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馬一浮馬一浮（1883—1967）先生，中國國學大師、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周恩來總理曾稱他是“中國當代理學大師”；是引進馬克思《資本論》的中華第一人；是詩人和書法家。
馬一浮先生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後字一浮，號湛翁，別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男，漢族，浙江紹興人。少年時讀書，過目能誦，時稱神童。早歲應浙江鄉試，名列榜首，後與馬君武、謝無量在上海創刊《二十世紀翻譯世界》傳播西方文化，時有“天下文章在馬氏”之譽。
馬一浮的書畫作品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1903年6月，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外語。1904年東渡至日本學習日文；1911年回國 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 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辛亥革命後，潛心研究學術，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
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蔡元培曾邀赴北京大學任教，蔣介石許以官職，均不應命。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抗戰期間在四川樂山創辦“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
馬一浮先生擅長書法，各體皆備，碑帖兼取，尚古而脫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隸書，行草運筆俊利，章法清逸而氣勢雄強，橫劃多呈上翻之勢，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氣格高古；隸書取精用弘，形成用筆溫厚、結體瀟灑之特點。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韻致。
馬一浮馬一浮先生工詩詞，喜吟喔，他對文字學、古典文學及哲學均深有造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種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院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老子道德經注》 《馬一浮篆刻》《蠲戲齋佛學論著》《蠲戲齋詩編年集》《避寇集》《朱子讀書法》等，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蔣氏山莊建有“馬一浮紀念館”。
人物生平
馬一浮1887年從何虛舟先生學讀唐詩。
1888年隨父母返浙江紹興原籍，居紹興東關長塘后庄村（今上虞縣）。
1892年其父聘舉人鄭墨田教子，鄭氏為馬一浮取學名“福田”1898年應縣試名列榜首。
1899年浙江社會賢達湯壽潛（民國時曾任浙江都督）見其文章，大加讚賞，以愛女湯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習英、法、拉丁文。
1901年與馬君武、謝無量合辦《翻譯世界》。
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終身不娶。
1903年留學北美，習西歐文學，曾預纂《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
1911年回國，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
1928年為豐子愷撰《護生畫集序》。
馬一浮的相關書籍1938年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師名義作“特約講座”，講稿後輯為《泰和會語》。為浙大作校歌。同年隨浙大至桂林，又轉至宜山，繼續在浙江大學講學，
講稿後輯成《宜山會語》。1939年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
1943年編刻自撰歷年詩詞之作，有《蠲戲齋詩前集》、《蠲戲齋詩編年集》、《芳杜詞媵》等。
1946年抗戰勝利，回杭州，續以書院主講兼總纂的名義從事刻書。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1967年胃部大出血，後諸病皆發，於6月2日在杭州逝世。
人物評論
理學大師
《理學大師馬一浮》
馬一浮海內外學術界對於近現代儒學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相當熱門，其中對那些自構體系、融會西學的所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諸如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已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廣為人們所知。然而，有一位被周恩來總理稱之為“中國當代理學大師”①的馬一浮，卻鮮為人提及。究其原因，可能與馬一浮從不標新，更不自構體系，而始終只是默默地潛心體究宋明理學，躬自踐行中國傳統文化的為人精神，匿居陋巷，不求聞達等有關。這在今日著眼於“新”的學人們看來，馬一浮似乎偏於“仍舊貫”，對傳統儒學沒有多少新的發明，因而未予重視和研究。
