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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說：“要想在現代社會做一個有文化的人，你必須對博弈論有一個大致了解。”在這個充滿著利益衝突。甚至少不了一些爾虞我詐色彩的世界上，博弈論有助於我們認識問題的實質和作出更理性、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內容簡介
《圖說博弈論(生存競爭中的策略遊戲活學版)》介紹了我們的一生，可以看做是永不停息的博弈決策過程。無疑，在這個總是充滿著利益衝突、甚至少不了一些爾虞我詐色彩的世界上，博弈論有助於我們認識問題的實質和找到更理性、也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為了自己，也為了與他人更好地合作，你需要學習一點博弈論的策略思維。正因如此，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說：“要想在現代社會做一個有文化的人，你必須對博弈論有一個大致了解。”目錄
導言 人人的博弈論誰應該學習博弈論
關於策略的選擇智慧
思維樂趣與邏輯制勝
一、囚徒困境：理性決策與不理想的結局
囚徒的選擇
兩個聰明人的麻煩
改變收益值：菸草商的意外救贖
“囚徒困境”的正效用
自私與利他
二、“重複囚徒困境”：合作為什麼是可能的
未來預期與策略選擇
“重複囚徒困境”競賽
“一報還一報”的偉大勝利
總想著贏，結果便會是輸
背叛的潛在風險
報怨，也要報德
過分聰明可能事與願違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如何避免陷入“冤冤相報”的循環
三、囚徒·智豬·納什均衡：博弈中必然存在的“理性解”
博弈中的“極小極大原理”
尋找自己的優勢策略
“智豬博弈”：當對手有優勢策略時
小豬的優勢策略
“當家不鬧事”
追求最佳，避免最差
博弈的均衡——納什均衡
“警察與小偷”：混合策略均衡
四、“膽小鬼”博弈：所謂“危機”——理性和不理性的悖論
不良少年的危險遊戲
“理性人”的瘋狂之舉
“亡命徒”策略
古巴飛彈危機
臨界點在哪裡
“玩火者策略”：怎樣讓威脅變得可信
比策略更重要的因素
世界為什麼沒有變成瘋人院
贏得“膽小鬼”博弈
五、上校賽局：兵法與博弈原理
上校賽局
戰爭兵法與藍徹斯特定律
分散敵軍，各個擊破
防守還是進攻
攻城博弈
公平還是不公平
六、“拍賣陷阱”：博弈的支付問題
成本是什麼
神秘的沉沒成本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錢”
成本決定成敗
美元拍賣博弈
“走向深淵”
嚴格限定條件下的推理法則
騎虎難下的核威懾
七、“檸檬市場”與信息博弈
“虛張聲勢”
知己知彼與出其不意
上當的古董商和所羅門王斷案
破解“檸檬市場”
“信用印章”
八、“交換錢包”博弈：策略選擇中的邏輯悖論
選擇的悖論
別人的錢包總是更誘人
信息與理性
換還是不換
邏輯中隱藏的陷阱
“獎懲分明”
“不虞現象”
九、“酒吧問題”與觀眾選美：混沌現象中的決策
“長線”與“短線”
酒吧問題
無法預測的“蝴蝶效應”
選股與選美
股市裡的混沌
十、分蛋糕博弈：如何通過制度安排促進公平與合作
從“孔融讓梨”說起
當道德遭遇自私
“看不見的手”如何增進社會福利
“分蛋糕博弈”
公平是博弈的結果
蛋糕和木桶
十一、“一人一票”：阿羅“不可能”定理與選舉陷阱
阿羅“不可能”定理
民主是一種自相矛盾
各種投票制度的利弊
複選制的悖論
效能與民意
既然如此，為什麼民主仍然是好的
十二、帕累托效率與邊際效用
“獵人博弈”的帕累托優勢
“大家好，才是真好”
為什麼“重農抑商”
公平vs效率
有道理的不平等
十三、“搭便車”博弈：公共品的供給難局
“志願者困境”與“圍捕牡鹿”
“搭便車”帶來的大問題
協調者和管理者
“好人好報”：如何促進道德建設
十四、“聰明”還是“自作聰明”——博弈論的三個缺陷
博弈論：“經典”還是“時髦”
“核戰爭的優勢策略”
“科學”還是“偽科學”
偏好問題：麥琪的禮物
理性的困境
非理性還是理性
博弈論的功能和限制
結語 誰是聰明人
精彩書摘
一、囚徒困境：理性決策與不理想的結局個體的理性選擇卻導致了雙方很不理想的結果，這就是“困境”所在。“囚徒困境”是指把一些非常普遍而有趣的情形簡單化、抽象化，為我們探討人們合作的形成及合作中的問題，提供了極為形象的解說方式。
囚徒的選擇
在博弈論的所有案例和模型中，“囚徒困境”無疑是最著名的，甚至可以說，不談“囚徒困境”，我們就無法談博弈論，所以讓我們就從兩個囚徒的故事開始吧。
