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篇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唐：白居易
流沙河
白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藤
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
仙人掌
它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毒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孩子也不去理睬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草木篇詩案
源頭
“如果不寫這個，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看歷史》2010年6月刊 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歲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組取名《草木篇》的小詩而觸犯天顏，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於全國的右派成為政治祭品，從此開始了22年飽受屈辱和磨難的悲劇人生。幾個月後，反右開始，全國又有不可計數的人因為與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須有的株連而成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劇。
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詩案”。
而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澤東先後四次在不同場合以不同的態度點到其詩其人，更使其成為當代史上的一樁奇案。
至今，事件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當年滿懷人生夢想的青年詩人流沙河，已經成為一個“沒有幻想”的平靜老人。這是他第一次追憶“草木篇詩案”。其中許多情節從不為人所知。例如其父親被新政權槍決，冉雲飛說，他與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對於父親的死，沙河從不提及，1981年的《自傳》里，甚至說，“是應該的”！可見創深痛巨，無以言表。
（本文據錄音整理而成，並儘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語原貌。為了方便閱讀，加了小標題。另需說明的是，個別地方根據今天的語境有少許刪節。）
——————————————————————————————————————— ■ 到底意難平
我的父親不是這個政權的人，我1950年參加革命工作後，是劃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這個黨的，不是到共產黨這兒來投機的，不是想來撈個什麼的，想都沒這樣想。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來，來就努力地工作。當時我才19歲，我在黨報。工作是如何之賣力，如何之認真，而且還如何之愉快。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很有意義，我們正在改變中國。
我的父親和許多舊政權的人員一樣，死於1951年。我絲毫沒有為這個事情去仇視這個政權。但是呢，確有某種看法，這個有時是有的，總覺得當初用不著殺那么多人。實際上我的父親，在舊社會不過就是普通的職員。他從來沒有對抗過共產黨，也沒有作過惡，很多人都曉得他們是乾乾淨淨的。但是，又回頭認為，好像革命就是這樣，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么產生新世界呢！覺得這個革命理論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懷疑，絕無對這個政權有任何仇恨。而且當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現的積極，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覺得我極其信任這個黨。
但是後來為啥子又產生了懷疑呢——確實產生了懷疑，但是這個懷疑跟我的家庭無關。一個是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揭露史達林的罪惡。在赫魯雪夫的報告前一年，1955年，肅反。先是把胡風拿來批。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寫了兩篇文章，文學理論的。後來，批胡風后來轉為肅反，所有的機關內部都設了變相的關押所。舊社會有歷史問題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聯都集中攏來十多個，把人家弄來關起。我是積極分子，還主動要跟這些人劃清界限，認為這些人黨都說要把他們揪出來，把他們叫老虎，一定是他們自身有嚴重問題——信進去了的。但是後來覺得，咋個這個運動，機關搞肅反越搞就越凶，機關里設立了變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審，哎，我就有所懷疑。
因此在肅反的會上，我和另一個叫丘原的好友，我們都是熱愛黨的，心裡就不安逸，就跟他遞了個條子。寫起打油詩，填起詞，譏諷。李累（文聯領導）看見了，走來一把就條子抓過去，李累大怒。條子是將就《紅樓夢》中間薛寶釵那個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我填的是，“縱然是加薪添錢，到底意難平”。李累拍桌吼問，“啥子意難平？”
多虧這個事情，我就沒有進入積極分子行列。本來是積極分子，後來我就被刮出來了，刮出來就只有資格去守老虎——去看守關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時輪流，一個班兩個小時，坐到那裡守，守完了還要做記錄，觀察他們的各種動態——這個就比較“低級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記錄：“牆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聲。眾虎一齊抬頭仰面，觀望久之。”以戲謔的文字寫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猶愧。
就這個時候，心中就有所懷疑。覺得咋能這樣子整呢。而且這些人整了，十個月以後，全部都沒得事了，又把工資補發，當初把人家弄得那樣慘。就覺得簡直胡亂整。覺得黨的這種做法——那個時候我們不曉得老同志們早在延安就這樣做了，我們不曉得，我們還以為是第一次這樣，雖然沒有整到我，你這樣整人總覺得不公道嘛。雖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論。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傳遍全世界，揭露史達林的罪惡。文匯報連載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寫的《史達林時代》第八章《大瘋狂》，整黨咋個殺人，看了毛骨悚然。有問題！覺得。而且這個問題一定是在理論上面出了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理論就有這個問題，一旦形成專政必然會導致這個。但是，都沒有拿去跟我們家庭的各種遭遇聯繫起來。是出於熱愛黨，覺得這樣弄不好。