其實，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與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齊名的儒家學者。他對於傳統儒家文化，特別是宋明理學的深刻研究和體驗，是時人所公認的。眾所周知，熊十力是極少稱許別人的，但是他對馬一浮卻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十力語要》卷二《與賀昌群》）。賀麟則評論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當代中國哲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所以，研究和分析一下馬一浮的思想路向，對於把握近現代儒學發展的全貌，也是極有意義的。
馬一浮，單名浮，一浮是他的字，號湛翁，別署蠲戲老人、蠲叟等，浙江紹興人。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①死於1967年。他自幼飽讀詩書，1898年，十六歲時，應縣試，名列會稽縣案首（第一名）。②青年時，他與同鄉馬君武、馬敘倫游，風華正茂，“各自負以天下為任”，然而不久後，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與古人為伍，不屑於世務。”（引自馬敘倫：《石屋余瀋》“馬君武”篇）大約從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潛心研究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著名畫家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在記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馬一浮居處訪問時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說：“先生照舊孑然一身地隱居在那陋巷的老屋裡，兩眼照舊描著堅緻有力的線而炯炯發光，談笑聲照舊愉快。”（引自《緣緣堂隨筆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這段充滿感情的文字，生動地描繪出了馬一浮二十年間樂道不疲的精神。
抗日戰爭爆發後
馬一浮激發起了馬一浮的一片愛國熱情。他打破“平生杜門”，“未嘗聚講”（《泰和宜山會語卷端題識》）的守則，在南下避難的旅途中，第一次應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出山講學，先後於江西的泰和與廣西的宜山為浙江大學的學生開設“國學講座”。關於開設這個講座的意義，他是這樣說的：“其意義在使諸生於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認識，然後可以發揚天賦之知能，不受環境之陷溺，對自己完成人格，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泰和會語》，“引端”）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來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豎起脊梁，猛著精彩”，“養成剛大之資，
乃可以濟蹇難”（同上，“橫渠四句教”）。可見，他是把對學生的抗戰愛國教育，貫穿於這些講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烏尤寺創建了“復性書院”，擔任主講，講明義理，選刻古書，培養了一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人才。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也是馬一浮學術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他的主要學術思想著作都是這一時期發表的。
讀書之法
對讀書的窮理之道，馬一浮亦有精闢概括，他認為，讀書之道，約而言之，有四門：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四種讀書法，實則解決了博與專、義理與細節、簡與繁、中心與邊緣等問題，其總結可謂精闢之至。馬先生對此稍加解釋，“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辯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也”。
讀書之終極目的在於明理踐性、成就聖賢人格。關於讀書之目的，馬一浮以為，讀書當求明理，更貴在養德。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來，始終將“學之為己”為第一要務，“學之為己”的目的在於成就聖賢人格；而非“學之為人”，即以“博學”炫耀於人以換取某種好處為目的。馬一浮以為，學問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養，讀書再多，亦不過一書櫥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強調讀書的終極目的，在於修身、在於提高修為，並提出“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的踐行主張。指歸自己實則意味著，學人在明理的基礎上必須要做到身體力行：“但說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篤敬’要體而行之，不是說其義旨便了”。此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將義理落到實處，方可算的上“真學”。反過來，通過讀書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進人們人更好的明理。譬如，當學人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具備了開放、謙虛、包容的品質時，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東西，進而更利於擴大其視野，開闊其心胸，進而幫助其更好地通曉天下之理。於是，“讀書—明理—修德—讀書—明理”構成一個良性循環，此循環實則是儒家聖賢人格培養的一個縮影。總之，馬一浮的讀書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終歸還是養德。明理踐性為歷代大儒者所提倡，更為馬一浮終生所實踐。故而，馬一浮“讀書法”，實則映射出馬一浮修身踐性之法。
