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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作者：（美）塔奇曼 著，萬里新 譯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7-9-1
版次：1頁數：558字數：419000印刷時間：2007-9-1開本：16開紙張：膠版紙印次：1ISBN：9787802253216
編輯推薦
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我的目標是要使歷史作品令讀者著迷，並且像我那樣對題材激動不已、神魂顛倒，這樣的前提是首先令自己著迷，並有一種傳達魔難以抗拒的衝動。
——巴巴拉·W.塔奇曼
這是一本生動的傳記，講的是一個古怪但卻真實的英雄，一個美國最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他本可以成為像歐洲戰區的布萊德雷或者巴頓那樣的人物。可是，由於他的中國經歷，他被派去處理那裡的危機。巴巴拉·塔奇曼主張把歷史看做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她暢所欲言、深刻，並有廣泛說服力。對她來說，關鍵的是人們的感受和言行。巴巴拉·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本書的主題是美國跟中國的關係，廣義上說是跟亞洲的關係。這個主題的載體便是史迪威將軍的職業生涯。為什麼一定要選取史迪威呢?因為他職業上專注於中國，但其背景和個性又是典型美國式的；因為他與中國的聯繫所跨越的那段時間影響了今天的中國，從1911年辛亥革命這個戲劇化的開場，一直到1944年這個國民政府走向衰敗的關鍵一年；因為他在這兩個時間之間的歲月里的工作也折射了當時時代的情況——1920—1923年的軍閥時代他是語言教官，1926—1929年蔣介石逐漸得勢上台時他是駐天津第十五步兵團軍官，1935—1939年日本入侵時他是駐華武官，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是戰區司令；還因為在這個時期的最後，也是最關鍵的幾年裡，他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人物。這位不耐煩的、尖酸無禮的“酸醋喬”並不是擔當這個角色的理想人選。但是，由於他對中國語言和這個國家的了解，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對自己任務的自信而執著，再加上他的官方地位和權力，這使他代表了他的國家在亞洲所作的最大努力，並正如後來所證明的，也體現了這種努力的悲劇性局限。
內容簡介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是一部傑作，這是出於許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它流傳下去。
首先，它富於戲劇性。這是一本生動的傳記，講的是一個古怪但卻真實的英雄，一個美國最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他本可以成為像歐洲戰區的布萊德雷或者巴頓那樣的人物。可是，由於他的中國經歷，他被派去處理那裡的危機。
然而本書並非只是快節奏地敘述籠罩在悲劇陰影下的紛繁事件。隱藏在這個戰爭故事後面的是長期以來美國試圖使中國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這是個堂吉訶德式的努力，但是屢敗屢試。但這本書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部一流的歷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這種藝術的大家。巴巴拉·塔奇曼主張把歷史看做是具有可讀性的故事，在這一點上她暢所欲言、深刻，並有廣泛說服力。對她來說，關鍵的是人們的感受和言行。她反覆強調了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獨特性。巴巴拉·塔奇曼的歷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著任何理論支持。它就是讓讀者著迷了，它讓他們得以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作者簡介
巴巴拉·W.塔奇曼（BarbaraW.Tuchman），她寫出了20世紀最好的歷史作品。以《八月炮火》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次獲得普利茲獎。從1956年到1988年，她共出版了10部作品：《聖經與劍》（BibleandSword,1956）、《齊默爾曼電報》（TheZimmermanntelegram,1958）、《八月炮火》（TheGunsofAugust,1962）、《驕傲的城堡》（TheProudTower,1966）、《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1971）、《來自中國的函件》（NotesfromChina,1972）、《遙遠的鏡子》（ADistantMirror,1978）、《實踐歷史》（PracticingHistory,1981）、《“荒唐”進行曲》（TheMarchofFolly,1984）、《第一次敬禮》（TheFirstSalute,1988）。
目錄
序
前言
致謝
開篇：危機
第一部
1一個軍官的成長
2革命的訪問者：中國，1911年
3世界大戰：聖米耶爾與山東
4派駐北京：軍閥年代，1920－1923年
