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國一項研究顯示，如果男孩體內單胺氧化酶A基因（MAOA基因）發生變異，他們的暴力傾向明顯增加。簡介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對2500名男孩和女孩的MAOA基因和他們的行為方式進行了調查分析，結果發現MAOA基因發生變異會增加男孩的暴力傾向，但對女孩不會產生影響。研究背景
“暴力基因”的發現與研究雖然是由科學家來完成的，但它起初卻是由一群飽受家庭暴力的女人所推動的。探尋“暴力基因”的歷程開始於1990年。當時，一群飽受家庭暴力的荷蘭女人組成了一個反家庭暴力聯盟。這些女人經常聚集在一起，相互傾訴自己所受的欺辱，尋求同盟者的安慰，並交流一些反家庭暴力的方法。突然有一天，一個名叫瑪格麗特的女人提出，那些男人那么暴力是不是與遺傳有關，應該找出他們體內的“暴力基因”，讓科學家切除他們的“暴力基因”，讓他們變得安分守己一些；如果不能切除那些“暴力基因”，也應該標記出那些帶有“暴力基因”的男人，為已婚且忍受家庭暴力的女人提供有利於離婚的證據，也可為那些未婚的女人選擇配偶提供參考，讓那些不夠強悍的女人不要答應那些攜帶有“暴力基因”的男人求婚。在不少女人看來，瑪格麗特的這種想法簡直是異想天開。然而，瑪格麗特的支持者卻當真了，她們和瑪格麗特一起四處聯絡能夠幫助她們的科學家。最終，荷蘭奈梅亨醫科大學的遺傳學家漢斯·布魯諾表示願意幫助他們。女人們終究不了解科學研究是很漫長的過程，沒過幾天她們就去詢問布魯諾，自然不會有什麼結果。此後，這些女人每隔幾星期就去布魯諾的實驗室打探一番，而且每次花費幾個小時七嘴八舌地向布魯諾提供“研究證據”。布魯諾最終不堪忍受這些女人的“騷擾”，告訴她們家庭暴力與基因無關。這些女人失望而歸，從此不再去“騷擾”布魯諾了。
當瑪格麗特等人已經漸漸淡忘了這件事情的時候，布魯諾卻一直在進行這項研究，並於三年後的1993年獲得了研究結果：一種存在於x染色體上的MAOA基因可能與暴力行為有關，並將之命名為“暴力基因”。他的研究還認為這種基因可以遺傳，也就是說，暴力父親可能生出暴力兒子。這個發現一經媒體報導，便成為當時的一條爆炸性新聞，“血統論”再次成為人們的議論話題，—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反暴力家族的小規模遊行。
社會影響
“搗蛋鬼”變成好孩子
一些人遺傳的MAOA基因會影響其大腦發育，可怕的是，這種影響是負面的，讓孩子逐漸具有暴力傾向。因此，了解MAOA基因就成了科學家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研究還發現，教育不當也會刺激孩子的好鬥心理。15歲的亨利可謂是個“問題少年”，經常同別的同學打架，欺負女生。老師也會因亨利在課堂上搗亂，經常將他趕出去。高年級的學生有時會在教師走廊取笑亨利，罵他是性變態，譏諷他應該重返幼稚園接受教育。而一回到家裡，接到老師“小報告”的父親又會對亨利大加訓斥，母親則在一邊低聲抽泣，對兒子惡劣品行無可奈何。
亨利很喜歡宣揚暴力的錄像，經常從網站上下載暴力圖片，並公開表達對1999年科羅拉多州哥倫布校園槍擊事件兇手的羨慕之情。那次事件共造成12名學生和1名老師遇害身亡，2名行兇的學生隨後自殺。2001年，亨利的人生發生重大轉折。在亨利所在學校校長的堅持下，亨利和父母開始從休斯敦著名心理醫學斯圖亞特·特維羅夫那裡尋求心理治療。在治療過程中，特維羅夫對亨利的心理進行了深入探究，他發現這個小男孩對父母充滿怨恨，並將自己視作被動的受害者，認為在遭受折磨時應予以反擊。