抗戰勝利後
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隱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圖書館，繼續選刻古書。解放後，他擔任過浙江省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但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不以俗務打攪，讓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蔣莊）安心著書立說，頤養天年。然而，在十年浩劫中，他也未能倖免。
學術思想
馬一浮學術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泰和宜山會語合刻》（二卷，附錄一卷）、《復性書院講錄》（六卷）、《爾雅台答問》（一卷）、《爾雅台答問續編》（六卷）等①。馬一浮同時又是一位第一流的詩人和書法家。他已出版的詩集有《蠲戲齋詩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詞剩》、《蠲戲齋詩編年集》等，總稱之為《蠲戲齋詩集》。近聞，浙江古籍出版社等單位將集資合作整理出版馬一浮的全部著作，這將為研究馬一浮學術思想、詩文書法，乃至近現代儒學的發展等，提供極大的方便。
馬一浮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理論，從形式上來看是相當固守傳統的。如他的一個最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全部中國文化都可以統攝於“六藝”之中，即所謂：“國學者，六藝之學也”（《泰和會語》，“楷定國學名義”）。這裡的“六藝”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六經”。但馬一浮更喜歡用“六藝”這一名稱，因為它不僅是呆板地指六部經典，而是廣義地指六類或六個部門的文化學術或教化。他認為：“此（六藝）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餘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於此，其餘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同上）不僅如此，他還認為，“六藝”也可統攝西來的一切學術。簡而言之，“自然科學可統於易，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可統於春秋”，“文學藝術統於詩樂，政治法律經濟統於書禮”。換一角度說，西方學術文化無非統攝於真、善、美三種價值，這也都包含於六藝之中。“詩書是至善，禮樂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總而言之，“全部人類之心靈，其所表現者不能離乎六藝也；全部人類之生活，其所演變者不能外乎六藝也”。世界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更無有一事一理能出於六藝之外者”，“世界人類一切文化最後之歸宿，必歸於六藝”（同上，“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這裡顯然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說，不足為取。但他當時所以要如此突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目的在於提高人們對自己民族文化價值的認識，而不致陷於自鄙和盲目崇洋。正如他說的：“今人捨棄自己無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緒餘以為寶，自居於下劣而奉西洋人為神聖，豈非至愚而可哀！”（同上）就這方面來講，在當時抗戰的環境下，也不能說一無意義。
關於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馬一浮則站在了唯心史觀的立場上，認為完全是精神的產物。他反覆聲稱：“一切道術皆統攝於六藝，而六藝實統攝於一心，即是一心之全體大用也。”（同上，“論六藝統攝於一心”）又說：“天下萬事萬物不能外於六藝，六藝之道不能外於自心”，“六藝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義理”。因此，在文化、學術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他說，這些道理說來簡單，卻是他“自己體驗出來”的。他從這種文化觀出發，對於人類的文化，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充滿了堅強的信心。他認為，只要“天地一日不毀，此心一日不亡，六藝之道亦一日不絕。人類如欲拔出黑暗而趨光明之途，舍此無由也”（《宜山會語》，“說忠信篤敬”）。更說：“國家生命所系，實繫於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泰和會語》，“對畢業諸生演詞”）這裡，他把文化的社會歷史作用誇大到了極點，在理論上顯然是錯誤的。但是，他卻真誠地相信，人們只要有這樣的信心，能按照他的體驗去踐行（即“反求自心之義理”），那才“不辜負自己，不辜負先聖”，而這正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難所不能入的”（同上）根本之所在。他以此作為個人品德和操守的修養信條，一生中始終表里如一，堅定不移地講論和踐行，其精神確實令人敬佩不已。
十分推崇
