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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會議開了幾天?開得怎樣?匯集的那三十三個問題,我都看了。還有什麼問題嗎?
有人提出作家對官僚主義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們的結局寫成失敗,寫成死?官僚主義當然應該批評。有個電影叫《榮譽屬於誰》,裡面有一個鐵路局長,是個官僚主義者,可是他的局長還照樣當,這樣的幹部應該撤職。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學習。這部電影裡那樣寫這個局長,叫做不徹底,缺乏徹底性,反官僚主義應該徹底。
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現在還沒有展開。中央委員會要開一次會,發一個指示,今年準備,明年開始,這也要有一個醞釀時期。決議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來。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什麼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認識還不一致。整風開展起來,那時候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下,陳其通等就發表文章,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整風,整主觀主義,重心放在教條主義;整宗派主義,他們總是想一家獨霸,他們總是覺得六億人口太多了,少一點才好;整官僚主義,多得很。好幾年沒有整風了。
在座的,有些是黨內的,也有黨外的,共產黨的道理你們也懂得一點,就是要推動,要統一思想,要有共同語言。不然你說官僚主義,他說不是。你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說不放;放了一點,有些不好的東西出來,就慌了手腳。總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們主張百花齊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現在百花齊放的環境還沒有造成。
從匯集印發的那三十三個問題,可以看出來問題很多。要求答覆,一個人怎么答覆得了?我看還是大家自報公議,一個人念,大家討論,大家答覆。
有一種看法,實際上是認為思想不能指導創作,這種看法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正確看法有關係。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作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大概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在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時間內,只要不搞秘密小團體,可以你寫你的,各有各的真實。這裡邊,當然還要有幫助。對馬克思主義有真正贊成的,有勉強贊成的。對改變社會制度也是這樣,比如民族資產階級,你把他的生產資料拿來共產了,他心甘情願嗎?總有些勉強,當然也有不大勉強的。改變社會制度,從私有到公有,從個體到集體,幾億人口,總有勉強的。
總而言之,制度的變化,是一個大變化。迫於全中國的大勢所趨,有些人不得不勉強贊成。現在思想這樣混亂,匯集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就是社會基礎變動而來的反映。我國過去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把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打倒以後,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和幾億人口的小資產階級,要改變所有制。知識分子,按出身說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當然還有大、中、小的區別。按全國六億人口計算,如果說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識分子,那就有六百萬人。知識分子也不一定都是進過大學的,蕭楚女就什麼正規學校也沒有進過,他是靠自學的,也是知識分子。全國知識分子就算五百萬吧,五百萬裡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有十分之一沒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萬。他們相信馬克思主義,並且相當懂得,用來指導行動。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不算是懂得馬克思主義。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藝界有多少這樣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
還有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牴觸的,其中有些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不只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但他不是特務,又不拿刀子殺人,他就是發牢騷,有時也寫點文章。這樣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這些人多數不說話,沉默地抵抗。恐怕這兩頭都沒有十分之一,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沒有十分之一,掛名的不算,教條主義的不算,牴觸馬克思主義的也沒有十分之一。對馬克思主義,黨內有不信的,黨外倒有相信的。現在兩頭去掉,剩下中間的還有百分之八十左右,還是大多數。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馬克思主義,用它來指導創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怎么辦呢?只好讓它發行,只要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馬克思主義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條主義的,人家不要看。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要好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哪怕少一點,有那么幾部,寫得較好,用幾十年工夫,去影響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作品是為工農兵服務的。
有人說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為工農兵服務是不錯的。你不為工農兵還為誰?資產階級也要改造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也要是工人階級,你說不要為他們服務,中國就沒有其他人了。
有人說文藝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藝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兩種,一種要目的的,一種不要目的的,行不行?總之,對人民的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思想問題,不能用專制、武斷、壓制的辦法,要人服,就要說服,而不能壓服。文學藝術家恐怕也要經過一個鍛鍊的過程,有些人還是不自覺的,沒有經過鍛鍊。有些主張文藝不要目的的,其實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這個目的,在無目的掩護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目的。