然後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覺得對了，我們中國一定不會像史達林那樣子搞了，我們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提出這個口號是如何之偉大，覺得對這個黨的未來如何之有信心，覺得中國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覺得要聽黨的話，黨喊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我們要講。像我這樣的人，詩歌藝術修養不高，但是宣傳熱情是很強烈的，理論熱情是很強烈的，就覺得那么我們今後寫詩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頌德了。那時《人民文學》還發表了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開了八大，已經宣布階級鬥爭運動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我覺得黨好英明啊。覺得這下中國終於好了，不再走階級鬥爭的路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會弄得像蘇聯那樣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面臨的是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真才實學頂用了，中國面臨的是美好的前景。這個時候，我就考慮寫詩是不是也要干預生活。劉賓雁已經有過一些報告文學，提出要干預生活。而蘇聯作家把干預生活四個字早就提出了，說作家應該有這樣的義務。在生活中有不好的東西，作家要表態，要與它鬥爭。
我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在1956年10月，寫了個《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員。在回成都的火車上，寫了《草木篇》。
這一組小詩內，我就考慮到，革命者的人格問題，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光是聽話，革命者只要是正確的東西還要堅持。毛主席就那樣說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堅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諛逢迎就爬上去了，覺得這個黨不應該去溺愛這樣的人嘛。小人攀附到黨，把這個黨像藤纏樹一樣要把你纏死，你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嘛。因此在詩中間就牽扯到了這些。
回頭看自己，這樣的一些思想，實際上這都不是詩，我的這些思想遠離了詩的形象思維，都是一些宣傳熱情，宣傳熱情干預了我的詩。就這樣寫了《草木篇》。
那個時候就想，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就不必創作了，不當這個專業。我就主動提出，我們來辦一個詩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領導人李累他們也支持。就辦起來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創刊號了，是新中國第一個官辦詩刊，北京《詩刊》比這個晚了25天。
《星星》創刊號上面就發了《草木篇》。
因詩嫁禍
鬧了半年，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批史達林的報告中國從未公開發表，但我們都知道。1956年10月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達佩斯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波蘭也發生了工人農民起來抗議。在黨內特別是在高幹內，把赫魯雪夫批史達林的這個報告當作大敵一般的防備，我們年輕人不曉得這個，他們內部就傳達了。1956年底，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因此這些領導們特別敏感，到處聞，看底下有沒得什麼氣味，回響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氣味。聞到了馬上就要報告上去。
我不曉得，這樣嚴重，如果曉得，《草木篇》我就不要發出來。但是不曉得，我仍然歡欣鼓舞，相信雙百方針一定會給中國帶來新面貌。
後來聞到了，是當時省委那邊聞到的。
元旦過了13天以後，川報上就出現了批評。就說這些東西有嚴重問題。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詩是色情（《吻》）。還有一首詩是有思想問題（《草木篇》）。
省委宣傳部有領導同志說，你這個《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實味就是在延安為這個事情被殺了的。）
然後，《草木篇》的事情匯報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幾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澤東都還沒有開始反右，毛澤東就不以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兩次講話。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還有一次是講人民內部矛盾。兩次講話都提到，一個提到王蒙，一個提到《草木篇》。毛澤東講的是，王蒙是思想問題，王蒙的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的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兄之仇，殺弟之仇，殺子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一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說了，你們現在這種批判，太粗暴了，你們沒有好生給人家講理。你們這種簡單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後，毛主席說，我們今後是要團結五百萬知識分子——括弧，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人。最後說，我們要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都要團結起來。
他這樣一講，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來。1957年3月的時候，毛澤東這個講話，通過各級機關傳達下來，傳達下來，而且傳達很詳細，是用講話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現在還沒有開始反右。
不但沒有反右，連“陽謀”，喊大家出來大鳴大放都還沒有開始。後來好多人不了解，說是在反右中間批《草木篇》。哪裡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經過這一場批呢嚇倒了。我的媽呀，他們批我的文章最初還說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後說反動思想，以後說反革命思想，最後說，這些詩都是反革命的叫囂，都是階級敵人的信號。我咋曉得我惹這么大的禍呢。一句腔都開不起，我都嚇懾了。
