用姜維的假投降計去引誘曾國藩，以圖恢復太平天國。”（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57卷，第1046一1047頁。）。他又在後邊的“本傳考證”中引述曾國藩的曾外孫女俞大縝教授提供的重要口碑材料，證明李秀成確係偽降。
羅先生為主張李秀成偽降說，挨過大批判，吃過大苦頭，但他不悔。他寫道：“我遭到了大批判，我只檢討中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毒，而沒有說我對李秀成的偽降的考證錯了”（羅爾綱：《困學叢書》上，《治學篇》，第121頁。）羅先生是個治學嚴謹，態度極為謙虛的人，為什麼如此堅定不移呢？這是他對李秀成研究透徹了。在這問題上，他達到的學術高度和深度，遠非常人所能企及。論證問題，要求掌握全面而充足的材料，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那些寫李秀成“叛徒”文章的人，沒有掌握充足的材料，又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就難怪他們不能望見羅先生的項背了。李秀成是忠臣還是叛徒？他的品德素質是什麼樣？羅先生研究了幾十年，在寫《偽降考》與《李秀成》傳的長時間中，曾經反覆仔細地思考過。他考證了20多條重要史料，最後確定李秀成是“鐵膽忠心”的品格。特別是從李秀成拒絕李世賢的出走建議，毅然回京保天王力守危城的事；從天京城破，他保護幼主，“臨難讓馬，捨命救主”的事；從他明知幼主已脫險，卻回答曾國藩說，“十六歲幼童，定然死矣”，以麻痹敵人，免被追捕的事；從他對湖州和江南太平軍以後的戰略計畫，絕不泄密等等來判斷，這不是叛徒和賣主求榮的人所能做到的，這裡反映出李秀成對太平天國的忠貞。因此，羅先生提出了偽降說。
他又從李秀成個人性格的特點和素養方面進行分析。他深刻地指出：李秀成是“外柔內剛”的性格和富於智取的深謀遠略。赤金是最純的，但它可化作繞指之柔；管仲為古今之良相，但不死於公子糾；李自成稱降於車廂峽，故能顛覆明廷做“大順”皇帝。曹雪芹不值“武死戰，文死諫”，司馬遷主張“勇者不必死節”。愚忠愚孝並不難，深謀復國才是真不易。羅先生研究李秀成數十年，他告訴我們李秀成是“外柔內剛”，“外圓內方”的性格。從李秀成在1862年冬消滅蘇南槍船匪群，逮捕法辦蘇州惡霸大地主徐少蘧這兩樁大舉動來看，他便是外面示柔，不動聲色，裡面卻蘊藏著迅雷猛虎般的剛強手腕（以上這段話，可參看《李秀成偽降考》，見《困學集》第190—191頁；也寫入《太平天國史》第57卷《李秀成》傳中。）李秀成這性格是怎樣形成的呢？羅先生又進一步從他青少年時所處的環境與所受的教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也曾拜讀過不少關於李秀成的論著，但還沒有一篇像羅著這樣從個人性格與性格形成的環境和所受教育去進行剖析。獨立研究與創見之可貴，於此可見！羅先生指出：李秀成是個富於謀略的帥才，“是一個出類拔萃、足智多謀、專用智取的傑出軍事家。”（羅爾綱：《李秀成偽降考》、論李秀成的話，見羅著《困學叢書》第245頁。）曾國藩說他“狡詐百端”，李鴻章與李秀成搏戰多年，他論李秀成則謂：“深佩其狡滑”，“詭譎多謀”、“最多狡謀”（羅爾綱：《李秀成偽降考》、論李秀成的話，見羅著《困學叢書》第245頁。）他們吃過李秀成的虧，這些話是據切身的體會而言的。李秀成深知“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他外柔內剛的性格，使他在國破被囚時，“只有用軟計暗中跟敵人搏鬥，他的偽降，正是他的軟計”。李秀成半生戎馬，血戰多年，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羅先生認為他的“收齊章程”是出於計謀，不是出於怕死，這是符合李秀成的軍事素養的。可惜，許多論者並不了解李秀成，只好簡單地認定李秀成是對敵投降了。章學誠曾告誡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章學誠：《文史通議》，《內篇2·文德》。）羅先生之論《李秀成自述》與寫本書《李秀成》傳，不同於別人之處，就在於他實事求是地聯繫李秀成當時具體處境、條件而後立論。所謂“知人論世”，正是羅爾綱先生的高明獨到之處。
成功的奧秘及其他
羅爾綱先生的著作等身，達30餘種，700萬言，《太平天國史》是他的精心代表作。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海內外共同欽仰。曾在慶祝他從事學術研究60周年時，出版了《羅爾綱與太平天國史》，稱頌他“道德文章第一流”。許多青年學者很想知道羅先生的治學之道，讀完《太平天國史》也體會到，羅先生的成功秘訣至少有以下幾點：
