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說法第一次出現在官方口徑中。所謂大灣區,是“9+2”,即包括環繞珠江口分布的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等9個廣東城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不難看出,之前我國也有類似的“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概念,但是如今採用“粵港澳大灣區”的定名,文字上的改變,凸顯了三個區域:即廣東、香港和澳門。從地圖上看,這正好是一個包括珠江口、大亞灣、大鵬灣等灣區港口在內的三角形區域。
新的稱呼,把香港、澳門和老珠三角並舉,明顯體現了一體化發展的傾向。
是什麼原因,促使政府要建立大灣區呢?今天,我們就從大灣區主要城市的問題入手,來分析一下大灣區建立的必要性。
香港難念的經
說起粵港澳大灣區,首先就需要討論香港。以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來說,香港無疑是大灣區各城市裡最特別的一個。
香港地形主要為丘陵山地,島嶼星羅棋布,建設用地不足,自開埠以來,填海造地成了香港尋求土地供應重要的途徑。截至2013年3月,香港填海總面積超過67平方公里,占香港土地總面積7%,容納了27%的香港人口和70%的商業活動。
建設用地的缺乏,以及對開發的限制,造成了香港房價奇高,導致香港的年輕人買不起房。據2018年1月數據,香港低於40平米的房子,均價在17萬港幣以上。香港房產均價,連續八年位列全球第一。
為了解決住房問題,特區政府只能增大居屋供應量,填海建房。
但房屋供應量猛增,就會造成香港房價回落,這對於已經高價買房,並按揭還款的香港中產來說,當然也是一種不公平。房價縮水,他們還要按照原價還款,相當於他們必須為資產縮水買單,事後還得不到補償。
近段時間,香港東大嶼填海造人工島項目,受到一些香港民眾反對,表面上反對的理由是污染海洋和巨額財政開支,背後原因是利益之爭。因為東大嶼人工島開發下來,總計會釋放約1700公頃土地,可興建26至40萬個住宅單位,供70萬至110萬人口居住,其中七成為公營房屋,可以解決香港1/8人口的居住問題,這將會明顯拉低香港的整體房價。
這就是一個兩難的抉擇了:過快解決住房問題,會受到大量香港中產的反對;不填海造地,香港沒有土地可以利用,年輕人和外來移民,難以在香港生存。高房價,造成的是香港新一代年輕人看不到希望,人才北上內地,整個香港社會失去了發展源動力。
不過恐怖的房地產價格也只是香港經濟衰敗的一個表象。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更為複雜。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通過服裝製造和貿易發家的香港就逐步放棄了實體經濟,完全走向了服務業。香港金融、旅遊等第三產業長期占比90%以上,製造業占比不足2%,而內地經歷的則是全面的工業化進程。
而地產和金融兩個行業在香港的發展也已經到達了天花板,進場又需要高昂的基礎成本和資源量。別說年輕人,就是一般的香港商人,也駕馭不了這樣的生意,更多的賺錢機會都轉到內地了。香港商業界早有不成文的規定:不管是諮詢,還是製造業、貿易,做生意只有北上才有發展前景。
而站在國家層面來說,如何建立與港人的互信,也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
當今的香港人每當遇上國家喜事(例如申奧和中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就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當涉及到制度的差異、未來的發展等,部分人又自覺和內地有別。這樣的認同差異,只能通過文化和經濟的交流逐漸消除,而作為前鋒的粵省,更是必須和香港加強聯絡。
家家都有難念的經
香港在大灣區各大城市裡的問題是比較複雜的,但與之隔海相望的另外幾座城市也有很多困難。
改開早期的深圳,享受到了政策和地理位置的紅利,隔著深圳河成為了香港的製造廠。著名的“前店後廠”模式,為深圳帶來了巨大的製造業利潤和就業崗位,成為了南方的資本、人才窪地。大量新興企業也借著深圳的政策和資本積累,拔地而起。
但如今的深圳,已經不再是那個初生牛犢,而是面臨著土地有限、資源短缺、環境承載力透支等中年危機問題。
深圳建設用地面積在2015年已接近控制目標上限9.76億平。每年用地只能從農用地和棚改方面擠占。在長期的產業競爭力培養上,深圳也缺乏與之相匹配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
2017年,深圳爆出大量製造業企業遷出深圳,一方面是因為深圳騰籠換鳥,製造業升級,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深圳低端製造業的紅利期將盡,地價、人力成本節節攀高,科研人才緊缺,逼迫著這些企業不得不遷走。