馬一浮十分推崇《論語》一書。他認為，《論語》一書，其大義“無往而非六藝之要”。他說：“《論語》有三大問目：一問仁，一問政，一問孝。凡答問仁者，皆詩教義也；答問政者，皆書教義也；答問孝者，皆禮樂義也。”而“易為禮樂之原，言禮樂則易在其中”；“春秋為詩書之用，言詩書則春秋在其中”。又，他舉出《論語》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章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為“於遷流中見不遷，於變易中見不易”；“予欲無言”章為“顯性體本寂而神用不窮”等，為“易教之大義”。“正名”則為“春秋大用”之要（《論語大義》，見《復性書院講錄》卷二）。馬一浮又嘗言：“六藝之旨，散在《論語》，而總在《孝經》。”（《泰和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經》一書。他認為，“六藝皆為德教所作，而《孝經》實為之本；六藝皆為顯性之書，而《孝經》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該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該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為六藝之根本，亦為六藝之總會也。”（《孝經大義》，見《復性書院講錄》卷三）馬一浮的《論語大義》和《孝經大義》二書，提綱挈領，條理清晰。若能讀此二書，則對於他“六藝論”的文化哲學之要旨，也就大致可以把握了。
如上所述，馬一浮認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學術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因此，他反覆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於“發明自心之義理”，而且說：“須知教相多門，各有分齊，語其宗極，唯是一心。從上聖賢，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爾雅台答問》卷一，“答張君”）在這一根本觀點上，他與熊十力、梁漱溟等是完全一致的①，只是在具體論述和踐行上，則誠所謂“各有分齊”了。馬一浮認為，把哲學分成本體論、認識論、經驗論、方法論等，乃是從近代哲學開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體驗所得以為說”（同上，“答程澤溥一”），其學“內外本末只是一貫”（同上，《續編》卷二，“示張德鈞”）。所以，在他的講學中，從不分什麼本體論、認識論等等，而只是要人們“向內”、“求己”，並一再聲明，書院教育的宗旨是“要在原本經術，發明自性本具之義理”（同上，卷一，“答許君”），是“重在求己”（同上，“答劉君”），或者說“以求己為先，多聞為後”（同上，“答程澤溥一”），等等。可以說，在馬一浮那裡，全部文化或哲學問題，以及全部教育問題，都只集中在一點上，即“發明”和“反求自心之義理”。他的文化觀和哲學思想是徹底的唯心主義。
馬一浮在闡發理學思想上，能夠很好地融會程朱、陸王兩派的思想、方法。他認為，“義理之學最忌講宗派立門戶，……先儒臨機施設，或有抑揚，皆是對治時人病痛，不可執藥成病。程朱陸王並皆見性，並為百世之師，不當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須善會，實下工夫。”（同上，“答吳君”）他批評那些對朱陸異同爭論不休的人說：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機用，妄生同異，只是瞎漢贓誣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詣邪？”其實，“程朱陸王豈有二道？見性是同，垂語稍別者，乃為人悉檀建化邊事耳（按：“為人悉檀”乃佛教用語，意思是根據各人不同的根機和能力，而為之說各種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臨機施設，對症下藥的意思）”（同上，“答任君”）。他在融合程朱陸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誠如賀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窮理，解釋經典，講學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習復性，則接近陸王之守約。”（《當代中國哲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
馬一浮不僅主張破除程朱陸王的門戶之見，而且主張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內部的種種門戶之爭。他認為，“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於派別門戶之爭，都是由於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過也”。其實，“大量者（識廣寬容者）用之即同，小機者（識淺量狹者）執之即異。”人們應當明了，“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因有多途”（《復性書院講錄》卷一“讀書法”），“儒佛禪道總是閒名”（《爾雅台答問》卷一“答任君”）；“從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並不相礙也。無論儒佛，凡有言教，皆以明性道為歸”（同上，《續編》卷五“答黃君”）。因此，只要是“以明性道為歸”的，那么“盡心知性亦得，明心見性亦得；養本亦得，去障亦得；當下便是亦得，漸次修智亦得”（同上，卷四“示鮮季明”）。由此可見，他對於儒釋道的融會，可說是已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境地。他能“隨意拈取老、莊、釋典以闡揚儒家宗旨，不惟不陷於牽強附會，且能嚴格判別實理玄言，不致流蕩而無歸宿”（同前引賀麟著）。
從四個方面
