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題解
《原道》《原道》是韓愈復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文中觀點鮮明，有破有立，引證今古，從歷史發展、社會生活等方面，層層剖析，駁斥佛老之非，論述儒學之是，歸結到恢復古道、尊崇儒學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傑作。
《原道》以仁義為“道”的內容，第一次提出儒家的道統說，認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以繼承孟軻的“道統”為自己的歷史使命。
《原道》批判佛老，提出“道統”說，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但它宣揚“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的觀點，論證君主對人民的統治和封建剝削制度的合理性，對後世產生消極影響。
作品全文
《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之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作品譯文
博愛叫做仁，合宜於仁的行為叫做義，按照仁義的原則去做叫做道，內心具備仁義的本性、不需要外力的幫助和支持叫做德。仁和義是有確定的內容，道和德是卻沒有確定的內容，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和凶德老子輕視仁義，並不是詆毀仁義，而是由於他的觀念狹小。好比坐在里井看天的人，說天很小，其實天並不小。老子把小恩小惠認為仁，把謹小慎微認為義，他輕視仁義就是很自然的了。老子所說的道，是把他觀念里的道當作道，並不是我們儒家所講的道。他所說的德，是把他觀念里的德當作德，不是我們儒家所說的德。凡是我們儒家所說的道德，其內容仁和義之融合，是天下的人所共同承認的道德。老子所說的道德，是拋開了仁和義說的，只是他一個人的說法。
自從周道衰落，孔子去世以後，秦始皇焚燒詩書，黃老學說盛行於漢代，佛教盛行於晉、魏、梁、隋之間。那時談論道德仁義的人，不歸入楊朱學派，就歸入墨翟學派；不歸入道家，就歸入佛學。歸入了那一家，必然輕視另外一家。尊崇所歸入的學派，就貶低所反對的學派；依附歸入的學派，就污衊反對的學派。唉！後世的人想知道仁義道德的學說，到底聽從誰的呢？道家說：“孔子是我們老子的學生。”佛家也說：“孔子是我們佛陀的學生。”研究孔學的人，聽慣了他們的話，樂於接受他們的荒誕言論而輕視自己，也說“我們的老師曾向他們學習”這一類話。不僅在口頭說，而且又把它寫在書上。唉！後世的人即使要想知道關於仁義道德的學說，又該向誰去請教呢？人們喜歡聽怪誕的言論真是太過份了！不認真研究，了解儒學，只想聽怪言妄論，為了獵奇信怪，崇奉佛道。
五帝與三王，他們的名號雖然不同，但他們之所以成為聖人的原因是相同的。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這些事情雖然各不相同，但它們同樣是人類的智慧。現在道家卻說：“為什麼不實行遠古的無為而治呢？”這就好象怪人們在冬天穿皮衣：“為什麼你不穿簡便的葛衣呢”或者怪人們餓了要吃飯：“為什麼不光喝水，豈不簡單得多！”《禮記大學篇》說：“在古代，想要發揚他的光輝道德於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國家；要治理好他的國家，一定要先整頓好他的家庭；要整頓好他的家庭，必須先進行自身的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必須先端正自己的思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必須先使自己具有誠意。（此處韓愈所引的是後來宋明道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可見古人所謂正心和誠意，都是為了要有所作為。現在那些修心養性的人，卻想拋開天下國家，這就是要滅絕人的本性中所本來就的東西，（和尚道士也是人子）可是他們不把他們的父親當作父親，（他們也都是臣子）可是他們不把他們的君當作君，（他們都是民）可是他們不做百姓該做的事。孔子作《春秋》，對於採用夷狄禮俗的諸侯，就把他們列入夷狄；對於採用中原禮俗的諸侯，就承認他們是中國人。《論語》說：“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原沒有君主。”《詩經》說：“夷狄應當攻擊，荊舒應當懲罰。”現在，卻尊崇夷禮之法，把野蠻人的道理加到中國先王的道理之上，這不是我們中國人淪為降低到野蠻人的地步嗎？
我所謂先王的政教，是什麼呢？就是博愛即稱之為仁，合乎仁的行為即稱為義。從仁義再向前進就是道。自身具有而不依賴外界的叫做德。講仁義道德的書有《詩經》、《尚書》、《易經》和《春秋》。體現仁義道德的法式就是禮儀、音樂、刑法、政令。它們教育的人民是士、農、工、商，它們的倫理次序是君臣、父子、師友、賓主、兄弟、夫婦，它們的衣服是麻布絲綢，它們的居處是房屋，它們的食物是糧食、瓜果、蔬菜、魚肉。它們作為理論是很容易明白的，它們作為教育是很容易推行的。所以，用它們來教育自己，就能和順吉祥；用它們來對待別人，就能做到博愛公正；用它們來修養內心，就能平和而寧靜；用它們來治理天下國家，就沒有不適當的地方。因此，人活著就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死了就是結束了自然的常態。祭天則天神降臨，祭祖則祖先的靈魂來享用。