批判停了以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後，黨中央就號召整風：我黨現在有三種不好的風氣，一是教條主義，二是主觀主義，三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就是死守馬列主義教條不曉得發展，主觀主義就是脫離實際，宗派主義就是排斥人家黨外人士，這種錯誤的。這是不好的，我們要動員全國人民來幫助我們黨整頓，整頓這壞的三風。開門整風，通過什麼方式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來大鳴大放，要出來爭鳴，要百花，要來放，還不能小鳴小放，要大鳴大放。
但是我是嚇倒了，還是一句話不敢說。不曉得前段時間為什麼批判得這么凶，我還是個共青團員的嘛，而且我自認為我還熱愛共產黨。
我就不開腔，一句話不說。然後就有許多人來幫我說話了。說你們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個教授張默生，山東人，江青的老師，說，從詩經起就有“詩無達詁”嘛，一首詩可以有多種解釋，你們怎么能說《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詩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長，老作家，川報記者去採訪他。他說《草木篇》算啥？中國文人都要寫這類托物言志的詩嘛。把花花草草拿來寫嘛。他說，但是，《草木篇》你寫是可以寫，但是你不要拿來發表嘛！你把它鎖到箱子裡嘛，你拿來發表就惹起麻煩！你們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個小青年當成一回事情在那裡圍剿。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你們把流沙河找來，我只要兩個小時，就把他教育轉來，讓他去檢討，然後就過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聯來開會說，你們整人關起門整，整出問題了才把我們這些委員找來，當初為什麼先不來徵求一下我們的意見，現在主席說了你們的批判粗暴，喊你們停了，弄出問題了，才想起來找我們貢獻意見。這是發牢騷。
天天開會大鳴大放，叫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有的忙，硬拿車去把人家拖來發表意見。張默生教授就是用車接來發言，後來當了大右派的。
這時候，全國各種意見全部都出來了。說得很鬧熱啊，報紙上都在給共產黨提意見。有些意見越來越尖銳，圍繞著官僚主義咋個腐朽，哪裡整得要不得，哪裡整人家農民，整得農民……全國的各種作品都出來了，就是那個時候的傷痕文學。好多人都在寫。連艾青自己都寫了《養花人的夢》，後來批判他的時候，就說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這個時候喊我發言，我都還不敢去。
然後省文聯的一個領導，常蘇民，是個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蘇民看到我始終都不發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兒去談，他就把毛澤東的講話全文，列印的，中文打字機列印的，他說你就在這兒讀。毛主席怎樣說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內容。他說你看嘛，最後的結論，連主席都是說這樣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來發言，四川這個地方要反對教條主義，你應該出來開第一炮。最初我認為他說的是真心話。多年以後我才悟到那是他的違心之言。作為一個領導人，在本單位揪不出右派來，他就犯險了，弄不好他自己就會被其上級指為包庇右派。他是來誆我鳴放啊。但是我原諒他，他無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終於我就出來發言了。嗬，一發言各家報紙的記者詳細地記，記下來整整一版。成都日報四川日報全部登流沙河的發言。上海的文匯報也派記者來採訪我。我說你們前幾個月批我很兇，這樣子弄是不對的，你們這樣弄得我情緒也很難受。我說我個人固然是有很多缺點，思想改造不夠好，有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想，但是我沒有要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這樣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這時就得到很多人的回響。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變臉說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我們整風……
全國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牽連。說我有三個反革命集團，我是這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然後特偵組去追查，凡有關係的，一網打盡。特偵組來人說，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無知的情況下寫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現在你要把這封信交出來。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裝一籮筐，我說我記不得，你們去查，最後我說算了嘛，你們乾脆抬走。這一次他們就警告我，任何證據你不能毀，毀了將來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給我寫來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毀。何況我還記得有日記，日記我也不敢毀。
所謂三個反革命集團，全是我認識的，文學界的非文學界的，連常到我這裡來的中學生，全部都有嚴重政治問題，不準升大學，他們一輩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倫，當時14歲，化名給文匯報寫一封信，聲援流沙河，後來清查筆跡，查到他頭上，由於太小沒有資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給他杵了一個污點。周克芹遭學校開除也是與《草木篇》有關，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檔案材料擱在鄉政府再沒有打開過。好多人就為這個事情把一生的命運改變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類似，但是，受我株連的現象特別引人注目。全國類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後來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國到處有，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人來找我。到鄉下都有人來找我。說五七年你那個《草木篇》也牽涉到我，我當右派有一條罪狀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黨瘋狂進攻。還有被整死了，被殺了。
所以這個事情實質是怎么回事，你就曉得了。
沉到海底
