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散文選譯》序戴乃迭先生譯的這十一篇作品，是從我的四個不同性質集子中選出的。這四個集子多完成於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七幾年間。正是我學習用筆比較成熟，也是我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幾年。第一部分取自我的《從文自傳》前二章。全書完成於一九三二年夏秋間。當時我正在山東青島大學中文系教散文習作，住處恰在公園和學校之間福山路口，一座新經修理的小小樓房裡。三角形院子中有三五簇珍珠梅，剪伐成蘑菇狀的葉端分布一串串小白花開放得十分茂盛，且散發一種淡淡清香，公園盡頭便是海邊，距離不過二里路遠近。從視窗可望見明朗陽光下隨時變換顏色的海面和天上雲影(雲彩且常呈粉紫色或淡綠色，為一生所僅見)。當時學校還未開課，我整天不是工作就是向附近山頭隨意走去。山離海較遠，由於視界廣闊，感覺上反而近些。夜裡至多睡眠三小時。生活雖然極端寂寞，可並不覺得難堪，反而意識到生命在生長中、成熟中，孕育著一種充沛能量，待開發，待使用。就在這么一種情形下，用了三個星期時間《自傳》便已完成，不再重抄，逕寄上海付印。前一部分主要寫我在私塾、國小時一段頑童生活。用世俗眼光說來，主要只是學會了逃學，別無意義。但從另一角度看看，卻可說我正想盡方法，極力逃脫那個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養成“祿蠹”的囚籠，而走到空氣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諸官覺，進行另外一種學習。這種自我教育方法，當然不會得到家庭和學校的認可，只能給他們一種頑劣憊懶、不可救藥印象，對我未來前途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在我尚未成年以前，我就被迫離開了家庭，到完全陌生社會裡去討生活。於是在一條沅水流域上下千里範圍內，接受嚴酷生活教育約五年，經過了令人難於構想的顛連困苦、窮餓流蕩又離奇不經的遭遇。從這個長長過程中，眼見身邊千百同鄉親友胡裡胡塗死去了，我卻特別幸運，總是絕處逢生，依舊能活下來。既從不因此喪氣灰心，失去生存的信念，倒反而真象是讀了一本內容無比豐富充實的大書，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識。且深一層懂得“社會”、“人生”的正確含義，更加頑強單純走我應走的道路，在任何情形下既不會因生活陷於絕望而墮落，也從不會因小小成就即自足自滿。這份教育經驗，不僅鼓舞了我於二十歲時兩手空空來到北京城，準備閱讀一本篇幅更大的新書，同時還充滿了童心幻想，以為會從十年二十年新的學習中，必將取得嶄新的成就，有以自見。就這么守住一個“獨立自主”的做人原則，絕不依傍任何特殊權勢企圖僥倖成功，也從不以個人工作一時得失在意，堅持了學習二十五年。
這本小書第二部分選譯了《湘行散記》中散文四篇。《湘行散記》是我於一九三三年冬還鄉，經過約一個月時間寫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後來加以整理貫串完成的。乍一看來，給人印象只是一份寫點山水花草瑣瑣人事的普通遊記，事實上卻比我許多短篇小說接觸到更多複雜問題。三三年夏，我離開學校返回北京工作，九月里成了家，生活起了根本變化。時住在西安門內達子營一個單獨小小院子裡。院中牆角有一棗樹和一株槐樹，曾為起了個名字叫“一槐一棗廬”。終日有秋陽從樹枝間篩下細碎陽光到全院，我卻將一個十八世紀仿宋燈籠式紅木小方桌擱在小院中，大清早就開始寫我的《邊城》。從樹影篩下的細碎陽光，布滿小桌上，對我啟發極大。但是工作進行可相當緩慢，每星期只能完成一個章節，完成後就寄過天津《國聞周報》發表。到十一月底，得到家鄉來信，知道老母親病轉嚴重，要我回去看看。其時正是江西方面蔣介石集中了六十萬大軍，對瑞金進行“圍剿”，幾次戰役異常激烈，死亡以萬千人計。我家鄉地方那份割據武裝，因和接壤的黔軍爭奪煙土過境稅，發生小規模戰事，僵持局面也搞得極緊張。公路還未通行，水路來回估計至少得一個多月時間，單獨上路比較方便。因此事先和家中人約好，上路後將把沿路見聞逐一寫下寄回。時天寒水枯，由沅水下游桃源縣開始乘小船上行，隨時停停又走走，到達沅水中游的“浦市鎮”時，就過了二十二天。又趕山路三天，才到達家鄉鳳凰。由於小船上生活長日面對湍湍流水，十分枯寂。沿河表面上還穩定，實外松內緊，隨時隨地會發生事故，安全上毫無保障。為了免得北京方面擔心，所以每天必寫一兩個信，把水上一切見聞巨細不遺全記下來，且有意寫得十分輕鬆愉快而有趣，一共就約寫了四十幾封。由浦市鎮開始山行那三天，得通過一個地勢荒涼的腰站。路過一個亭子，恰是十多年前幾個軍中熟人一同被害的地方，心情相當沉重。夜裡住小客店時，信寫得反而更加使北京方面放心。