馬一浮主要是從四個方面來闡發他的理學思想的，這也就是他在《復性書院學規》中提出的“可以終身由之而不改，必適於道”的四點：“主敬”、“窮理”、“博文”、“篤行”。他指出：“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復性書院講錄》卷一）
具體說來，馬一浮認為，涵養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引孟子關於“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告子上》）之說來作論證。他認為，人心之本體原本是“虛明不昧”、“含容深廣”的，然而由於“為氣稟所拘，故不免褊小而失其廣大之量”；由於“為物慾所蔽，故不免昏暗而失其覺照之用”。總之，都是由“氣奪其志”而造成的。要把持住“志”而不使其暴失，則必須用涵養，而涵養之關鍵，則在於“主敬”。所以，他強調說：“須知敬之一字，實為入德之門。此是聖賢血脈所系。”（《復性書院講錄》卷一）
“窮理為致知之要”是這四句中的重點。在談到“理”的問題時，馬一浮總是聯繫“氣”和“事”來說，強調“理氣”、“理事”的“一源”和“無間”。他繼承程朱的思想說，“有氣必有理”，“離氣則無以見理”，“無此理則氣亦不存”，“理氣同時而具，本無先後，因言說乃有先後”等等。同時，他也進一步發揮道：“太極未形以前，沖漠無朕，可說氣在理中；太極既形以後，萬象森然，可說理在氣中。”他還結合“易”的三種含義來闡發理氣的關係，說：“氣是變易，理是不易，全氣是理，全理是氣，即是簡易。”這是一種新的解釋，誠如他自己所說的，“此是某楷定之義，先儒釋三義未曾如此說。”（《泰和會語》“義理名相一”）以後，他又把“易”之三義與佛教所說的“體、相、用”三大貫通起來，認為“不易是體大，變易是相大，簡易是用大”（《復性書院講錄》卷二“論語大義七”）。從而使理氣的體用關係，得到了更為生動細緻的說明。關於“理事”關係，他則一再強調“事外無理”和“理事雙融”。
在“理”的問題上
更重要的還有一個“理”與“心”的關係問題。在此問題上，馬一浮竭力調和程朱和陸王的差別，而堅持的則是“心外無理”的觀點。他解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說：“朱子釋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致知為推極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於心，則理不在心外明矣。”按照馬一浮所引朱子的話，實在是很難得出他所推論的結論的，顯然他是想挽救朱子向外窮理的支離繁瑣，而有意這樣來推解的。他還說：“格物即是窮理，異名同實”，那么他為什麼採用“窮理”一名，而不採用“格物”之名呢？他解釋說：“只為從來學者都被一個物字所礙，錯認物為外，因而再誤，復認理為外。”因此，他堅定地認為，“心外無物，事外無理，事雖萬殊，不離一心。一心貫萬事，即一心具眾理。即事即理，即理即心，心外無理，亦即心外無事。”他還引用佛教的理論來作佐證，說：“佛氏亦言，當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滅法滅，萬行不離一心，一心不違萬行。”他的這些論證，最終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覺自證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詮表，只是勉強描模一個體段，到得此理顯現之時，始名為知。”（同上，卷一“學規”）這也就與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反求自心之義理”銜接起來了。可以說，窮理致知是馬一浮理學思想的核心，從這裡出發，又回歸這裡。
馬一浮書法作品馬一浮說：“窮理主于思之意多，博文主於學之意多。”所以，“博文為立事之要”的意思 ，主要是強調必須多學多識，才能正確而果斷地處理各種行事。他十分重視學習，要求學者達到“通而不局”、“通而不執”，並且認為只有那些“足以盡天下之事相而無所執礙者，乃可語於博矣”。（同上）他也十分注意學習方法，專門寫了一篇“讀書法”，來指導求學者。他認為，讀書的關鍵在於得意、窮理，否則就成了“讀死書”，“買櫝還珠”，毫無用處；再則，讀書雖然屬於窮理博文方面的事，但也必須付諸篤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否則豈不是“玩物喪志”，自欺欺人。他總結讀書之道，概括為四點：“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具體地說：“執一而廢他者，局也；多歧而無統者，雜也；語小而近瑣者，煩也；滯跡而遺本者，固也。”反之，“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微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病，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泛濫之失。”總而言之，“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同上，“讀書法”）馬一浮在這裡所講的讀書之道，完全是他的切身體會，經驗之談，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篤行為進德之要”也是這四句中的要緊之處。強調篤行，是馬一浮理學思想的落實處。他解釋說，德是指內在的品德，即所謂“自其得於理者言之”，而行是指外在的行為，即所謂“自其見於事者言之”。所以，德和行就像理和事的關係那樣，只是表示內外的名稱，而不是無關的兩件事。篤的意思則是指“充實而有恆”。他認為，德有“性德”和“修德”之別，前者是先天本具的，而後者則是通過修養得到的。但是，學者也必須知道，“性德雖是本具，不因修證則不能顯。”因而，所謂“篤行為進德之要”，也就是講的“因修顯性”。他嚴厲批評“執性廢修”的謬見，並借用佛教“性修不二”①的說法，來強調“聖人之教在因修顯性，決不執性廢修”（《爾雅台答問續編》卷二“示張德鈞”）的思想。他說：“理雖本具，亦要學而後明，精義入神，方能致用，所以說性修不二。專言守良心，便是執性廢修。”