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Doctorrow簡介
E·L·Doctorrow多克特羅1931年出生於紐約，父母是移民美國的俄羅斯猶太人，是那種酷愛書本與音樂的知識分子。多克特羅在這種家庭的薰陶下，經歷了30年代大蕭條的艱難歲月成長起來，為他日後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多克特羅曾受教於紐約布朗克斯理科中學和俄亥俄州的凱尼恩學院，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戲劇，在那兒結識了日後成為他的妻子的海倫·亨斯莉。1953年他去軍隊服役，兩年後復員，本打算靠退伍金養家，自己可以專心去寫一部小說，現實卻不盡人意，他只得先謀求一份穩定的工作，因而他甚至在機場當過訂座員，其後又在哥倫比亞廣播電視部和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作審稿人。60年代初他從電影業轉入出版界，先後在新美洲圖書館和戴爾出版公司任編輯，33歲時成為戴爾出版公司的總編輯。他的第一部小說《歡迎到哈德泰姆斯來》(Welcome to Hard Times)於1960年出版。此書寫一個壞蛋幾乎毀掉了一座名為哈德泰姆斯(含有“艱難時世”之意)的美國小鎮。這是多克特羅第一次像某種人類時間機器一樣，載著他的讀者回到蠻荒的西部進行一次歷史的旅行。這部作品以一個小鎮作為人類社會的象徵，用意雖深，但由於寫人類活動失於簡單化，出書後未能引起文學界關注。1966年他的第二部小說《像真的一樣大》(Big as Life)出版。此書描寫紐約出現了比摩天大廈還要高大的裸體巨人時市民的恐慌心理，既諷喻人心不古，也表達了對普通人的同情與關切。多克特羅於1968年由出版界轉入教育界，先後在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猶他大學、薩拉·勞倫斯學院任教，目前則在紐約大學研究生寫作班擔任教職，同也是小說家的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紐約郊區。
主要作品
使多克特羅一舉成名的作品是他1971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說《但以理書》(The Book of Daniel)，書名源於《聖經·舊約·但以理書》。這是他那種把真實的歷史事件與虛構的情節相結合的新型小說寫作手法的初次嘗試。該書以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囂張時期被送上電椅的猶太移民羅森堡夫婦的所謂“出賣核子彈機密案”為背景，著重寫了受害者遺孤但以理(按現代通用譯名為丹尼爾)成人後進行廣泛調查，為其父母申冤的故事，即虛構的羅森堡之子但以理本人的故事。小說通過但以理的回憶和探討，展現了60年代中期美國的社會風貌:洶湧的反戰浪潮;學生反抗傳統文化，搖滾樂風靡全國;人們對政府的不滿和反抗，嬉皮士的出現……小說同時深刻揭示了美國社會中的個人悲劇。假若作者在其第一部小說中認為人類的主要威脅是來自壞人，那么在《但以理書》中人類的大敵則是其自身的異化，也就是說折磨但以理的是他本人的宗教、政治信仰乃至心理上的問題。這部小說在寫作手法上頗具特色，它把起訴描寫得如此冷酷，把行刑過程描述得有條不紊、如此正規，幾乎達到一種照像的效果，烘托出一種陰森沉郁的氣氛，使讀者感受到一種歷史真實感，而小說中虛構的人物的活動又超脫了歷史上這樁公案的有限情節，使作品以一件完整的藝術作品的獨立風姿呈現於讀者面前。
多克特羅因《但以理書》獲1972年的古根海姆獎。兩年後他的第四部小說《拉格泰姆時代》問世。這部作品熔事實與虛構於一爐的風格在美國文壇引起轟動，儘管有褒有貶，爭議頗大，美國評論界還是在1976年授予它“全國圖書評論界獎”，承認其作者是一位打破傳統小說寫作模式大膽創新的傑出作家。如今，《拉格泰姆時代》已作為美國7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被列入美國大學文學課程的必讀書目。多克特羅從此進入了美國一流小說家的行列。
《拉格泰姆時代》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美國社會。書名《拉格泰姆時代》是因為這種以右手彈奏出變化無常的切分旋律，同時左手以沉穩的低音伴奏的黑人音樂當時正在美國盛行，這種音樂的風格與當時正處於變革時期的美國頗為相似。那是一個繁榮發展的時代，各國移民蜂擁而來尋找希望和機會，福特發明了裝配汽車的流水線，生產效率因而大大提高，新事物層出不窮，顯示出一個新興國家那種變幻無常的面貌。而與此同時也潛伏著種種危機，階級矛盾、勞資糾紛、種族爭端及男女平等，戰爭的陰影也在逼近。多克特羅所要表現的就是這樣一段歷史。為了表現這種拉格泰姆風格，他甚至在語言上也進行了變革，全書運用了大量互不關連的短語略句，給人一種類似切分音節拍那樣的跳動感。在情節結構上他虛構了三戶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家庭，他們中有猶太移民，有黑人，也有中產階級的白人，這三戶人家的命運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化，而在他們的命運演變中作者又穿插了反映這一時代特徵的歷史事件和名人的生活。把真實的人與事和虛構的人與情節糅合在一起，正是這部小說最主要的特點。多克特羅對於傳統的歷史小說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創作《拉格泰姆時代》使他有機會進行一次突破性的試驗。他在寫作時忠實地表現了那一時代的風尚，其精細程度表現在甚至連當時人們的居室布置、服飾愛好都描繪得一絲不苟。他採用大量有據可查的事實插入虛構的情節，讓虛構的小說人物和有名有姓的真人一起活動。那些歷史事實雖然是經過作者精心選擇，但又避免為事實所囿。他認為“小說把自己的見解強加於歷史，歷來如此”，“一切所謂客觀史實之說，都不過是天真的想法”，因為“歷史跟其他事物一樣，只是錯覺幻想罷了”。在這種創作思想的指導下，他導演了這部由真人和演員同台表演的雜劇。