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定位
《國際關係史》《國際關係史》是一門新興的、跨學科的學問，它與外交史、世界史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三者之間的聯繫在於它們的描述對象都超越了某一特定國家的範圍(即使是以某一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外交史也涉及到其他許多國家)，也都具有與國別史相區別的特質。
然而，三者之間的學科分野卻也非常顯著。外交史的敘述內容主要集中在政府層面的外交行為上，對其他領域的內容幾乎不加涉及；世界史的敘述內容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各國的外交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並非敘述主體；而國際關係史則介於外交史和世界史之間，它既需要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視野，又需要以外交史作為它的核心和重要內容，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陷入“只見樹木”或“只見森林”兩種有失偏頗的窠臼，才能避免體例上的僵化與空泛。但是，光區分了三者之間的差異還不足以建構國際關係史自身的學科自律性，它需要在廣泛吸取外交史和世界史理論的優點和長處的同時，構建自身的理論框架和方法。只有這樣，才能突破國際關係史的舊有體例，並對其進行新的建構。
理論意識
《國際關係史》《國際關係史》是以國際體系、國際格局和國家間關係的相關理論為基礎的。三者之間的關係可用以下的比喻來說明：國際體系宛如星光燦爛的夜空，國際格局就是夜空中的星座，而國家間關係就像每個星星與另一個星星的關係。要想清晰地認知夜空，必須確認每一個星座，而每一個星座的確定又與具體的星星密切相關。
國際體系通常包括體系的層次(level)部門(sector)，其中層次中包括體系、次體系、單位、次單位和個人(而不象以往的國際關係史只聚焦於單位層面)，部門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及環境(而不象以往的國際關係史只注重政治—軍事部門)。體系和層次由於互動能力(主要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化所引起的交通和通信技術、商業金融等社會技術的進步，以往的國際關係史在互動能力方面缺乏理論上的自覺)的作用而形成某種結構和模式——即國際格局。確定國際關係格局離不開國際關係體系中的主要單位——民族國家，因此民族國家成為國際格局中最主要的但絕不是唯一的行為體，民族國家間的關係和大國的興衰也就成為認識國際關係格局的關鍵。但《國際關係史》也特別注重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關係體系演變的作用。
《國際關係史》有兩條線索：一條明線是在體系層面——即威斯特伐利亞、維也納、凡爾賽—華盛頓和雅爾達四大體系的興衰演替的歷史，一條暗線是互動能力方面——即現代以來生產力的進步和生產方式的變化對國際關係體系演變的促進作用。為了將兩條線索有機的結合起來，需要借鑑和運用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因此理論上的開放意識成為必要。
整體觀念
《國際關係史》的珍貴文獻在明確《國際關係史》的學科追求和理論構建之後，怎樣敘事就成為了關鍵。任何歷史類著作都離不開資料的取捨。《國際關係史》在資料取捨方面的原則是：新舊互訂、略古詳今、崇洋不媚外、積極吸收國內外各種已有的專題性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國際關係史》對新資料的取捨採取了這樣一條原則，對已經形成定論予以採用，對尚有爭議的暫時保留，但這容易給人留下吸收新成果不夠的印象。
《國際關係史》對宏大敘事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吸取其整體觀念較強的優點，但擯棄了一元論的敘事方式(如現代化理論、經濟決定論、階級分析理論等)，而是採取一種多元論的視角，即具體事情具體分析，杜絕先入為主、生搬硬套、牽強附會的做法。換言之，《國際關係史》的敘事方式是以多元論為基礎的整體觀念。
外交思想
《國際關係史》（十卷本）1、英國與均勢外交
英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三方面的優勢奠定了英國的輝煌的歷史。首先，英國是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之一。其次，島國的優越地理位置。第三，英國率先進行了工業革命，並成為工業革命的搖籃。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英國形成了一種務實的政治文化。經驗主義、務實精神，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為英國的政治文化，甚至引導英國國民性的形成和發展。由一種極而言之的說法，英國人講求的是實際利益和實際效果，而不是某一條可以普遍適用的理論原則。這種重視經驗的思想傳統，在外交上就是人們所常說的“實用主義”。英國“實用主義”外交思想有三個相互關聯的在歷史中形成的基本點：即“力量均勢”，“自由貿易”，“超然的地理優勢”。這三個基本點有一個前提：即英國能否保持它的首強地位。“光輝孤立”政策是其均勢外交最為重要的表現形式。
《國際關係史》2、法國與歐陸霸權
法國是別具一格的西方大國。太陽王路易十四時期和拿破崙帝國時期，其國威國力達到了頂點。儘管法國曾經被打敗，但在法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政治思想卻傳遍了歐洲，法國人以為他們是塑造了現代歐洲歷史的人。法國人既為歐洲塑造了一個最偉大的封建文明，又為現代世界樹立起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典範。法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西歐大陸的代表自居，它不能容忍大陸以外的強權——先是英國，後是美國——涉足和“包攬”西歐事務。換言之，法蘭西的民族情感從歷史上便是在同盎格魯-薩克森人的抗爭、對立和爭奪中得到了滋養。法國歐陸霸權的外交政策取向使法德兩大民族的關係成為法國對外關係中的有一個重點。基於上述原因，法國是“歐洲主義”加法蘭西“民族主義”的民族。法國的外交思想集中體現為“歐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