1950年，數學家塔克在擔任史丹福大學客座教授期間，給一些心理學家作講演時，他用兩個囚徒的故事將當時專家們正研究的一類博弈問題，作了形象化的解釋。從此以後，類似的博弈問題便有了一個專門名稱——“囚徒困境”。現在，“囚徒困境”已經廣為人知，在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哲學乃至生物學等學科中，獲得了極為廣泛的套用。
“囚徒困境”的版本很多，現在被普遍使用的版本大致是下面這樣：
兩個作惡多端的歹徒在攜槍準備作案時，被警察發現抓了起來。因為沒有其他犯罪證據，警方只能以非法攜帶槍枝的輕罪處罰他們。但是警方懷疑這兩個人可能還犯有其他重罪，於是分別進行審訊。為了分化瓦解，警方告訴他們中的每一個：如果主動坦白，可以減輕處罰；頑抗到底，一旦同夥招供，你就要受到嚴懲。當然，如果兩人都坦白，那么所謂“主動交代”也就不那么值錢了，在這種情況下，兩人還是要受到嚴懲，只不過會因為認罪態度較好，而比拒不交代要輕一些。
簡單總結一下，兩個囚徒面臨的選擇不外以下幾種結果（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我們給每種情況設定具體刑期）：
如果兩人都不坦白，警察便抓不到證據，只能以非法攜帶槍枝罪而將二人各判刑1年；
如果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坦白者將被作為污點證人免於起訴，另一人將會被重判15年；
如果兩人都招供，則兩人都會因搶劫罪各判10年。“囚徒博弈”示意圖如下所示：
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囚徒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選擇：或者背叛他的同夥，換取自己的從寬處理；或者與他的同夥合作，對警察的威逼利誘保持沉默。
兩個聰明人的麻煩
這兩個囚徒該怎么辦呢？是選擇互相合作還是互相背叛？從表面上看，他們應該互相合作，保持沉默，因為這樣他們倆得到的是對雙方來說最好的結果——只判刑1年。但他們不得不仔細考慮對方可能採取什麼選擇，於是問題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假定兩個人都十分精明，而且都只關心減少自己刑期，並不在乎對方被判多少年——這符合經濟學中“理性人”的假定：人都是考慮個人利益最大化的。
囚徒甲會這樣推理：
假如乙不招，我只要招供，馬上可以獲得自由，而不招卻要坐牢1年，顯然招比不招好；假如乙招了，我若不招，則要坐牢15年，招了只坐10年，顯然也是招供為好。可見：無論乙招與不招，我的最佳選擇都是招供，所以還是招了吧。
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對方將選擇與自己合作，你背叛能得到更多；如果你認為對方將背叛，你背叛也能得到更多。你背叛總是好的，無論對方如何行動。
但是，相同的邏輯對另一個人也同樣適用。因此，另一個人也將背叛而不管你如何做。
於是兩人都作出招供的選擇，這對他們個人來說都是最佳的，即最符合他們個人利益的選擇。照博弈論的說法，這是他們雙方的“優勢策略”，也是本問題的唯一平衡點（即“納什均衡”，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細討論）。
可是問題出現了：這樣一來，兩個囚徒將是雙方背叛，只能一起坐上長達10年的牢，這比雙方合作所能得到的“獎勵”（只需短期服刑1年）差很多。也就是說，從個體的角度來說，背叛是最好的選擇，但雙方背叛會導致很不理想的結果，這就是“困境”。
為什麼聰明的囚徒，卻無法得到最好的結果？產生不良結局的原因是因為囚徒二人都基於自私（用經濟學的術語，是“個體理性”）的角度開始考慮問題的，站在這個立場上看，“合作”就成了“非理性”的選擇。
“囚徒困境”是把一些非常普遍而有趣的情形簡單化、抽象化，可以說是理性的人類社會活動最具形象的比喻。為我們探討人們合作的形成及合作中的問題，提供了極為形象的解說方式。因此它被廣泛套用於經濟學研究，特別是在分析寡頭市場（指一個被少數人控制的市場）合作與競爭的選擇研究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囚徒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所謂完全信息，指的是兩個罪犯都知道雙方各自策略下的支付；而靜態博弈指的是一方的策略不受另一方策略的影響。這一點並不因為他們被分隔審問而有所改變。也就是說，即使一個罪犯已經知道了他的同伴咬牙不招，他的最佳策略仍然是招供。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個囚徒相互出賣的命運是“冤家命定、在劫難逃”的。換言之，只要給定雙方選擇的條件，那么即使允許“共謀”，“囚徒困境”還是會出現。