這個詩，是再普通沒有了。值不得拿來說。而是因為要搞運動，有意要去到處找，由於他們帶有有色眼鏡，出於革命的警惕性，時刻嚴防階級敵人，一看就看到這兒來了一個信號，就是來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變了說法。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書記張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中央電視台講建國五十來的歷史，中間專門的一章，就是張光年談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變了。張光年說，當初我和另外三個中國作協的負責同志，去跟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鍋煮呢，其中有兩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間一首，又背了中間另一首，毛主席說，這兩首就可以嘛。
當初正式傳達的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那時說是階級仇恨。那你說我該相信其中哪一種說法？老同志在這點上是很謹慎的，我不認為人家張光年說錯了。不過當初風氣如此，今日紅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純粹的實用主義。要搞運動，就說這是反映了階級鬥爭，對我黨有各種仇恨的人，才得寫《草木篇》這樣的作品。但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又是另一面，很講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張光年講這個，那哪裡還有後來的運動呢，那就搞不起來了嘛。毛主席縱然這樣講過，但是從未傳達下來過，等於沒有講過。
實際上，就是小題大作。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所有的大中專院校，以至中學，所有各級政協直到縣政協，必須開座談會，座談會上，必須要“奇文共欣賞”，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討論。如果不是這樣，哪個來讀你那個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讀不可，讀了喊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本來就毫無興趣的，也不得不表態。
你想我的那一組小詩，用中文打字機打下來，只要巴掌這么點小一張紙，王蒙劉賓雁那些毒草那么長，哪個去讀呀。我那個拿來人手一張，一分鐘讀完。讀完發表意見。積極分子說，批得好，這個反動得很。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所以，本人是給反右提供了一個文本。可以快速製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幫了大忙了。
我們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個詩拿來那樣批，不是這個詩了不起，不是這個詩寫得好，我從來都不那樣想。
這個落到哪個頭上，就該哪個先倒霉。我呢，不過是先落到我的頭上，先落到我的頭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寫這個呢，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是因為後來到了大鳴大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又很信任這個黨，認為這個是光明磊落的，我們在黨的面前不應該有什麼保留，心頭有什麼我們可以提，這樣才是真正的熱愛黨。另外我們個人，處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麼就要說出來，那么肯定後來也要當右派。但是呢不會當這么大的右派。
後來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個事情。1980年，在石家莊，劉紹棠來找到我說，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經說到我們兩個你知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說，是這樣子說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個毛遠新來，毛遠新興沖沖地趕到北戴河來，找主席，說主席在海邊，到海邊去找到。主席說你下來嘛。毛遠新說我游不來水的嘛。毛主席說，游不來水你下來學。吃兩口水自然就會了。你看人家劉紹棠，也是游不來水呀，吃了兩口水，後來人家就學會游泳了。只有那個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樣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劉紹棠後來就摘了帽子了。我就當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國剩下的右派一風吹了，我作為最後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來當右派只差六小時就整整二十年。
我說你咋個知道的，劉紹棠說，這是毛遠新談的。毛遠新把這件事情詳細講出來的，人家詳細記錄的。毛遠新咋個說，偉大領袖咋個說，然後就說到你我兩兄弟。我就說，真還是嚇人囉，他老人家還把我記著了。好險啊，我這條命就不曉得咋個撿來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詩刊》復刊，當時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裝模作樣批示說：“我們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舉革命旗幟。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這毒草使好多人順著竿竿爬上去啊。
這個事情的全部經過就是這樣。
這一切事情，一萬個問題是一個問題，就是最高層的政治需要的問題，不是我個人有任何問題。
中國在反右以前，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非常擁護這個政權，那個時候，是共和國的黃金時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傷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戰戰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只要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分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國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個人的。
這是大悲劇，誰是罪魁禍首呢？我自身其實也有罪。罪在從前歷次運動，從1951年的三反運動起，我也當過積極分子打手，也兇狠地批判別人，也裝腔作勢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狀。這回自身被釘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頭，弄去拉車掃廁挑糞，現眼現報，也算是“天道好還”吧。
老家避世