3、德國與東西方政策
1871年德國的統一和崛起打破了歐洲大國傳統的力量均勢，給世界帶來了深遠影響。由於德意志在歷史上的長期分裂，使德國成為是一個晚熟國家，並有著改變民族分裂的歷史情結。德國在地理位置上處於東西南北之交，英、法、俄、奧、意等強國環伺。德國地緣政治對外交思想的影響是有延續性的——即竭力維持原狀，同東方和西方的大國開展關係，緩解和消除別人對德國的疑懼，來為自己爭取儘可能寬闊的活動天地，穩步地謀求進一步的發展。除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世界政策”外，德國在其餘的大部分時期的外交都或多或少地遵循著這樣的外交傳統——一項東西貫通的外交政策。
《國際關係史》4、俄羅斯與海陸擴張
廣袤無垠的俄羅斯橫跨歐亞兩大洲，處於東西方的結合部。作為一種文明，俄羅斯具有東西混雜的特點。對俄羅斯對外政策具有深遠影響的因素有宗教、泛斯拉夫主義、民粹主義和村社精神以及地理環境與專制皇權等。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廷帝國與西方式的基督教國家的一個最大的區別是對“基督教世界”這一概念的與眾不同的理解。到了15世紀末，以莫斯科為基督教世界合法繼承者的“第三羅馬”理論應運而生。泛斯拉夫主義對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每當俄羅斯與歐洲文明衝突時，它獨特而頑強的民族特性總是強烈地表現出來，凸現出一種異質性，同時，在各斯拉夫民族中，俄羅斯又一直以領袖和解放者自居。彼得大帝是斯拉夫擴張主義的奠基人，他被後來的俄羅斯人當作民族英雄和近代俄國的締造者來稱頌、謳歌，他因而也為俄羅斯樹立起一個致富致強的傳統——陸路蠶食加水域開拓，構成了從彼得大帝起的一貫政策。
5、美國與“天定命運”
儘管美國是世界諸大國中最年青的國家。但擴張卻是貫穿於美國對外政策史的最明顯、最永恆的主題。早在獨立以前，北美各殖民地就追隨英國進行了商業擴張和地域擴張。為了促進北美商業和貿易的發展，北美殖民地捲入了英國為爭奪海上優勢的多次商業戰爭。獨立以後，美國對外政策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大陸擴張時期(1775-1897年)、海外擴展時期(1898-1945年)和全球稱霸時期(1946-至今)，分別以“孤立主義”、“門戶開放”政策和“遏制與領導”為口號或標誌。
《國際關係史》6、日本與“島國心理”
日本被許多人認為是一個有著獨特歷史經歷的國家。日本的歷史具有其獨特的內在特點：首先，日本群島的孤立，使它的歷史非常單純而完整。其次，日本處於中國文化圈的遙遠的邊緣地帶，使其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緊緊抱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價值標準。第三，日本的政治和社會進化特別緩慢。但日本在現代又異乎尋常地迅速崛起，在非西方世界創造了一個奇蹟。作為一個表現突出而潛力有限的文明，日本在外交思想上凸現了兩大特徵：一是體現了“島國根性”的狹隘心理，即不願對世界負責；二是“強者崇拜”的心態，即缺乏是非善惡感。
7、中國與“天下觀念”
中國是當今世界歷史最為悠久、連續性未被打斷的惟一大國。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逐步被納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經過100餘年的艱苦奮鬥，中國在1949年終於獲得了真正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變革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性都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並正在整合的過程中。在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傳統的“中華帝國觀念”、“王道”與“霸道”的對外政治文化， 與發韌於西方的現代國家主權觀念相互撞擊有可能對國際關係的未來產生和提供一種新的思想資源。作為一種政治倫理、文化、規範、制度甚至目標的“天下主義”在全球化時代正面臨著新的批判和整合。
8、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這一術語，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了特定內涵。在國際關係史的語境中，西方的興起與第三世界的出現是一個歷史進程的兩個側面。儘管第三世界有著相同的歷史遭遇，並且在世界體系中都處於邊緣位置，但是，第三世界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一個像西方國家那樣的聯盟或整體。因為第三世界國家間存在著種種差異。首先，雖然第三世界國家大多從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發展而來，但它們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時間不同，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前的社會發展狀態不一，以及獲得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方式和手段也不一樣。第二，它們取得政治獨立後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上出現越來越大的差別，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分化。這究使我們不能簡單化、模式化、概念化地看待第三世界問題，而和系統必須採取綜合的、歷史的和系統的分析。特別是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使第三世界面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雙重壓力，對第三世界的深層思考也已提到時代的日程上來。
指導思想