5“能幹”團和蔣介石的崛起，1926－1929年
6“酸醋喬”，1929－1935年
7出任武官：中國最後的機會，1935－1937年
8出任武官：中日戰爭，1937－1939年
第二部
9倉促上陣，1939－1941年顯示全部信息
媒體評論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來源價值中國網鄭偉強
對中國人來說，此書令人感興趣的原因顯而易見：它有關中國。但它實際上是一個美國故事，中國僅僅是故事的特定背景，芭芭拉·塔奇曼以此獲普利茲獎就是一個證明——該獎只授予美國史的著作。讀完全書，人們很容易獲得一個印象：這是一個天真而典型的美國大兵在古怪的東方充滿挫折和苦悶的漫長經歷，不幸的是他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這個泥潭裡。在史迪威身上，再典型不過地集中了美國在二戰東亞戰場上的困境，無論性格、戰爭指揮權、策略重心和方向……盟友之間都爭吵不斷。今天外資進中國開辦合資企業都會遇到頭疼的文化衝突與艱難磨合，數十年前在那樣的非常時刻，其激烈程度自然更是十倍過之。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時常言辭尖刻的“酸醋喬”還是當時美國為數不多的中國事態的熱切觀察者，長期擔任駐華武官，甚至能用漢語向士兵訓話。他對中國平民始終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和理解，1929年還在一次演講中含蓄地批評西方人動不動就說中國人“不可捉摸”，而他們僅僅是“跟我們不同”而已。在1941年太平洋事變爆發之前，他被公認為“對中國和遠東的了解要超過任何一位現役軍官”，也就不奇怪了。這樣一個人物，在當時的緊急關頭，毫無疑問會被羅斯福總統確信是派駐中國任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的不二人選，更何況羅斯福非常信任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對史迪威極為推崇。他的中國使命搞砸了，然而他卻搞砸了。從任何意義上說，史迪威的中國使命都不能說是成功的。他與蔣介石的私人關係一再惡化到完全無法共事，在緬甸熱帶雨林中的戰爭則是一次充滿失敗感的折磨，他的呼籲也很少人認真傾聽——包括本國，因為美國當時將重心完全放在對德作戰，對日作戰則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出動陸軍。將遭受珍珠港偷襲視為奇恥大辱的美國人，當時傾向於這種看法：他們對日本有私仇要報，在解決時不要別人插手。不過為避免難以承受的傷亡，對日作戰主要由海空軍承擔，陸軍方面只需要中國人幫忙盡力地拖住日本人。
史迪威多次不滿地注意到，他負責的戰區重要性極低，尤其是緬甸，最初根本就沒預料到它會成為一個戰區。不管他怎么呼籲，蔣介石經常無動於衷，而華盛頓也從來沒有以實際行動回響他關於派遣美軍地面部隊的建議。他飽受挫折，憤懣不平，仿佛一個手腳都被綁住的巨人，一身力氣卻使不開來，以至於那段時間裡他本已夠壞的脾氣更加暴烈，此刻多罵幾句至少也可聊以緩解他內心的鬱悶。鑒於他前半生的和平年代裡一直升遷極慢、仕途黯淡，1939年至1944年的五年里，卻從上校連升四級至四星上將，無疑使他加倍珍惜這一遲遲到來的、也許是一生中最後一次發揮才幹的機遇，一心想做點什麼。
更糟糕的是，作為一名純粹的軍人，他耿直剛烈，是極鮮明的進攻型將領，他對戰爭的看法更接近於一場橄欖球比賽：要進攻、進攻、進攻。他發現中國人熱衷於游擊戰，而他頗為討厭這種躲躲閃閃的打法。他總是“時刻留意主動反攻的機會”，甚至“我願意在一名下士帶領下作戰，只要他讓我打仗”，他抱怨中國人的“頭腦無法接受進攻的想法”。那么以當時中國軍隊的狀況怎么進攻呢？他的答覆是“利用中國龐大的人力優勢”，以消耗取勝。
這種觀念對當時的國共兩黨來說，都是痴人說夢。1941年底美國參戰時中國已淪陷半壁江山，蔣介石的精銳部隊消耗大半，而且國內根本沒有統一的軍事力量。在當時的美國觀察家看來，“中國軍隊”僅是一種禮貌的稱呼，因為當時中國其實沒有國家軍隊。在這種情形下，裝備又極差，僅靠人多向日軍發起正面進攻，那隻意味著巨大的人員傷亡。1941年時最樂觀的預估是1947年可以擊敗日本，要再拖六年，就必須“省著點花”，無論毛澤東還是蔣介石，內心都主張持久戰、游擊戰，多拖一年是一年。他們對自己的那點家底太了解了。
“要改革這個體制，只能打碎它”
史迪威也許了解這些，也許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真正在乎的是服從美國的最高利益：在中國把日本人拖住，以減少“我們的孩子”的傷亡。蔣介石的拖延戰術，不到一年就讓他受夠了，他強烈地要求主動進攻，緬甸淪陷時就將最大的責任歸咎於日軍的“積極進攻”和“蔣介石的愚蠢、膽怯”。他這種“硬碰硬”橄欖球比賽式的進攻性思維無疑是典型美國式的，因此極了解美國人的宋美齡1943年初訪美演講時誓言中國人相信“光榮地冒險要比屈辱地失敗”更好，就贏得全體議員掌聲雷動。但私下裡，她卻說史迪威“不了解中國人民並犯了悲劇性錯誤：他迫使蔣介石將一些最精銳的部隊投入緬甸作戰去，後來全部失去”。
在這個過程中，史迪威逐漸發展出一種理論，即中國戰區的糜爛局勢應完全由蔣介石來負責，他僅是一個“狗娘養的”自私專制的獨裁者，只不過是“我們的狗娘養的”；蔣之所以不進攻，是因為他愚蠢膽怯，只想保住自己的權勢。他對蔣越失望，對抽象意義上的“中國人民”就越有好感。由於他本人極力主張進攻，也就傾向於認為日軍的獲勝是因為主動進攻、而中國狀況之差也因為消極防禦。他對蔣接觸越多，就越覺得，“要改革這個體制，只能打碎它”。最徹底的辦法則是直接派遣美軍地面部隊。
這聽起來當然很有道理，例證也不勝枚舉。最大的好處在於撫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國人的自尊心，他們實在無法忍受那么窩囊、鬱悶、屈辱的“持久戰”，寧可去光榮地冒險。而在蔣介石看來，這完全是匹夫之勇，小不忍則亂大謀。
