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何處是“江南”》作者：楊念群 著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0-7-1
版次：1
頁數：421
字數：347000
印刷時間：2010-7-1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印次：1
ISBN：9787108034717
包裝：平裝
內容簡介
本書包含兩個主題：一是探研清朝“正統觀”建立的複雜背景及其內容；二是考察江南士人在與清朝君主爭奪“道統”擁有權的博弈過程中，如何逐漸喪失自身的操守，最終成為建構“大一統”意識形態協從者的悲劇性命運。
“江南”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隱喻。滿族作為異族能夠建立起自身的統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實現了對核心文化區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清朝對江南的治理策略與其對邊疆地區的控制方略頗為不同，並非傳統的“漢化模式”所能完全解釋。
作者簡介
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1997），《楊念群自選集》（2000），《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2001），《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2005），《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2006）等，編著有《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主編，2001），（《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編，2003），《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主編，2004），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及（《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
媒體評論
成名已久的學者轉換學術領域，勇氣恐怕不亞於舊時女人改嫁，而對這一轉換作評價，想要得體合宜、恰如其分，總是很難，因為一切都不過是新的可能性的嶄露而已。楊念群在《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以下簡稱《何處是“江南”？》）的後記中剖白：“我深知，作為長期從事晚清史和民國史研究的人，貿然進入前清史（“前清史”指的應該是清前期史——引者注）的研究領域無疑會冒著難出新意的危險……我的理解是，對前清史之研究，不但要注意稀有新史料的發現，更應注重對傳統文本的重新釋讀。本書的寫作所依據的文本基本都是前人利用過或多少有所涉及的史料……故在‘發現’這個層次上實不指望有所突破……”（第407頁）這裡所說，不可僅僅視為謙辭，而應看作一種事實的客觀描述。楊念群上一部著作《再造“病人”》的一大特點，可以稱作對“去政治化”的反動，即將國家政治元素重新引入社會史的研究。儘管研究對象發生了極大變化，《何處是“江南”？》所做的工作以及其成功的地方依然在這裡。後記中說，“本書的目的是把‘士’重新置入政治的複雜糾葛關係中考察其現實的處境”（第408頁），這一關懷在書中是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的。簡單來講，《何處是“江南”？》是這樣一部書：它記述、分析了江南地區的士人在康、雍、乾三朝歷經的思想統制、被動接受或主動參與構造官方意識形態的過程。從分類上看，《何處是“江南”？》主要屬於思想史領域；而從趨向上看，作者的政治關懷特別鮮明，這就使得《何處是“江南”？》區別於慣常的思想史著作，如我們首先會想到的趙園對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研究。
儘管全書主題不離“士林”，可《何處是“江南”？》真正的主角（或者至少是最搶戲的配角），倒似乎是幾位帝王，尤其是康熙帝和乾隆帝。在經筵會講中，康熙帝這個學生反當起了先生，“帝王和講官的角色就被徹底地顛倒過來”，“經筵講官不但失去了對儒家經典的權威解釋權”，而且“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帝王意識和思想的修正補充者，而不是思想灌輸者”（第98頁）。湯斌之流的諛諂傾倒之態足令士林蒙羞。乾隆帝借纂輯《四庫全書》之名行禁毀“政治反動書籍”之實，在這一過程中，皇帝與負責行事的官員之間展開博弈，楊念群都作了饒有趣味的敘述。
實際上，楊念群的自覺意識是極清晰的，他明確提出“把帝王政治的視角重新帶回士林世界”，這與《再造“病人”》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這一取徑“一則可以避免近期海外研究中過於自戀地把中國士階層歷史看作是超越現實的自足性存在；二則也可避免僅僅把政治簡單理解為壓迫士階層思想自由的一個外在符號。從而真正從互滲互動的角度觀察清朝正統合法性建立的意義”（第307-308頁）。他指出的這第一點針對的其實是余英時先生的思路，是強調士人的超越性、強調清代考據學昌盛有其“內在理路”的這一類思想傾向。楊念群甚至在書中宣稱：“考據學的出現恰恰是皇權有意規劃的結果……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考據學產生的意義，反而強調‘思想’的獨特性，就等於刻意迴避清廷政治控制嚴酷而又富於高超技巧的歷史事實。”（第408-409頁）我並不贊成將清代考據學勃興的事實歸因於某一單一的因素，因為這一現象的出現必然既有其學術背景又有其政治、社會背景，但楊念群提出的這一思考路向顯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實上，余英時先生的老師錢穆先生嘗謂：“晚明諸遺老的史學，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理學……他們要用史學來救世教人，現在則世已太平……一切有滿洲皇帝作主，不用操心，操心反而惹禍殃，晚明諸遺老一片史學心情到此無可寄託。心情變了，學術如何能不變？……這些有些像魏晉王弼何晏講儒學，阮籍嵇康講老莊，全是沒氣力，由外面誘導擺布，並非內部激發推動，晚明諸遺老的史學，於是到清儒手裡便變成一種專尚考據的經學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東大版第3頁）余英時先生並未守師說。
楊念群指出的第二點意在強調不可忽略“士林與帝王的合謀關係”（第396頁），他認為章學誠史學理論中的部分元素迎合了統治者的思想統制意圖。儘管我對此尚不能不有所保留，但正如余英時、增井經夫等學者觀察到的那樣，章學誠的學說的確帶有國權主義特徵，是一種“當代政治肯定論”，是“擁護清朝支配體制”的（參考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第89、207頁）。楊念群對章學誠的闡釋不無過度之處，不過，針對清前期士人的自我閹割、自我審查、自我洗腦現象，目前學者的研究還很不夠，楊念群能拈出此一議題，還有很有意義的。他在後記中自陳“不敢說是借古喻今，但確有批判當代文化現狀的深意在”（第409頁），讀者幸勿輕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