然而，當亨利發現父親正在同其根深蒂固的問題做鬥爭時，他憤怒的情緒開始減輕。根據特維羅夫的建議，亨利開始接受武術訓練，到一所社會環境更為健康的學校就讀。如今，亨利的學習成績逐漸提高，對女孩子也開始有好感。亨利的故事突出了一個日益受到科學家關注的話題：隨著逐漸長大，同所有兒童一樣，“搗蛋鬼”會對社會和生物因素的影響做出各種反應。在這一過程中，有些人的成長道路充滿坎坷，並最終走入死胡同；而有些人暫時遭遇過黑暗，但最終走向光明，比如亨利。特維羅夫說：“暴力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暴力行為總是有各種前提，而且永遠都不會是一個原因造成的。”
科學家找到了“暴力基因”
美國全國心理健康研究所神經學專家安德里亞斯·邁耶-林登伯格表示，衝動引發暴力的基因風險可能來自於大腦。邁耶-林登伯格領導研究小組對142名白人成年人進行了研究，這些人均遺傳有一種特殊基因的兩種常見版本，這種基因能觸發大腦分泌一元胺氧化酶A(MAOA)。這種酶控制著大腦一種重要化學物質的供應。其中一個變種會讓MAOA在大腦中活動減弱，造成5-羥色胺濃度升高。若這種“化學信使”過多，便會打亂情緒和衝動的規律。另一種基因變體會引發劇烈的MAOA活動，令5-羥色胺濃度偏離正常水平。在邁耶-林登伯格的研究中，缺乏MAOA基因的57名男女表現出一系列神經特徵，這些特徵顯然會削弱一個人控制感情的能力。研究人員對這些志願者的大腦掃描顯示，通常情況下，大腦內部結構小涉及情感控制。這種影響在男志願者身上體現的更加突出。當同樣的志願者在看到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回憶起感情經歷時，他們大腦中兩個同情感有關的結構——杏仁體和海馬狀突起——表現得異常活躍。而在一項要求其自我約束力的電腦測試中，大腦前額控制衝動的區域則不活躍。
相反，MAOA基因強的志願者對情感輸入反應不強烈，而對與衝動控制相關的活動則反應積極。科學家在最新出版的《美國科學院學報》上報告稱，大腦的這些反應表明其對情感和衝動更強有力的控制。英國倫敦精神病學研究所心理學家特里·默菲特表示，受MAOA基因影響的大腦在沒有暴力行為的人群身上同樣存在差異，這就提供了“與基因決定暴力行為論調截然相反的證據。”2002年，默菲特及同事首次報告了少年時受過虐待、MAOA基因弱的人，出現暴力和違法行為幾率高的情況。
不可忽視個人與環境因素
兒童發育專家也在積極探索個人和環境因素對暴力行為的影響。美國杜克大學心理學家肯尼思·德格領導的一項研究對來自三個中西部地區的585名男女志願者的心理狀態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回報敏感性(reward sensitivity)，這個特性是衡量一個人對直接、積極的回饋的需要。衝動是造成這種特性的原因之一。不到半數的志願者被認為具有較高的回報敏感性。德格表示，志願者在回報敏感性方面的變化會在21歲時開始顯現。21歲以前，那些在成長過程中情感陰暗，父母經常出現暴力、犯罪和物質濫用等問題的年輕人也表現出高回報敏感性。這種模式在男孩中間尤為明顯。在過去25年裡，俄勒岡社交學習中心心理學家傑拉爾德·帕特森及其同事注意到，一些父母和孩子之間關係極為惡劣。他們的日常交流僅限於母親要求孩子遵守某條規則或要求，而一旦孩子拒絕遵守，最終父母只好放棄。長期研究表明，這些強迫性交流會孕育兒童和成年人的好鬥性。