到了家鄉，從我哥哥處才深一層明白許多意料不到的現實問題，在外邊我儘管經常被人認為“思想落後”，到家鄉卻肯定我是個“危險人物”，應付外邊倒比較省事，家鄉事便難言，一犯了疑就無從解釋。唯一方法即儘早離開。除了禮貌上必需去見見我那位“老上司”，其他任何親友都不宜拜訪。因為提的問題既無從正面回答，還會出亂子。因此只陪在母親病床邊過了三天，藉故北京工作緊迫，假期延長太多，匆匆返回北京了。回來途中又走了十二天，寫了約二十次並不付郵的長信，說的還是路上見聞。回來後一面續寫《邊城》，一面整理這些信件，組成一個比較完整篇章，分別在刊物上發表。到後才集成《湘行散記》這個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表面上雖只象是涉筆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遊記，其實每個篇章都於諧趣中有深一層感慨和寓意。一個細心的讀者，當很容易理會到。內中寫的儘管只是沅水流域各個水碼頭及一隻小船上縴夫水手等等瑣細平凡人事得失哀樂，其實對於他們的過去和當前，都懷著不易形諸筆墨的沉痛和隱憂，預感到他們明天的命運——即這么一種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維持下去，終將受一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所摧毀。生命似異實同，結束於無可奈何情形中。即或我家鄉“老總”，還擁有地方武裝三萬人，割據湘西十三縣已二十年，也難免在不易適應的變故中，失去了控制力而終於解體完事。這一切我全預料到。果然不到三年，我的憂慮就證實了。蔣介石在江西取得暫時勝利後，抽出了一個軍的實力，來向地方進行兼併壓迫，自然不甚費力就達到目的。上級下野，軍隊改編外調，外來“嫡系軍隊”侵入成為征服者，地方弄得一團糟。
第三部分從《湘西》一書中選出，總計四篇。全書著手於一九三七年冬天。抗日戰爭發生後，北京陷落，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我和北大、清華兩校一些相熟教師，搭第一次平津通車過天津，第二天在法租界一個住處，見早報才知道上海方面已發生戰事。我們的終點原是南京，由海船去上海路線已斷絕，只好等待機會。過了十來天，卻探聽出有條英國商船可直達煙臺。準備先去煙臺，到時再設法乘汽車到當時還通行的膠濟路中段，再搭膠濟車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氣運。我們無從作較多考慮，都冒險上了船。還記得同艙熟人中有美術學院趙太侔夫婦、清華大學謝文炳夫婦、北大朱光潛教授，及楊今甫先生等等。輾轉十來天，居然到達了南京。那天半夜裡，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飛機大轟炸北極閣。南京方面各機關都正準備大疏散，於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於第三天后，擠上了一條英國客船向武漢集中。我既買不到票，更擠不上船，還虧得南開大學林同濟先生，不顧一切，勉強推我上了跳板，隨後向船長介紹，說我是中國大作家，得到不必買票的優待，且在特等艙里住了四天才離開船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準備在湖南組織臨時大學，到武漢轉車走後，我就和幾個朋友暫留武漢借武大圖書館工作，並借住東湖邊大革命時一個軍長耿丹的別墅里。
不久就有熟人相告，延安方面歡迎十個作家去延安，可以得到寫作上一切便利，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等等。所以十二月過長沙時，一個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過當時八路軍特派員辦事處，拜訪徐特立老先生，問問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們，“能去的當然歡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別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點後方團結工作，也很重要。因為戰事不象是三幾年能結束，後方團結合作，還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並持久作戰。”不久帶了幾個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暫住時，湘西正由苗族頭目龍雲飛把提倡“讀經打拳”的湖南省長何鍵轟下台，湘西十八縣一度陷於混亂狀態，一切還不大穩定。軍事上後勤物資供應和兵役補充，湘西都占有特別重要地位。南京當時已失陷，武昌軍事上顯得相當吃緊。正有許多國家機關和教育機構向後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卻正集中長沙加緊疏散，以湘西最安全。這個大後方必需維持安定，才不至於影響前方戰事。