當了右派以後，只領生活費了。反右前我的工資還比較高，是77塊。反右後，人家那些都只領15塊的生活費了，我是右派中間領生活費最高的，30塊。我算是毛澤東都點了名了的人，我沒有弄起走，猜想是擔心一會兒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說那個人在哪裡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勞教，勞改農場，受夠折磨，還有些關到監獄裡頭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機關。機關領導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說，毛主席說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員，每個單位都留那么一兩個反面教員，來時刻教育我們這些左派，讓我們提高警惕。公平地說，省文聯對我還算很不錯。李累主持批鬥我，沒有罵過打過，還讓我坐著說。另一領導人也姓李，堅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勞改。因為反右運動前，他曾對我講真心話，大罵農村政權，竟說“該造反”之類的危險話。怕我爭取立功贖罪出賣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堅持照政策辦，不同意送勞改。我感謝李累。七年後，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來，留在省文聯整整九年。但是開除公職，開除共青團團籍，留機關監督勞動改造。比較起來，夠寬大了。
然後我就做各種體力勞動嘛，就在機關里做。拉車子，我拉好多糧食，機關裡頭的煤、米、面。掃廁所我不知道掃了好多。留到機關就一直搞這個。後來又把我弄到圖書資料室去協助管理圖書資料。後來又把我弄到機關農場去，我光是植棉，從溫湯浸種，一直到最後把棉花用車拉到省裡邊去交，最後把棉花票領回來，就做了兩茬。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內行，油菜內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後，文革爆發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兒就拿給他們打死了。
堅決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長，叫李彬，老幹部，她的丈夫就是那個常蘇民，當初喊我說你一定要出來放第一炮的。這個李彬所以對我好。弄我回去的時候，我就跟李彬說，我說我還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夠拉這個車子。李彬說，你別看邱原自由吶，危險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說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條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聯，沒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個才苦，累死人吶，五類分子管制起來不說，還要計件勞動，一天拉了下來（拉鋸）夠受。你想那個又是計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錢。這樣弄下來這個人簡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線了才把鋸子停了，然後趕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趕起來，還沒有走攏那個鋸木那裡就開始脫衣褲了。兩個拉鋸子的人為了節省時間上廁所就一起。臘月三十都還在做，正月初二又在開始做了，這么苦。期間累得幾乎每隔兩個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來，勞動的累病，加之以恐懼——你想文革的時候，要是學生紅衛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處整吶。營養又很差，害了肺氣腫。
只拉了六年。把那個六年過了，還有六年就是釘包裝木箱。就是我的兒子協助我，他才六歲七歲，他已經開始做童工，釘包裝箱子的兩個檔頭，全部是他釘的。拿個釘錘，噹噹當。六年，我就在做這個，錢可以掙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兩個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還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國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聯這邊不要我回來，因為你是個摘帽右派，你還有三個反革命集團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還在那個懸起的。那么就留在縣文化館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當時的四川省委主要領導親自批示：必須把人家調回來，第二，必須給星星詩刊平反，復刊。兩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號檔案。我就回來了。不然這裡掌權的人不得要我回來，因為這裡已經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經死了。
——我就說完了。
小傳
流沙河自擬小傳
原名余勛坦。漢族，蒙古裔。1931年生於成都。四歲遷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區城廂鎮槐樹街老家，當時此鎮是金堂縣城。幼學古文，做文言文，習書大字。十六歲來成都讀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轉愛新文學。十七歲始發表習作。1949年秋入川大農化系，立志從文。1950年到川西農民報任副刊編輯。1952年調到四川省文聯，任創作員，又任四川民眾編輯、星星詩刊編輯。1958年劃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種苦役，餘暇攻讀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鋸木六年，釘箱六年。監管勞役共二十年。至1978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縣文化館館員。1979年春復出發表詩作，秋被改正結論，不算右派，調回四川省文聯任星星詩刊編輯。1985年起專職寫作，直到六十五歲退休。退休後亦寫寫，兼賣字。
流沙河作品出版二十五種，如下：
1956年：短篇小說集《窗》
詩集《農村夜曲》
1957年：詩集《告別火星》
1982年：譯中篇小說《混血兒》
《流沙河詩集》
1983年：詩集《遊蹤》
詩集《故園別》
《台灣詩人十二家》
1984年：《隔海說詩》
1985年：《寫詩十二課》
1987年：《十二象》
1988年：《余光中100首》
《鋸齒齧痕錄》
《台島十二中年詩人》
1989年：詩集《獨唱》
1992年：《莊子現代版》
1994年：《Y先生語錄》
1995年：《南窗笑笑錄》
《流沙河隨筆》
《流沙河詩話》
1999年：《莊子現代版?增訂本》
2001年：《流沙河短文》
2003年：《老成都》
《書魚知小》
2004年：《圖說莊子》
段意詳解
岸然挺拔、堅強不屈的“白楊”(堅韌)
渾身帶刺不會獻媚的“仙人掌”（頑強）
經受嚴寒笑得最晚的“梅花”（脫俗）
“藤”：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採取損人利己的手段，甚至將別人置於死地。
“毒菌”：口蜜腹劍搞兩面派的偽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