20世紀80年代，美國曾發生過一個幾乎可以說是“囚徒困境”的翻版案例。兩位主人公是兩家航空公司的總裁，他們的公司正在為了爭奪市場份額而激烈競爭。一位總裁給他的對手打了電話，希望結束“我們愚蠢地拼個你死我活，卻一分錢也沒賺到”的價格戰，要求雙方同時提價20％。這是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共謀行為。結果另一位總裁卻把對話錄了音，並把錄音帶交給了法務部（他這樣做，是擔心自己也因此惹上官司），於是這位一心“合作”的總裁立即遭到了起訴。
改變收益值：菸草商的意外救贖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一旦陷入“囚徒困境”，其中任何一方都無法獨善其身，即使雙方都有合作意願，也很難達成合作。那么，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我們逃脫“囚徒困境”呢？
那些碰到“囚徒困境”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反應，即“應該有一個東西（法律或別的什麼權威）來阻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例如，在“囚徒困境”的故事中，如果兩個同案犯同屬一個幫派組織，而這個幫派對背叛者有嚴厲的懲罰措施，那么這將大大降低背叛同夥的收益值，使得兩個囚徒都不再把背叛當成一種理性選擇，這樣他們就可以由於雙方保持沉默的合作而得到較輕的徒刑。
事實上，幫助人們擺脫“囚徒困境”正是政府的一個主要的功能：要求人們無論如何也得做那些對社會有用的事—一即所謂“公民義務”，比如交稅、守法、忠實履行與陌生人的契約。這每一件事都可以看做是有許多人參加的大“囚徒困境”：沒有人願意納稅，因為它的好處（如各種社會福利、公共設施的建設等）對個人而言是間接的，而代價是直接的。但是如果你逃避交稅，你就可能被送進監獄，這種前景使得背叛的選擇就不那么吸引人了。政府所做的正是改變有效的收益值，結果是每—個人都納稅，大家都能生活得更好，即分享學校、道路和其他公共設施的好處。這就是盧梭所說的，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證每一個公民“被強迫得到自由”。
在收益結構上作調整，能夠改變策略的相互作用，使得情況不再是一個“囚徒困境”。如果對背叛的懲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不管對方如何選擇，從短期來說合作都是最好的選擇的話，那么就不再有“困境”。可是，收益值的改變沒有必要如此激烈才能奏效，其實相當小的一點兒改變就可以有助於回報合作的穩定，儘管這相互作用的情況仍然是“囚徒困境”。
這裡只說一個外力干預打破“困境”的例子，它很有悖謬甚至滑稽的色彩。
1971年，在“禁菸運動”的聲勢下，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在電視上做菸草廣告的法律。令許多人奇怪的是，這一回財大氣粗的菸草公司反應相當平靜，並沒有動用其龐大的社會資源和影響力阻止這個法律的通過。而且，後來的統計資料表明：儘管菸草廣告因受到限制而減少，可是菸草公司的利潤卻提高了。
你是否知道菸草公司為什麼不反對，甚至可能還歡迎這項法律？因為這個禁令使他們從“囚徒困境”中解放了出來。
菸草行業同樣競爭激烈，為了爭奪市場，各大菸草公司都必須大做廣告。為此，它們每年都要花費巨額的廣告費用，這無疑降低了它們的利潤。也就是說，如果菸草公司都不做廣告，它們的利潤要更高。可是，如果其中一家公司不做廣告，它的市場份額就會被其他公司搶走。這正是一個“囚徒困境”：你合作，對方不合作，你就吃虧了。在這種情況下，做廣告就是優勢策略。那么，菸草公司能否達成都不做廣告的協定呢？不能，因為誰遵守協定，就很可能被對手耍弄。
現在好了，菸草公司做不到的，國家為它做了：法律起到了協定的作用，而政府承擔了監督的責任，菸草公司又何樂而不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