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行示德逢》

《元豐行示德逢》是宋代詩人王安石創作的詩詞之一。

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元豐行示德逢

創作年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作品體裁:七言古詩

作品原文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

雷蟠電掣雲滔滔①,夜半載雨輸亭皋

旱禾秀髮埋牛尻②,豆死更蘇肥莢毛。

倒持龍骨掛屋敖③,買酒澆客追前勞。

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作品注釋

①蟠:遍及。

②尻(kāo):臀部。

③龍骨:水車。

作品賞析

此詩作於1081年(元豐四年)。楊驥,字德逢,號湖陰先生,居金陵(今江蘇南京)蔣山,與王安石為鄰。王安石曾稱讚他“憐愍雞豚非孟子,勤勞禾黍信周公。”(《示德逢》)可見是一個勤勞善良的人。當時王安石所制訂的新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已經推行了十多年之久,並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績,但是變法遭到了一些官僚士人的堅決抵制和激烈反對。王安石不斷受到攻擊,被迫於1076年(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相位,退居到金陵半山堂閒居。但他仍繫心朝廷,關心變法。該詩描繪了歲和年豐的盛世景象,歌頌了支持新法的神宗皇帝,表現了他希望把新法堅定不移地推行下去的鮮明立場,因而與一般的歌功頌德之作有所不同。

全詩分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開頭四句。寫大旱田乾,人情思雨。詩人以富於特徵性的事物渲染了頗為嚴重的旱情:“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翛翛”原指鳥尾枯焦凋零的樣子,這裡藉以形容四山的草木在烈日炎炎之下稀疏蕭條、毫無生氣的景象。“田背”即田底。田底原先浸沒於水中,水乾以後,底面朝天,猶魚鱉失水,露出背面一般。“龜兆”一詞,含義雙關。“田背”曝曬既久,便裂如龜背上的紋理,此其一;其二是暗用《左傳》“龜兆告吉”的典故,與下文寫天從人願、普降甘霖氣脈相通。上述兩句是寫景,以下便從一個農家的角度寫人們切盼時雨的情狀;“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湖陰先生坐在草房裡,看著腳踏水車的農夫,心裡巴望著秋後的收成能夠確保,但他並不知道區區水車,小小水溝,能給人以多少希望。兩句沒有直說人們如何焦急不安,如何切盼時雨,而焦急、切盼的心情已經躍然紙上了。第二部分是中間六句。主要寫時雨驟至,豐收在望的喜悅。“雷蟠電掣雲滔滔”,寫大雨欲來之狀,有無限聲勢。“雷蟠”是說雷聲遍及寰宇,驚天動地,到處轟鳴不已;“電掣”是說電光倏起倏滅,猶如火龍穿天劃空,往來翕忽;“雲滔滔”是說烏雲如大海的波濤,洶湧而至,霎時布滿天空。描寫至此,大雨眼看就要傾盆而下,故下句換用敘述語氣寫旱情解除:“夜半載雨輸亭皋。”“載”字上承“雲”字而來。既然雨是由滔滔之雲運載的,則其滂沱之勢可知。“亭皋”就是平皋,指沃野,司馬相如《上林賦》中有“亭皋千里”之語。“輸亭皋”就是把雨水輸送到千里沃野。句中的“輸”字具有強烈的主觀感情。久旱得雨,人們總希望滴滴雨水都能下到田中,這種心情非“輸”字不能寫出;再說人們切盼時雨而時雨將至,仿佛天能體察民心。天上及時降雨,這在封建時代一般認為是政通人和的表現,著一“輸”字,便見出新法之上得天時,下合民心,且與下義歌頌“元豐聖人與天通”,也有著內在的聯繫。以下兩句,詩人運用誇張的手法寫雨後萬物欣欣向榮的景象:“旱禾秀髮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渴禾得雨,拔節猛長,千里沃野,一片豐茂,致使牛行田中,不見其臀;豆苗原已瀕臨枯死,至此則統統復甦,肥碩的莢果,多如牛毛,湖陰先生先前的焦急與憂慮早已煙消雲散,“倒持龍骨掛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兩句,生動地表現了他的欣喜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後六句。主要歌頌元豐年間(1078—1085)五穀豐登、庶民歡慶的盛況。“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民以食為天。連續三年的豐收,使谷賤如水,民無飢謹。此時又豐收在望,這就值得大書特書。“西成”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堯典》:“平秩西成。”註解里說:“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這就是說,政治措施得當,能助成萬物,贏得豐年。當時能連續豐收,是與施行新法有關的。均輸法限制富商的聚斂,青苗法抑制豪強的兼併,農田水利法鼓勵農民開荒築堤,興修水利。這一切或多或少提高了農民抗災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作者用《堯典》中的典故入詩,很自然地把年豐與政成聯繫起來,而且作者一直以堯舜期望神宗,神宗是知道的。“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兩句,正面歌頌支持新法的神宗,並致以良好的祝願。最後兩句:“先生在野固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讚美新法給人民帶來了幸福,因而人民將永遠歌唱元豐朝的太平盛世。這兩句中的用典極為靈活自然。孔子在陳絕糧,曾發過“君子固窮”(《論語·衛靈公》)的感慨。該詩卻說:“先生在野固不窮。”由“固窮”到“固不窮”,一字之添,說明境遇完全改變。新法使人擺脫了困窮,即使孔子再世,也不會有“絕糧”之憂了。這是典故的反用。相傳帝堯之世,天下太平,百姓無事,有八十歲的老人擊壤而歌(見晉代皇甫謐《帝王世紀》)。壤,是一種木製戲具。詩末用“擊壤至老歌元豐”結束全篇,隱隱然將該詩比作《擊壤之歌》,也就是把元豐之世比作唐堯盛世。這是典故的借用。上文“龜兆”、“亭皋”是典故的暗用。關於用典,王安石曾說:“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引《蔡寬夫詩話》)該詩的用典,正好體現了他自己的藝術主張。

頌詩的藝術生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真實。這首詩寫元豐的豐樂景象基本上符合歷史真實。據《宋史·安燾傳》記載:“熙寧(1068—1077)、元豐(1078—1085)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又據陸佃《陶山集·神宗皇帝實錄敘錄》稱:“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余財羨澤,至今蒙利。”該詩就是對這種歷史現實的藝術概括。二是要有進步的思想。該詩雖是歌頌元豐天子,但其實際用意在於宣傳新法的成效,以促使神宗繼續施行新法。“元豐聖人與天通”一語,也不流於一般的頌聖俗套,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王安石不畏天命,但宋神宗卻畏俱天變災異,有時甚至因此而動搖了推行新法的決心。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1074年(熙寧七年)“上以久早,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嘆息懇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反變法派利用神宗這一弱點,往往借災異之事上書要求廢止新法。王安石雖曾勸勉神宗說:“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但神宗不能完全消除疑慮。恰好元豐時連年風雨順節,莊稼豐收,王安石便藉機讚頌天子施行新法與天心潛通,與天意相合。這對堅定神宗繼續推行新法的決心,是有重要作用的,體現了作者良苦的用心。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1042年(慶曆二年)進士。1058年(嘉祐三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1074年(熙寧七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1076年(熙寧九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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