（同上，卷三“示楊霞峰”）他更發揮說：“全性起修，即本體即功夫；全修在性，即功夫即本體。修此本體之功夫，證此功夫之本體，乃是篤行進德也。”換言之，他認為，“行有欠缺，即德有欠缺；行有間斷，即德有間斷。故雖曰性德無虧，亦須篤行到極至處始能體取。”（《復性書院講錄》卷一“學規”）這裡，馬一浮所講的“性修不二”，其核心也就是他說的“修此本體之功夫，證此功夫之本體”，也就是說，從心出發再返回到心，充分表達了他的一切唯心的根本立場。不過，就他強調篤行的重要性來講，也還是有一定意義的。他十分讚賞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認為佛教講“悲智雙融”，儒家講“仁智一體”，這方面只有“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見得此意”（同上，卷一“示張立民”）。他說：“說食不飽，數寶不富”（同上，“示吳敬生”），所以如果把聖人的教導“只作一種知解、一種言說領取，而不肯篤行，則是辜負自己，辜負先聖”（《復性書院講錄》卷一“學規”）。以上，僅就馬一浮理學思想中的部分主要觀點作了一些簡要的介紹，至於他融通儒佛方面的許多精彩論述，則由於篇幅關係，當容另撰專文介紹。（本文原載於《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文章注釋
① 轉引自蔡惠明：《馬一浮居士的佛教因緣》，載《法音》雜誌1988年第1期。
① 馬敘倫《石屋余瀋》“馬君武”篇載：“一浮長餘二歲”，馬敘倫生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據此知馬一浮生於1883年。張中行《負暄瑣話》“馬一浮”篇說：“馬先生生於清光緒八年（1882），比魯迅先生小一歲”，恐由推算致誤。
② 這一年魯迅先生弟兄二人也參加了縣試，周作人在《知堂問想錄》“再是縣考”一文中，據當年日記的記載，回憶說：“會稽凡十一圖（按，每圖五十名）：案首為馬福田，予在十圖三十四，豫才兄三圖三十七，．．．．．．馬福田即是浙江的名流馬一浮”。
①這些著作都收在馬一浮編《復性書院叢刊》的“儒林典要”類第三輯中。《叢刊》分“群經統類”（其中又分初、甲、乙三編）和“儒林典要”（其中又分一、二、三輯）兩大類，收入了許多重要的宋明理學家著作，為研究宋明理學提供了一批註釋和版本都極好的原始資料。
① 如熊十力在講到他的《新唯識論》的根本精神時說：“哲學不僅是理智與思辨的學問，尤在修養純篤，以超越理智而歸乎證量（按：即反求自證）。《新論》根本精神在是，中土聖哲相傳血脈亦在是。”（《十力語要》卷三，“王準記語”）
① 馬一浮在此自注說：“性修不二是佛氏言，以其與理氣合一之旨可以相發明，故引之。”（《泰和會語》“義理名相二”）
詩詞列表
千人針
悵望
春日懷歸簡浙中故舊
即事
春望
暝
得嗇庵見和人日詩再答一首
屈原、杜甫，千古詩人之宗也，欲作淳風祠祀
鄉思
閒居即事寄嗇庵
夜聞風雨，晨起見雪
遣暑擬寒山詩（二首）
雜感（十三首）
續詠古
雜釋
黑龍江峨眉幽邃處以江名溪，詫人耳。峽下
望雨 夢中聞雨，醒而知其誤。望雨之情，不
中秋前夕寄懷天樂
九日登凌雲峰歌
疾
馬一浮，1903年，美國謝禪
客
秋夜
聞雁
送朱鐸民如南華禮虛雲長老
社戲
復陰
早寒
晚鐘（十六首）
述詩
答樊漱圃
遠征軍
翠鳥
客去
養生
詩三昧
寒夜
遣病口號
山居銷夏（八首）
山中卉木序（二首）
夜聲
夜坐
月夜獨望
八月十五夜月
松生垂詢近狀，書此奉簡
禁詩
短歌行
夜聞風雨
九日登爾雅台
和嗇庵山中雜題二十二絕（三首）
答王敬身西安見懷，仍用人字韻
清明
暴雨壞籬，庭中積潦成澤，雨過口占
雨後
伏漲
題《龍氏母霜寒補衣圖》
見風飄墜葉偶題
孤斟
憶桐廬故居
自贈
行客嘆
移桐廬所留殘書新至，喟然有述
千人針
遊子征衣慈母線，此是太平桑下戀。
島夷卉服亦人情，何故云鬟偏教戰。
街頭日日聞點兵，子弟家家盡遠征。
16歲時傾城歡送皇軍出，夾道狂呼萬歲聲
。
眾里抽針奉巾帨，不敢人前輕掩袂。
一帨千人下一針，施與征夫作蘭佩。
大神並賜護身符，應有勛名答彼姝。
比戶紅顏能愛國，軍前壯士喜捐軀。
拔刀自詡男兒勇，海陸空軍皆貴寵。
白足長憐鹿女痴，文身只是蝦夷種。
徐福乘舟去不回，至今人愛說蓬萊。
豈知富士山頭雪，終化昆明池底灰。
八紘一宇言語好，到處殺人如刈草。
蛇吞象骨恐難消，火入松心還自燎。
蓽路戎車勢無兩，水碧金膏看在掌。
明浙江大學年《薤露》泣荒原，一例桃根隨畫槳。
千人針變萬人坑，尺布何能召五丁。
羅什當筵食蒺刺，佛圖隔陣訝風鈴。
四海爭傳新秩序，河間織女停機杼。
秦都閭左已空閨，夏後中興無半旅。
君不見櫻花上野少人看，銀座歌聲夜向闌。
板屋沉沉嫠婦嘆，朱旗猶夢定三韓。
編者註：此詩乃馬一浮先生用極其辛辣的手筆譏諷了侵華日軍用“千人針”這樣的底褲穿在身上“防身”、“迷信”、“怕死”的醜態。
觀物
無用為時賤，忘身自古難。
風高知野曠，雪盡入春寒。
山鳥頻驚獵，江船逆上灘。
物情良不遠，避世敢求安？
春日懷歸簡浙中故舊
龍鍾猶遠道，鶯語入新年。
迢遞三巴路，淒涼故國弦。
亂流趨瘴海，白霧失春天。
仰羨歸飛燕，移檣近柳邊。
浙江大學校歌
大不自多 海納江河
惟學無際 際於天地
形上謂道兮 形下謂器
禮主別異兮 樂主和同
知其不二兮 爾聽斯聰
國有成均 在浙之濱
昔言求是 實啟爾求真
習坎示教 始見經綸
無曰已是 無曰遂真
靡革匪因 靡故匪新
何以新之 開物前民
嗟爾髦士 尚其有聞
念哉典學 思睿觀通
有文有質 有農有工
兼總條貫 知至知終
成章乃達 若金之在熔
尚亨於野 無吝於宗
樹我邦國 天下來同
著作要目