其次是湘西二十年都被稱為“匪區”(事實上只是不聽南京方面隨意調動)。又認為是個神秘莫測的地方。我生長於鳳凰縣，家中弟兄移居沅陵又已多年，這兩個地區的社會人事我都格外熟悉。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組織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負責人，恰是我那個“老上司”。在苗區造反驅逐何鍵下台的“苗王”龍雲飛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級幕僚軍官更多非親即友。我因為離開家鄉已十多年，對家鄉事所知不算多，對國家大事或多或少還懂得些，這次回來已近於一個受歡迎的遠客，說話多些也無什麼忌諱。我哥哥因此把這些同鄉文武大老，都請到家中，讓我談談從南京、武昌和長沙聽來的種種。談了約兩小時，結論就是“家鄉人責任重大艱巨，務必要識大體，顧大局，盡全力支持這個有關國家存亡的戰事，內部絕對不宜再亂。還得儘可能想方設法使得這個大後方，及早安定下來，把外來公私機關、工廠和流離失所的難民，分別安排到各縣合適地方去。所有較好較大建築，如成千上萬廟宇和祠堂，都應當為他們開放，藉此才可望把外來人心目中的‘匪區’印象除去。還能團結所有湘西十八縣的社會賢達和知識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我明白許多問題絕不會是一次談話能產生影響，解決問題。因此到達昆明不久，就又寫了這本《湘西》，比較有系統把一條縱橫延長將達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個支流地方的“人事”、“生產”作個概括性的介紹，並用沅陵和鳳凰作為重點，人事上的好處和壞處，都敘述得比較詳盡些，希望取得“辟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對於兩地一些荒唐不經的傳說，試為加以較客觀分析。某些方面實由於外來貪污官吏無知商人的造作附會，某些方面又和地方歷史積習分不開。特別是地方政治上顯明不過的弱點，新的負責人，也應當明白有許多責任待盡應盡。優點和弱點都得有個較新的認識，才可能面臨艱巨，一改舊習，共同把地方搞好。這次譯文恰好選的正是“沅陵”和“鳳凰”兩章，證明我的用心，並不完全白費。
第四部分應分說是一個紀實性的回憶錄。全部計畫分六段寫，譯文取其三段。記的是我於一九二○年冬天回鳳凰時，應一個同鄉邀約，去離縣城約四十五里鄉村“高峴”作客吃喜酒，村子裡發生一件事情的全部經過。村子不到二百戶人家，大族滿姓，人並不怎么“刁歪”，頭腦簡單而富於衝動性是他的特徵。和另一村子一個田家三兄弟，為了一件小事，彼此負氣不相上下，終於發展成為一個悲劇，前後因之死亡了二三十個人。仇怨延續了兩代，他本人和唯一孤雛，若干年後，先後也為仇人冤家復仇致死。故事原只完成四段，曾於一九四七年分別發表於國內報刊中。現在保存的中間三段，原稿連綴成一整幅，系我過去托巴金代為保存，我自己卻早已把它忘了。前年巴金由文革時期被沒收後來退還的一堆舊稿中清理出來，才寄給我。保存部分雖不完全，前後銜接可以獨立成篇，並且全都是親眼見到的部分。因此用《劫後殘稿》題附在香港重印的《散文選》後邊，作為一個紀念。
重讀這個選本各篇章時，我才感覺到十分離奇處，是這四個性質不同、時間背景不同，寫作情緒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卻象有個共同特徵貫串其間，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種“鄉土性抒情詩”氣氛，而帶著一分淡淡的孤獨悲哀，仿佛所接觸到的種種，常具有一種“悲憫”感。這或許是屬於我本人來源古老民族氣質上的固有弱點，又或許只是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我“寫”或“不寫”，都反應這種身心受過嚴重挫折的痕跡，是無從用任何努力加以補救的。我到北京城將近六十年，生命已瀕於衰老遲暮，情緒卻始終若停頓在一種嬰兒狀態中。雖十分認真寫了許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毀都還缺少應有理解。或許正如朱光潛先生給我作的斷語，說我是個喜歡朋友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裡，卻是一個孤獨者。所有作品始終和並世同行成就少共同處，原因或許正在這裡。
一九八一年九月於北京
(《沈從文散文選譯》英文本，將由北京《中國文學》雜誌社於一九八二年第一季出版，作為《熊貓叢書》之一。)
沈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