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若論出身,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反動起來,也很厲害。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也蠻革命,我也是算在這個範疇之內的。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有的人後來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如何區分法,我看很難。
報紙、廣播、文工團、劇團、文學藝術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說,“不講教育,說娛樂好了”,這也可以,但是你演戲,總要影響人。所以教育者首先應當受教育,這是馬克思講的。我們這些人應當受教育,說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腳的。這些教育人的人,他們從事的工作,整個說來,是教育人的過程,要幾十年,把六億人口教育好。
蘇聯十月革命後,教條主義也厲害得很,那時的文學團體“拉普”曾經對作家採取命令主義,強迫別人必須怎樣寫作。但聽說那個時期還有一些言論自由,還有“同路人”,“同路人”還有刊物。我們可不可以讓人家辦個唱反調的刊物?不妨公開唱反調。蘇聯那時有人公開承認自己是“同路人”,可見這一點同我們今天是不同的。開頭幾年還可以唱反調,有些言論自由,以後就只許講黨和政府的好話,不許講壞話,不能批評,搞個人崇拜。史達林常常把兩種矛盾混淆起來了。我們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採取他們的辦法,我們採取有領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還沒有造成放的環境,還是放得不夠,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鳴而不敢鳴。陳其通他們四人的文章,我就讀了兩遍,他們無非是“憂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亂。應該估計到中國的情況,兩頭小中間大,小資產階級那么多,無非是思想混亂,要求解答問題。
我說這些話,是想和同志們交換意見,看看客觀情況是否如此。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在知識分子中占十分之一――五十萬,有沒有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這不能強迫。假如經過三個或者四個五年計畫,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又不是教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那就好了。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上次我曾講了薛仁貴、孫行者的事。薛仁貴害了病,打勝仗,功勞掛在別人身上。對孫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個人英雄主義蠻厲害,自稱齊天大聖,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馬溫”,所以他就大鬧天宮,反官僚主義。我看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都有,張士貴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都有。
文藝批評怎么樣了?這也要看到知識分子是兩頭小、中間大這個基本狀況,這就是為什麼要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緣故。為什麼有人怕放呢?就是沒有看到大多數知識分子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經過他們去教育中國幾億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學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子弟,中學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們要誰呢?這些人是可以教育過來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信心。文藝批評問題,我想提出來談談。這方面的文章我讀得不多,讀了一點,感覺恰當的批評不多,經過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談過的,真正是對作家有所幫助的,不是罵一頓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評粗暴得很。對待這類批評,魯迅有個辦法,就是不理。現在文藝批評可以說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癢處,不是教條的,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癢,空空泛泛,從中得不到幫助的,寫了等於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開展的。是不是這樣?
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從批評王蒙這件事情看來,寫文章的人也不去調查研究王蒙這個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寫批評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評他,還是為著幫助他嘛!要批評一個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評人談一談,把文章給他看一看,批評的目的,是要幫助被批評的人。可以提倡這種風氣。
《新觀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記》的文章,你們看過沒有?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我對他描寫喝茶的人有些興趣,他的文章說在那裡喝茶的民眾不會喝茶,可是他們還喝得很有一股勁。他還批評這個茶館合作社經營得不好,有缺點,這個批評是對的,有很多這樣的事情,經過公私合營與合作化以後,把原來的許多優點都丟掉了,這以後應當整頓。但是他輕視那些喝茶的民眾是不對的,這就是“君子”、“小人”的觀點。“君子”在那裡喝茶,“小人”也來了,文章就顯得這個作家在民眾中落落寡合的樣子。
駁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個姚文元,寫得還是比較有說服力的,我還看得下去。還是要幫助姚雪垠。無論資產階級思想也好,小資產階級思想也好,在知識分子中還是占大多數的,他們還沒有跟民眾打成一片。我看還是跟工農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寫什麼呢?光寫那五百萬知識分子,還有身邊瑣事?不能永遠只寫這些人,這些人也會要變的。文藝作品,總是要寫點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關係。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寫寫申新九廠,寫寫那個資本家榮毅仁,你要寫榮毅仁,就得寫他跟工人的關係。也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就寫他自己的身邊瑣事,他又不去跟工農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寫,你有什麼辦法呢?這么大個國家總會有這些人的,這也是客觀存在。但我們還是要幫助他,影響他,他不接受也沒有辦法,可以出他的書。