於是，虛構的白人實業家參加了青史留名的彼利北極探險;1906年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人物伊芙琳·內斯比特在其情夫被殺之後竟與小說中虛構的一個青年發生了愛情關係;著名的脫身術大師胡迪尼、財閥摩根、汽車大王福特、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甚至奧國太子斐迪南都成了多克特羅指揮下的演員。他們不僅和虛構人物的生活交織在一起，而且還彼此影響，像福特和摩根秘密會晤談論再生問題，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埃瑪·戈德曼開導伊芙琳。多克特羅的這種大膽處理儘管也招來非議，但他自有主張，他就是要讓讀者在非凡與平凡的雜處紛陳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他回顧歷史其實是在表述這樣一種觀點，即無論是顯赫一時的大人物還是名不見經傳(小說中這些虛構人物就幾乎都沒有姓名)的小人物，都不能逃脫被歷史(主要是經濟)勢力所左右的命運，他們自身不斷地在他們無法控制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的驅使下發生著異化。
多克特羅是個經常令人吃驚的小說家，其驚人之處，不僅在於他的文字繪聲繪色、技巧高超，而且在於他總是在變，你根本不可能根據他原先寫的東西來預測他的新作會是什麼形式、什麼布局、什麼格調。繼《拉格泰姆時代》迄今他又出版了四部作品:《魚鷹湖》(Loon Lake，1980)、《詩人的生活:六個故事和一部中篇小說》(Lives of the Poets:Six Stories and a novella，1984)、《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1985)和《比利·巴思蓋特》(Billy Bathgate，1989)。這中間除了第二部之外都是以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為背景。
《魚鷹湖》嘗試了同時運用散文和詩歌兩種文體、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兩種敘述方式的手法。小說與《拉格泰姆時代》那種用許多簡單鮮明的畫面和照片連綴而成的巨幅風塵畫的效果不同，是用大量亮晶晶的碎片拼成的，像從萬花筒中看到的圖像，每個形象和每個插曲都可以在書中別處找到與之對稱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50年代新批評派所提倡過的那種象徵小說。它的主要象徵在於魚鷹湖的雙重形象:湖水深澈、湖面如鏡，反映著在它周圍和在它上面所發生的一切;而魚鷹則展翅直入湖心，劃破寧靜，叼著一尾魚兒出水，振翼而去。書中，苦思冥想與探索追求;陰與陽;太極與兩儀，以及兒子反老子，日後卻自己也當了老子;權力兩邊開刃，即裨益人生，又為凶戾所倚;被壓迫者與壓迫者既相斥又相成;人間之可親與人間之可怖等量齊觀，不分上下……諸如此類對立而統一的東西不勝枚舉。這部小說儘管結構有些鬆散，但是並不抽象枯燥，讀來饒有趣味，其中恐怕得力於作者總是不忘在自己的小說中表現那些極富人情味的生動東西。
與《魚鷹湖》相比，後來兩部以30年代為背景的作品《世界博覽會》和《比利·巴思蓋特》也許更為成功。《世》一書獲得了1986年的“美國圖書獎”，而《比》一書則於1990年獲美國“全國圖書評論界獎”和“福克納文學獎”，並被《時代周刊》推為80年代世界十部佳作之一。《世》一反作者慣用的虛構手法，轉而借意於作者本人30年代的童年生活。《比》儘管再次把讀者帶往30年代的布朗克斯，然而卻與《世》一書迥然不同。《世》讀來猶如一部回憶錄，回憶者從容自在地講述著他的故事。而這部新作卻像《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一樣情節緊張，扣人心弦。可以說，這是作者故事性最強的一部作品。一部記述一個15歲少年從童年到成年所經歷的坎坷艱險的人生旅程的精彩詳盡的報告。書名人物比利是布朗克斯一個倔強的野孩子，被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舒爾茨收養。在舒爾茨的團伙中，這個孩子目睹了盜竊殺人等犯罪勾當成長起來。小說就是從這個孩子的視角描述了那些被擯棄於文明圈之外的罪犯歹徒的世界。
多克特羅是一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作家，他說他之所以致力於寫作，“只是由於人總是喜歡覺得自己能起某種作用。”在對小說形式手法的創新上，他有一段頗能反映他的思想的話:“我從來都認為我的小說繼承了狄更斯、雨果、德萊塞、傑克·倫敦等大師的社會小說的傳統。該傳統深入外部世界，並不局限於反映個人生活，不是與世隔絕，而是力圖表現一個社會。近年來，小說進入居室，關在門內，仿佛戶外沒有街道、公路和城鎮。我則一直努力留在門外。”
這裡應當說明一下，本書上半部1—21章由劉奚譯出，下半部由常濤譯出，全書由常濤統稿。劉奚乃已故劉國雲先生與妻奚寶芬、子劉曉奚的合用筆名，他們本擬以此名繼續合作下去，然而劉國雲先生在此書譯成後不久便被肝癌奪去生命，這便成了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合作。劉國雲先生曾譯有安東尼·伯吉斯著《莎士比亞傳》，該書1991年獲全國首屆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劉先生中英文俱佳，是一位難得的文學翻譯人才，他的早逝使中國譯界失去了一位本應在外國文學譯介方面作出更多貢獻的優秀翻譯家，這實在是件令人痛惜的事。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們本著既忠實於原著風格又力求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原則，對作品中大量上下互不連貫因而使人費解的略句，添加了必要的連詞虛字。至於原書人物對白不加引號，我們則作為原書的一種風格保留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