⒈《泰和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論西來學術亦統於六藝》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⒉《宜山會語》（《釋學問》、《釋義理名相》）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⒊《復性書院講錄卷一》（《學規》、《讀書法》、《通治群經書目舉要》復性書院木刻本，1939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⒋《復性書院講錄卷二》（《群經大義總說》、《論語大義》）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⒌《復性書院講錄卷三》（孝經大義）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⒍《復性書院講錄卷四》（《詩教緒論》、《禮教緒論》）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⒎《復性書院講錄卷五》（《洪範約義》）復性書院木刻本，1941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⒏《復性書院講錄卷六》（《觀象卮言》）復性書院木刻本，1942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⒐《爾雅台答問》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⒑《爾雅台答問續編》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⒒《濠上雜著》（《太極圖說贅言》、《爾雅台答問補編》）復性書院木刻本，1940年；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1964年。
⒓《蠲戲齋文選》（《諸子會歸總目序例》、《與蔣再唐論儒佛義》、《與賀君昌群論玄義諸書舉略》）整理稿。
⒔《蠲戲齋文選》（《與熊十力論學》、《與曹赤霞論學》、《與葉左文論治史》）整理稿。
⒕《蠲戲齋詩詞選》（《避寇集》、《芳杜詞剩集》）復性書院木刻本，1943年；台灣自由出版社影印本，1965年。
面對權貴
被人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的馬一浮先生，道德高尚，為人謙遜。但他對驕橫的權貴，卻是風骨傲岸，橫眉冷對。
1924年9月，直系軍閥孫傳芳占領浙江，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夏超任浙江省長。孫到浙後，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聲音的《杭州報》 ，干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貨的行動等。旅滬浙江公會發電呼籲，要孫傳芳離開浙江；旅江津浙人發表公告，要夏超辭去省長。一次，孫傳芳專程到馬一浮先生家拜訪，馬先生知道來訪者是孫傳芳，立即表示不接見。家人考慮到孫傳芳的當時權勢，便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先生果斷地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聽後，只好沒趣地悻悻而返。
1938年8月，馬一浮先生避日寇西遷，在四川烏雲山復興書院任主講和總編纂。國民黨政府想借馬先生的聲望，收買人心，裝點門面，用尊孔讀經來對抗馬列主義的傳播，開始同意給復興書院撥款，後遲遲沒行動。馬先生為解決經費，來到重慶。蔣介石知道後，為取得禮賢下士的名聲，特邀召見。馬先生再三推辭，後不得已才由陳布雷陪同，去見了一面。
馬先生到蔣介石處後，蔣略事寒暄，假惺惺地做出虛懷若谷的樣子，向馬先生請教治國之道。馬先生正色道：“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這是治國的根本之法。”直言指責蔣欺騙人民，虛偽專制。又說：“務請以國家民族為重，捐棄宿怨前嫌，聯合各黨各派，共同抵禦外侮。”其言刺耳，說得蔣介石默默無語。馬先生講完後起身告辭。此後國民黨政府仍不給書院經費，馬先生靠刻書賣字維持生計和捐款書院。
喪失容光
他精通英法德日等多國語言，是《資本論》傳入中國的第一人。他曾經風骨傲岸，孫傳芳求見他拒絕，蔣介石邀他從政他拒絕，孔祥熙求字他拒絕。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紅衛兵低頭；被抄家時，他懇求道：“留一方硯台給我寫字好不好”，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含冤去世。他就是“現代三聖”之一的馬一浮。
《資本論》
馬一浮，1903年，美國聖路易斯舉辦第十二屆世博會，中國首次以政府名義正式參加世博會。清政府派溥倫親王為正監督（團長），並要選派懂外文的人員去負責籌建中國展館。時年20歲的馬一浮由於懂外文，被錄用去做中國展館的籌建工作。
資本論馬一浮到達美國後，開始他抱著欣喜、激動、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學好外語，學好西方哲學、文學，他認為學習是他的第一樂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處學英語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個美元從師學習英語2小時，學習文法。不久，他翻譯了《日耳曼社會主義史》、《法國革命黨史》，《政治罪惡論》等書刊。他的第二個樂趣是購讀了不少社會學著作和圖書，特別使他高興的是購買到了
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在1904年3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譯本馬格士（馬克思）《資本論》一冊，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這時馬一浮正在患感冒，還發著高燒。他說我回國時一定要把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部巨著帶回中國去。
馬一浮在美國考察了社會的一些實際情況後，心情逐漸由原來的欣喜、激動、期盼變成了苦悶、悲憤、失望。他原以為美國是文明、民主的，實際上卻是野蠻而專權的。特別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對華人的歧視，他在日記中說：“美人定華商赴會，須人納500金圓，呈保書證明實系赴會，乃許入境，既到會所，則不得出會場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樂部概不許入，出會場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國，當處以流罪。”他說：“這哪裡是參展，簡直是進牢籠。”他還說：“聞聖路易斯大學等，皆以分割中國之當否令諸生演說。在戲曲舞台上，中國人亦被描繪成讓人笑罵的無賴等等，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主要是清政府的腐敗，中國人民尚未覺醒，而受美國歧視。”馬一浮認為要在中國傳揚馬克思的《資本論》去喚醒中華民族的覺醒，才能使中華民族得以振興。