有人問：“你這個道，是什麼道呀？”我說：“這是我所說的道，不是剛才所說的道家和佛家的道。這個道是從堯傳給舜，舜傳給禹，禹傳給湯，湯傳給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給孔子，孔子傳給孟軻，孟軻死後，沒有繼承的人。只有荀卿和揚雄，從中選取過一些但選得不精，論述過一些但並不全面。從周公以上，繼承的都是在上做君王的，所以儒道能夠實行；從周公以下，繼承的都是在下做臣子的，所以他們的學說能夠流傳。那么，怎么辦才能使儒道獲得實行呢？我以為：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傳；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必須把和尚、道士還俗為民，燒掉佛經道書，把佛寺、道觀變成民房。闡明先王的儒道以教導人民，使鰥夫、寡婦、孤兒、老人、殘廢人、病人都能生活，這樣做也就差不多了。（黃素芬譯註施蟄存參定）
作者簡介
韓愈韓愈（公元768—825年），字退之，孟州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唐代傑出的文學家，與柳宗元創導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復古崇儒，抵排異端，攘斥佛老，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韓愈出身於官宦家庭，從小受儒學正統思想和文學的薰陶，並且勤學苦讀，有深厚的學識基礎。後世稱為“韓吏部”。死後諡號“文”，故又稱為“韓文公”。有《韓昌黎集》。
作品賞析
原道之博愛在《原道》中，韓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他對儒道的理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為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以此為據，他批評了道家舍仁義而空談道德的“道德”觀。他回顧了先秦以來楊墨、佛老等異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義道德之說趨於混亂的歷史，對儒道衰壞、佛老橫行的現實深表憂慮。文章以上古以來社會歷史的發展為證，表彰了聖人及其開創的儒道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功績，論證了儒家社會倫理學說的歷史合理性，並以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為對比，批評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國家於不顧的心性修養論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們對社會生產生活和綱常倫理的破壞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的具體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提出了一個“道統”的授受體系。韓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會倫理學說後，總結說:“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宋儒所樂道的“道統”的形態即由此而來。關於韓愈的“道統”說，陳寅恪先生曾經指出，它一方面是受了《孟子》卒章的啟發，一方面也受到了禪宗傳法世系的影響。《原道》最直接的打擊對象是佛老,韓愈所要誅的“民”，也是士農工賈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原道》的指責顯然是不合適的。韓愈從國計民生的角度指責佛老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基於現實功利的批判無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納賦稅，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並集於寺觀，“至武宗會昌滅佛時，官度僧尼已達二十六萬多人”。
《原道》強調“君君臣臣”的等級秩序，還隱隱地將矛頭指向了另一個強大的對手———藩鎮。對於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經揭示。他認為，韓愈在文章中屢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實包含著對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面的深憂，因為安史是“西胡雜種，藩鎮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漢人”。此說雖有理，似略顯迂。相比之下，倒是蔣凡先生之說更為顯明。原道》中說:“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誅。”藩鎮割據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賦不入，這樣的亂臣賊子，正在可誅之列。只是由於當時藩鎮勢力正熾，才不得已以曲筆加以誅伐《原道》之作，實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