廣州的問題也與此類似,只是廣州作為老省城,政治地位保證了其人才梯隊建設。但同樣也是因為政治地位高,廣州在改革上步子不能像年輕的鄰居邁得那么大,也影響了廣州的發展效率。
和香港在行政級別相同的另一大特區澳門,也有自己的困擾。
博彩業是澳門收入的主要來源,2016年的數據,博彩業占澳門GDP的58.3%,占總財政收入的75%。除了博彩,旅遊也是澳門的重要收入。但是澳門賭場的客源,80%來自香港和內地,經濟結構屬於一種變相的外向型經濟。在全球經濟出現波動的情況下,澳門的經濟非常容易受到衝擊,完全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澳門也需要和其他大城市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維持城市經濟穩定。
至於大珠三角的其他大批弱勢城市,則更加面臨人才奇缺,交通受限的問題,而且整體產業缺乏布局,陷入低端競爭,需要一劑強心劑。
國家層面打造大灣區的目的
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提出之前,珠三角和港澳地區,是兩種行政制度的合作。原本粵港澳地區在經濟制度、行政制度、貨幣發行制度和經濟發展規劃方面完全獨立,生活方式差異較大。在城市分工、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發展和港口功能方面,難免出現重疊和激烈的內部競爭,缺乏一個統一的合理定位及協調機制。
大灣區的建立,將逐漸形成:“香港、澳門+內地+服務+資本+產業X”的模式。
隨著港澳和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逐漸縮小,粵港澳城市群的經濟關係更多地表現為差異互補,優勢合作,空間區位界線淡化,經濟功能的合作與融合增強。大灣區各城市間的資本、產業、能源、品牌、科技、人才等要素的配置,將更加自由。
香港可以繼續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功能,擔當內地與海外的一個聯絡橋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聯合廣州和深圳等區域金融中心,給大灣區的發展,注入更多的資金支持。
深圳則負責主打創新科技,尤其是創新科技的轉化、市場化發展,引領大灣區在科技產業上創新。
廣州將發揮多個產業領域的優勢,強化對周邊區域的輻射,並借定位城市副中心的南沙新區發揮貿易中心城市的作用。
澳門在原有博彩和旅遊業基礎上,還要致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這些目標的達成涉及大量利益博弈的妥協。
交通的改變:廣深港高鐵的開通和珠港澳大橋的建成,在交通上實質性地將大灣區連成了一體。廣深港高鐵全場141Km,其中內地段115Km,香港段26Km。從香港西九龍到深圳福田站,列車最短運行時間14分鐘,到北京西站的運行時間是不到9個小時。
高鐵開通後,從香港出發,到廣州南站可實現無縫換乘,通達北京、上海、鄭州、武漢、杭州等內地40多個站。拉近了香港和內地城市的時空距離。
同樣重要的是,軌道交通將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地的機場連線了起來,方便了該區域與國際之間的交流。
大灣區交通的一體化,也可以進一步解決香港、深圳等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和工業用地問題。甚至還有香港人大代表鄭耀棠先生提出,在臨近香港的惠州,租借土地,再建新區,解決香港的土地緊張問題。姑且不論這一方案是否可行,但是這也是一體化大趨勢下顯而易見的一種思路。
有了一體化的發展,整個灣區的未來,就多了許多可能性。各地可以利用大灣區的區域縱深,重拾製造業,或者作為功能配套的城市,藉助金融中心的優勢,投資大灣區地方企業升級,協助大灣區城市群發展高端第二產業,相互扶植,達到雙贏。
縱觀世界三大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核心的城市和外圍城市之間,都形成了高度協同化的分工模式,形成了合理的布局,提高了區域競爭力。
大灣區的成立,既體現了該區域進一步走向國際化的戰略定位,也同時表達了國家對珠三角城市群規劃的一個轉變——從單一城市的規劃建設轉變為圍繞“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協同發展。
對內,大灣區致力於解決各個灣區城市的短板,取長補短,謀求共贏。
對外,由於大灣區是我國重要的對外視窗,大灣區進一步發展壯大,也是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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