1904年5月6日，馬一浮在美國學習工作結束，先後歷時302天。他離開美國回到祖國，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帶回中國，他是在國外自費購買將馬克思《資本論》傳入中國的第一人。回國後，他開始與國內同仁共同研讀這部人類社會哲學巨著。不久，他又東渡日本學習日文和西班牙文，進一步研究西方哲學。在日期間，結識了魯迅、秋瑾、章太炎等人，贊同辛亥革命。回國後，他定居杭州，研究各種學說。由於他治學嚴謹，刻苦鑽研，成為人人稱頌的近代史大學者和對哲學、文學、佛學等有極深造詣的國學大師。
人際關係
鄭垓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馬一浮9歲，其父聘請會稽舉人鄭垓為他作啟蒙塾師。鄭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長塘人。他博覽史書，善文能詩，擅長書畫，且精通《易經》與醫學。馬一浮聰穎非凡，讀書過目不忘，3年以後，鄭墨田這位飽學之士已深感不能勝任，即知難而退辭去教職。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師生同赴縣考，學生名列榜首，而教師鄭墨田卻是第23名。但馬先生對這位啟蒙老師仍敬愛有加，抗戰前幾年，已經享有盛名的馬一浮從杭州回紹興探望恩師，身著黑褂長袍，頭戴紅頂緞帽，來到鄭垓的書房門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禮叩見老師。先師去世時，他又專門題寫了墓碑，並贈給其子鄭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經》。
湯壽潛
湯壽潛銅像馬一浮的岳父湯壽潛（1856—1917年），山陰人氏，曾為民國時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總長等職。他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鐵路公司總經理時不取薪金，為人處事講究原則，馬一浮16歲時成了他的東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響。湯壽潛造滬杭鐵路時，原打算將杭州車站設在艮山門，再鋪一條支線到拱宸橋。馬一浮認為此舉對在拱宸橋設有租界的日本帝國主義有利，說中國人造鐵路應該為中國人著想，力主將終點設在杭州商業區，再鋪一條支線到錢塘江邊，使水陸運輸銜接。岳婿兩人達成共識，於是才有了後來的城站與南星橋貨運站。
蔡元培
紹興先賢蔡元培（1868—1940年）比馬一浮大15歲，對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備的得力助手為教育部的秘書長，就想到了馬一浮。馬對蔡的學問與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請書後，立即北上赴任。但他畢竟是一介書生，對官場一套應酬不適應，兩周以後即辭去職務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從法國回國，次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考慮文科學長人選時，他再一次想到了馬一浮，委託蘇曼殊到杭州拜訪在西湖隱居的馬一浮，馬又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辭婉拒。
馬敘倫
與馬敘倫馬敘倫（1885—1970年）是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紹興。他比馬一浮小兩
歲，早年兩人均追隨孫中山先生為辛亥革命出過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籌備召開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周恩來擬邀請馬一浮出席會議，即請馬敘倫拍電報轉告。但這份由馬敘倫署名的電文過於簡單，馬一浮收到後，以為是朋友的私人邀請，沒有赴會。周恩來以為馬一浮為人清高，不肯來赴會，打算親自到杭州來邀請，因公務繁忙，無法脫身，於是派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先來拜訪馬一浮，於是就有了1952年陳毅的蔣莊之行。1957年4月，周恩來陪同蘇聯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訪問杭州，對這位鄉賢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來到蔣莊登門拜訪，兩人終於相見了。此後，周總理陪同高棉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來杭，設宴於杭州飯店，也請馬老作陪。從此，政府即從各方面關心馬老的生活。當時杭州只有花港飯店、華僑飯店和杭州飯店有暖氣設備，一到冬天，馬老就被安排到其中一處居住。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將自己收藏的357件書法精品捐獻給國家。
竺可楨
馬一浮與竺可楨先生（1890—1974年，上虞東關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剛剛一個月的竺可楨即到馬老寓所拜訪，請他為浙大學生授課。馬老未答允。抗戰爆發，浙江大學內遷，馬老也往西逃難，竺可楨又一次電邀馬老擔任國學講座教授。時國難當頭，急需培養人才，馬老一口答應，隨浙大師生來到江西泰和，以後又轉至廣西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