帕特森和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伊薩貝拉·格拉尼克認為，這種影響最好應被理解為一種動態系統，這種體系趨向於穩定模式，但在關鍵時刻遇到壓力時能做出改變。動態系統原則已被用於檢查兒童如何學習走路及控制身體等行為。在今年1月出版的《心理學評論》雜誌上，格拉尼克和帕特森描述了探究暴力和違法行為的發展，這些行為都來自於對兒童同父母交流的長期跟蹤結果。
此項研究顯示，在那些有暴力行為孩子的家庭，父母與子女的強迫性關係有兩種類型：相互敵對和過分縱容。格拉尼克領導了一項針對據認為存在嚴重自製問題孩子的研究，其中一些孩子有時存在性格偏激或沮喪等問題。該研究涉及33個孩子，每個孩子及其母親來到一個研究實驗室，用時4分鐘討論家庭問題。當談話進行了2分鐘後，研究人員會敲門提醒他們還剩下2分鐘，要求他們儘快“達成圓滿結局”。設定時間限制的目的旨在迫使每一組談話對象進入日常面對壓力時的狀態。
這時，母親和被研究人員認定舉止衝動的孩子之間的敵對狀態出現明顯升級，相反，那些有時失去理智但平素性格內向或看上去沮喪的孩子的母親一般會保持平靜，最終同意孩子的立場。研究人員表示，這兩種模式都代表了一種交流活動，這種交流已變成一種難以打破、宣揚好鬥的習慣。
學術分歧
MAOA基因真的是那些具有暴力行為或者暴力傾向的人所特有的基因嗎?對此科學界一直存在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兩者有必然聯繫，一種認為兩者沒有必然聯繫。直到2009年，還有研究人員持肯定的觀點。2009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凱文·比弗發現，相對而言，攜有MAOA-L基因的男孩子更喜歡加入犯罪團伙，在械鬥中使用武器的比例也比不攜帶MAOA-L基因者高出四倍。他在發表的論文中宣稱：“犯罪團伙文化可能應歸罪於‘鬥士基因’，攜帶這種基因的男孩可能是危險的，他們崇尚暴力，喜歡佩帶武器。”多名研究人員反駁了比弗的觀點，而最重要的證據也被發現：對白種人的一項抽樣調查發現，有1/3的白種人攜帶MAOA-L基因，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與犯罪團伙毫無瓜葛，也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具有暴力傾向。也就是說，MAOA-L基因並非“暴力基因”，它比較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當中。事實上，科學研究至今也沒有發現基因和人類行為之間的明確的指向關係。儘管十年前科學家就公布了人類基因組圖譜，但基因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係依然是生物學研究中最為困難的任務之一。人類所擁有的遺傳基因比原來想像的要少得多，要弄明白這些基因是怎樣構成了億萬個與眾不同的人，以及是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的，這還是十分艱巨龐雜的任務。
研究發現，MAOA基因有兩種類型，一種就是比弗所研究的MAOA-L基因，另一種是MAOA-H基因。由於兩者的活動性不一樣，所以它們對人的影響的表現形式也不太一樣。MAOA-L基因的活動性弱，不僅不會讓人亢奮，反倒可能會讓人產生一些消極情緒和行為，比如憂傷、沮喪、焦慮情緒，缺乏注意力的多動症、厭食症、精神分裂症、神經過敏症，病態的賭博、吸菸及酗酒等。當然，這些消極情緒和行為有可能引發犯罪，但同樣也可能引發自殘，而且這些情緒和行為是在特定的情況下產生的，即使不攜帶MAOA-L基因的人也有可能產生。研究認為，MAOA-H基因對人的情緒和行為沒有太大影響，主要對人的一些決策行為起作用，比如MAOA-H基因攜帶者更愛冒風險，尤其是冒投資風險，他們更喜歡購買股票而不是保險。