體驗生活也有各種各樣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給知識分子。現在有些知識分子下去體驗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災難,特別是有名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就怕你來調查我什麼,我就是不告訴你。老百姓有各種各樣的辦法對付你。有些地方“記者成災”。
中國自覺的文學批評的歷史是從哪裡開始的呢?從曹丕的《典論·論文》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開始的吧!以後有《文心雕龍》等。韓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實他那個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沒有什麼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說好的,他說壞,人家說壞的,他說好。《昭明文選》里也有批評,昭明太子蕭統的那篇序言里就講“事出於沈思”,這是思想性;又講“義歸乎翰藻”,這是藝術性。單是理論,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藝術性。
大家反映作家職業化後,有些書因紙張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來,影響作家的生活。作家協會能不能自己搞個印刷廠?撥一些機器給你們,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學家的著作,一時不能印出來,他們還有大學和科學院發的薪金可以維持生活。作家則不同,他們是靠版稅稿費生活,若是書籍雜誌沒有紙張印不出來,他們沒有稿費收入,就無法生活。我說作協自己辦一個印刷廠,當然不是要老舍、巴金先生去辦,而是周揚、沈雁冰他們籌划去辦。
去年,我們一年攝製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萬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國六億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們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 ,曾受到批評,那沒有什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
這次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你們回去就傳達,就要貫徹,不要等三中全會作決定。地委書記、地區專員以上的幹部約一萬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都很難說,其餘十分之九還是不贊成的,這些都是高級幹部呢!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問題,這次會議一時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結論,也用不著緊張,可以研究討論。
關於繼承文化遺產問題,我並不贊成牛鬼蛇神,可以讓它演出來,批評一下。文化遺產中有許多毒素和糟粕呢!對一些傳統劇目過去我們禁了幾年,別人有些反感,現在開放了,也可以批評,但批評要說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戲,看看也可以,我們看的《封神演義》不是牛鬼蛇神嗎?社會上有牛鬼蛇神,劇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國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來看看也沒有什麼可怕。許多青年都不懂什麼是牛鬼蛇神,讓他們看看也不要緊。拿個更好的東西來代替它當然很好,但還拿不出來,就讓它演吧!對牛鬼蛇神,戲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驚小怪,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鑑別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樣驚慌?你說《詩經》、《楚辭》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詩經》第一篇是不是《吻》這類的作品?不過現在發表不得吧?那《詩經》第一篇,我看也沒有什麼詩味。不要因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相關資料
“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簡稱的音譯。成立於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二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定》,解散“拉普”,成立蘇聯作家協會。
薛仁貴(六一四――六八三),即薛禮,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將軍。
張士貴(?――約六五六),本名忽峍,虢州盧氏(今屬河南)人,唐代將軍。
王蒙,一九三四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於北平(今北京),作家。當時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京市三區(東四區)委員會工作。一九五六年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受到錯誤批評。
姚雪垠(一九一○――一九九九),河南鄧州人,作家。當時在武漢市作家協會工作。
姚文元,一九三一年生,浙江諸暨人。當時在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工作。
榮毅仁,當時任上海申新紡織印染公司總管理處總經理。
曹丕(一八七――二二六),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國時期文論家、詩人。
曹植(一九二――二三二),沛國譙(今安徽毫縣)人,曹操之子,三國時期文學家、詩人。
韓愈,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蕭統(五○一――五三一),蘭陵(今江蘇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蕭衍之子。公元五○二年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諡號昭明。編有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文選》,後人習稱《昭明文選》。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市人,作家,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巴金,一九○四年生,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當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周揚(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浙江桐鄉人,當時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
趙丹(一九一四――一九八○),山東肥城人。當時是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曾主演電影《武訓傳》。
孫瑜(一九○○――一九九○),四川自貢人。當時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曾編導電影《武訓傳》。
《草木篇》,流沙河寫的一組散文詩,發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號。
《吻》,曰白寫的一首詩,發表在《星星》一九五七年一月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