1．堅毅不拔的耐心，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太平天國史》開始於1944年，經之營之長達四十多年，終成此大著。胡適曾稱道羅先生治學“不苟且”，羅先生在總吉他治學經驗時也說道：“我研究太平天國史，首先是作辨偽考信的工作。做這種工作，必須耐心、小心，一絲不苟，必須打破砂鍋紋（問）到底。這些習慣，應該說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
2．鍥而不捨、精益求精。羅先生從1932年開始研究太平天國史，雖然中間穿插著別的任務，但他始終堅持不捨，而且堅持親自找材料、寫文章，終成大業。羅先生的《洪大泉考》寫了四遍，《太平天國軍師負責制》花了四年，小至於《鐵公雞考》，也是一再補充改寫。他始終在辛勤地耕耘採擷，所以他不斷獲得新材料，取得新成果。他在學術上精益求精、不斷開拓的精神，使他不斷登上高峰，有如朝山者登峨嵋，終於達到“金頂”之上。
3．虛懷若谷，採納百家。在《太平天國史》的各篇章中，特別是注釋里，羅先生提到許多人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很謙虛地說，某個觀點或結論采自某人。細心的讀者不妨統計，此書引證到的當代人名，至少在50名以上，其中好些是中青年。這使我想起：蜜蜂采百花而釀成蜜，大海納百川而成其深。有個朋友說：羅先生雖因年邁而足不出戶，但他的信息很廣而且很新。的確，從此書的引注中，有的甚至是最近新撰的未刊論文。所以我們說羅先生這部大著，反映了80年代太平天國史研究的新水平，也是被徵引的學者們的光榮和驕傲。
4．松齡鶴壽傳信史。史家不同於詩人或音樂家，他的成功需要長期去鑽研史料。我們很惋惜蘇曼殊和龔自珍年壽不永，他們皆不過五十之年便凋逝了。羅先生的健康和高壽是我們史壇的慶幸。《太平天國史》是他晚期的成功之作。書中絕大部分是他年屆花甲之後撰寫的。許多重要的傳記和專志，是他八十高齡後定稿的。如前面所述，《太平天國的軍師負責制》、《天朝田畝制度的實施》等章節，傳記中如楊秀清、蕭朝貴、杜文秀、李文彩等傳，皆定稿於80年代，採用了最新發現的史料和研究成果。
《太平天國史》所貢獻於中國史學界是巨大的，然而學海無涯，難以窮盡。《漢書》稱良史，趙翼謂：“是書亦尚有未盡善者”。顧炎武撰《日知錄》，博雅宏通。他請教幾位友人，被糾正者百數十處，故古人有著書難之嘆。羅先生為人虛心量廣，我這裡也提出些不同意見：
羅先生在書中多處談到太平天國定都和北伐的問題。書中肯定洪秀全欲立都於河南是正確的主張，因而否定定都南京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在定都南京十年的歷史實踐中本已作出了大部分解答。“河南水小無糧，敵困不能救解”。絕不可能像虎踞龍蟠的天京城那樣長期固守。太平天國旨準頒行的《建天京於金陵論》，是集思廣益的論證，洪秀全此後不再提立都河南之事。看來他們的意見是趨於一致了。從來立都皆有兩個重大的考慮：經濟與防禦。古代長安位居三秦，洛陽為中州富庶之區，前者有函崤之固，後者卻無險可守。近代中國，經濟中心在南方，南京是可選立都之地。近年好多篇論文討論太平天國建都問題，匯為專集。羅先生似採擇未及耶？”
關於北伐問題，羅先生的態度是很慎重的。然而卻把孤軍北伐敗亡的責任全歸之楊秀清，說楊秀清“在建都和北伐問題上，犯下了兩大錯誤。”楊秀清任軍師之重，對北伐決策和失敗責無旁貸。然而，天王洪秀全就沒有責任么？以洪秀全要立都河南，對清廷要“滅此朝食”的勁頭，他在軍事上是熱衷於北伐的。論者認為北伐決策，與其說是楊秀清的主張，毋寧說是楊秀清向天王軍事路線妥協的產物。
關於天京事變問題，羅先生歸罪於楊秀清和韋昌輝者最多。說“楊秀清以臣迫君稱萬歲，就是大逆不道篡位：”（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1卷，“序論”，第58頁。）我們曾經指出過：楊秀清稱萬歲後，並未廢天王，更未弒天王，說他有“篡弒的罪名”，看來是措詞過重了。羅先生是承認楊秀清稱“主”，但嚴守洪秀全君位不可動搖的正統觀。對這點，鍾文典教授在《太平天國人物》中曾提出：以楊秀清之經國才能，中國古有禪讓，天王何必一定要傳幼主而不薦東王以自代？！這是從另一個觀點提問題，尚祈羅先生思之。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成敗的轉捩點。作為最高元首的天王，洪秀全不能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又不能制止事態的擴大，他豈止是應負領導責任耶？！汪士鐸指斥他“自毀長城”，並不過分。洪與楊、韋諸人有近十年之交誼，作為最高領導，縱不能化解諸人矛盾，也應能駕馭諸王。洪秀全兩皆不能做到，其去劉邦與朱洪武豈不遠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