對兩種類型的MAOA基因的研究表明，人的攻擊性行為並非與MAOA唯一相關，沒有必要誇大兩者之間的關係。中國台灣科學家還發現，高活動性的MAOA-H基因與痛風症有關。此病症引起的痛楚緣起於血液中含有的尿酸過多，本來與MAOA-H基因風馬牛不相及，但MAOA-H基因影響了人體內多巴胺水平，多巴胺又影響腎臟的排除尿酸的功能，於是產生痛風。還有研究發現，攜帶MAOA-L基因的婦女在懷孕期間更容易患抑鬱症，但只在她們同時攜帶COMT基因的情況下才出現。
由此可見，MAOA-L基因與暴力只有較弱的關聯，MAOA-H基因則與暴力沒有關聯。因此，無論是“鬥士基因”還是“暴力基因”，它們對MAOA基因的描述都是十分片面的。人的行為決不像身體膚色那樣簡單明了，以不良行為對基因進行“貼標籤”式描述的輕率做法必然會造成對媒體和大眾的誤導。
最新觀點
多項科學研究證實，人類的MAOA基因並非為了好鬥而專門進化出來的，這種基因的攜帶者只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變得更為好鬥。布魯諾在一篇研究論文中指出，荷蘭暴力頻發家庭中的那些男人大多數是在害怕、沮喪或生氣的情況下才變得攻擊性十足的。近期的研究表明，攜帶MAOA-L基因的人的好鬥表現，更像是在面對別人的不屑一顧時的一種過激反應而已。也就是說，這些人的好鬥不是基因誘發的，而是外界環境誘發的。美國研究人員讓志願者做一個遊戲：讓一個不認識的施錢者給志願者一些錢，志願者如果對自己所得不滿意的話，可以花錢買點辣醬油灌到這個人的嘴裡以示懲罰。結果，攜帶MAOA-L基因的志願者倒的辣醬油總是多些。不過，研究人員分析其原因發現，施錢者給予MAOA-L攜帶者的錢也相對少一些，因為後者的略顯沮喪的消極情緒會讓施錢者對他們更加漠視因而少給錢。可見，MAOA-L基因攜帶者在特定環境下才與攻擊性有關。事實上，不少人(包括不攜帶MAOA-L基因者)的攻擊性本來就來源於他人的輕視或其他不友好態度。
還有研究進一步證實了MAOA-L基因並非暴力行為的主因。研究人員對442名紐西蘭男性從出生起就進行跟蹤抽樣調查。近年來，他們發現這些人中的1/3攜帶有MAOA-L基因。研究發現，現年26歲的這群年輕人確實比其他人更具有反社會性的病態及暴力行為，而原因則在於他們在童年時曾因他們的消極性格遭到了來自各類人群的虐待和辱罵。研究人員總結說，所謂“暴力基因”，更準確地說是應該是“消極基因”，它們令人產生消極情緒，並讓兒童的內心變得更加敏感，感到壓力重重，受到精神上的創傷，而這些源自幼年的精神創傷有可能“激活”了人內心深處的原本被道德所抑制的惡劣行為。MAOA-L基因攜帶者如果在童年時經常受到體罰，長大後就更容易表現出違法行為。比如一個人在3歲前精神壓力過重，到童年後期他就更容易表現出多動症；如果他的母親在懷孕時吸菸，他就可能會有品行障礙。諸如此類的情況還有很多。
但是，研究者也觀察到，很多幼時成長環境良好的攜帶MAOA-L基因的男孩長大後很正常，良好的家庭環境使得他們在家庭內外都受到了與其他孩子一樣的關愛。因此，環境會設定某種條件，讓人感覺到遺傳基因的存在，為基因搭建展示平台，而這一平台的建立也影響著基因的活動。比如說，不管攜帶哪種類型的MAOA基因，抽菸都會減少MAOA攜帶者的活動能力。實驗發現，老鼠吃多脂肪飲食也能出現同樣的結果。這表明，遺傳基因能夠影響人的行為，反過來，人的行為也會影響遺傳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