《國際關係史》《國際關係史》涉及的歷史跨度很長，研究領域廣闊，而且問題紛繁複雜。為系統而全面地闡述300多年國際關係的歷史發展進程、並揭示其規律和本質，《國際關係史》的指導思想是：
首先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堅持唯物史觀，在對國際關係理論、歷史與現狀的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國際關係史學科的新體系。
其次，著意於探索世界範圍內的國際關係歷史發展的進程，以歷史發展的本來面貌來評價某一地區或是某一國家在不同時代國際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以世界經濟關係為基礎，探明國際政治關係的發展過程與前因後果，並注意其相互作用與影響。運用歷史“合力”的原理來剖析國際鬥爭的諸多因素與表現，避免把問題簡單化。
第四，重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隨著歷史進程在國際關係中所顯示的重要影響和作用，反映客觀的歷史演變過程，尊重歷史的真實性。第五，根據所掌握的大量資料，實事求是地闡明歷史事實真相，不溢美，不隱惡，履行歷史學者應盡的職責。
重要性
《國際關係史》《國際關係史》是了解和認識當今世界的構成和結構的基礎，在經濟和政治上對改革開放有重要的借鑑和推動作用，也是對保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才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
國際關係史並不只是強國富國發展的歷史，更多的是強國富國和弱國貧國互相作用的歷史。13億中國人要發展，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但也是可以“以史為鑑”的。不僅要參考富國強國的經驗，更多的是要立足目前和中國和世界的現狀，參考弱國貧國發展的經驗，以及在發展道路上如何作好規劃，面對挫，應對挑戰。許多國家失敗或成功的經驗都是很好的借鑑。中國的政府官員很多來自大學畢業生，現在的大學生也有很多將成為政府官員。 他們國際關係史知識的薄弱，就會導致對發展道路的認識不夠深刻，對犯錯誤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就會對我國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造成消極的影響。在很多時候就可能走到許多開發中國家走過的老路。
了解國際關係史更主要是在政治上能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了解穩定和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在歷史上，許多開發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嘗試了許多發展的道路和方式，附庸強國，閉關鎖國，不一而足。但是離開了獨立自主和穩定，都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歷史並不是答案，但是了解歷史卻會讓人思考。我堅信，中國大多數大學生都是正直的愛國者，一個正直的愛國的青年在了解到相關的史實後，一定會明確和豐富自己的是非觀念，對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有初步的認識，對穩定和黨的領導的必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了解國際關係史，有助於使中國的高校政治思想教育更加生動，更有吸引力。政治是否歷史是一門嚴謹而生動的學科，它記錄的過去往往是哲學思想產生的源頭。而相對哲學，更加生動和感性，容易被青年人接受。
《國際關係史》的珍貴文獻了解國際關係史更主要是在政治上能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了解穩定和黨的領導的重要性。 在歷史上，許多開發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嘗試了許多發展的道路和方式，附庸強國，閉關鎖國，不一而足。但是離開了獨立自主和穩定，都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
歷史並不是答案，但是了解歷史卻會讓人思考。我堅信，我國大多數大學生都是正直的愛國者，一個正直的愛國的青年在了解到相關的史實後，一定會明確和豐富自己的是非觀念，對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有初步的認識，對穩定和黨的領導的必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作者簡介
《國際關係史》主編王繩祖王繩祖（1905年12月8日-1990年），著名歷史學家，國際關係史學家。中國國際關係史學的奠基人。江蘇高郵人。 1918年入南京金陵大學附中，畢業後考入金陵大學歷史系，1929年畢業留校任助教。
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入牛津大學布拉斯諾斯學院，專攻世界外交史，後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所著碩士論文《馬嘉里案和煙臺條約》，1940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1939年回國，在已遷至成都的金陵大學擔任歷史系教授，翌年起任系主任；1949年兼任文學院院長。1952年，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原中央大學）合併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繩祖是國際關係史學的學術泰斗，首先提出並系統闡述了均勢理論。主要著作有《歐洲近代史》 、《近代歐洲外交史》、《國際關係史》等。 曾主編中國第一部《國際關係史》教科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國際關係史卷》 。 1980年參與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會，被推選為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