20年後美國碰到的另一個泥潭
史迪威在二戰結束後的第二年去世。三年後的1949年，國民黨軍在大陸全面潰敗。看起來他的預言完全實現了。當時的美國人在錯愕之下，感情上難以接受這個古怪的結局，整整一代人都捲入這一反思：“誰失去了中國？”史迪威本人由此被視為一位受難而正確的先知，問題的答案似乎都蘊藏在他本人的經歷之中。
1949年中國江山變色，對美國人的精神衝擊之大，連中國人也很難想像。自晚清以來，美國以“門戶開放”和傳教熱情逐漸介入中國政治，一戰後歐洲列強勢力退潮，日本則因為吃相太難看而替美國創造了將太平洋變為內湖的絕佳時機。在這一情形下，一個強大的中國必將成為美國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羅斯福極力推動中國成為戰後四大國之一(蘇英對此均極冷淡)；眼看一切順利，不料歷史卻在此突然拐彎，出現的竟是一個紅色中國！這怎么不叫美國人目瞪口呆呢？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就必須要有一個解釋。史迪威恰好提供了一個現成答案。
坦率地說，我對這個答案是持懷疑態度的。史迪威身後20年，美國碰到了另一個泥潭：越南。這次不僅僅是一個人飽受挫折與迷茫的折磨，而是一代人。在很多地方，兩者很相似：羅斯福曾問蔣介石的為人，結果在史迪威和陳納德那裡得到兩個對立的答案；越戰時期，甘迺迪總統也碰到一模一樣的情形，以致他詢問兩位調查官員：“兩位去的是同一個地方嗎？”這兩次，美國都致力於實現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即當地軍事上的自足；都遇到了一個固執專制、信奉基督教的當地領導人；局勢也一樣總是極壞。然而越戰中，美軍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史迪威當年的願望：打碎這一該死的體制(但吳庭艷被推翻後南越狀況卻更糟了)、直接派遣美軍地面部隊(但卻陷入了泥潭)，由於過多地依賴美國這個保護人，最終也腐蝕掉了南越的民族尊嚴。
塔奇曼這本書在越戰最激烈的1971年寫成，雖然沒提到一句越南，但在當時深陷越戰泥潭的氣氛下，一個美國讀者恐怕人人都會聯想到同在東方的越南。假如史迪威能活著看到越戰的結局，恐怕他也會重新考慮自己當初對中國以及蔣介石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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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是一部傑作，這是出於許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它流傳下去。首先，它富於戲劇性。這是一本生動的傳記，講的是一個古怪但卻真實的英雄，一個美國最偉大的戰區指揮官之一。當美國陸軍1940年在路易斯安那舉行軍事演習以物色有才幹的指揮官時，喬•史迪威表現得極為敏捷、富有想像力而又不墨守成規，當時就已經是閃電戰的高手。在陸軍的九個軍級指揮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評價，並受命率軍進攻北非。他本可以成為像歐洲戰區的布萊德雷或者巴頓那樣的人物。可是，由於他的中國經歷，他被派去處理那裡的危機。
不過，美國在中國的戰時努力基本上是白費了——即便我們承認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戰爭本身不過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對人的耗費而已。史迪威將軍恪盡職責，這使他能屢屢創造奇蹟。他這次冒險本來就凶多吉少，當時在蔣介石委員長統治下的自由中國已經瀕於崩潰，而史迪威名義上是蔣介石的“總參謀長”。這是多么鮮明的對比！一個是美國的頑強的理想主義者，決心訓練出中國部隊並“打垮小日本”；另一個則是狡詐的軍事政治家，同樣很有決心，那就是不想讓中國繼續打下去，從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與蔣介石的對峙濃縮了美國在中國的戰時目標所遭遇的種種挫折。
然而本書並非只是快節奏地敘述籠罩在悲劇陰影下的紛繁事件。隱藏在這個戰爭故事後面的是長期以來美國試圖使中國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這是個堂吉訶德式的努力，但是屢敗屢試，現在這種努力又再度興起了。讀者會發現本書的結語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後，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國人從來沒有去過那裡似的。”但在將近十五年後，另一輪的接觸、旅遊、交流、投資和外交活動又在展開了。現在是美國公眾好好回顧從前的時候了，用中國人的話說即所謂“前車之鑑”。特別是我們發現，幫助盟友國民黨使我們成了共產黨所發動的中國革命的敵人，對我們來說最糟的是，這場革命最後成功了。
總之，正如我們說過的，我們開始是想幫助中國，而之後在冷戰的強權政治中，出於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又跟中國人對立起來。這樣做真的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嗎？尤其在考慮到那就是我們的朝鮮和越南戰爭的序曲時？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問題。
書摘與插圖
《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