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mLatinoamericano是一場發生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間的文學運動，在那期間一大批相關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流行於歐洲並最終流行於全世界。說起這場文學爆炸人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四位主將：阿根廷的胡利奧·科塔薩爾、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秘魯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以及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這些作家受到歐洲和北美現代主義的影響，同時也秉承了拉美先鋒運動的衣缽，向拉美文學的傳統套路發起挑戰。他們的作品帶有實驗性質，並且十分政治化。“毫不誇張的說”，評論家傑拉爾德·馬丁寫道，“在1960年代南方大陸上有兩件事比其他所有事情都更有影響，首先是古巴革命對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廣泛衝擊，第二件便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它的起伏與1959年至1971年古巴自由觀念的興衰息息相關。”[1]
這些新晉作家的迅速成名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的作品是最早一批在歐洲出版的拉美小說中（主要由像西班牙巴塞隆納的先鋒文學出版社希克斯·巴拉爾這樣的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分這個事實。[2]當然，弗雷德里克·M·納恩也寫道“拉美小說家變得聞名世界是通過他們作品中對政治和社會行為的鼓吹，同時也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很幸運的在拉丁美洲之外獲得客群——通過翻譯和傳播，有時也由於作家們流亡他鄉。”[3]
歷史背景
在1960及1970年代，整個拉丁美洲都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冷戰強烈影響了拉美的政治和外交環境。這種政治氣候成為了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背景，這使得激進思潮有時難免產生。1959年的古巴革命以及之後美國試圖通過豬灣入侵進行干涉可以看成這一時代的開端。[4]古巴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蘇聯，結果引發了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其時美國與蘇聯正滑向核戰爭的邊緣。[5]整個1960至197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秘魯和許多其他國家都由軍事獨裁政權統治。比如1973年9月10日，智利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他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末。[6]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因對人權的踐踏和打擊政敵的手段而聲名狼藉”，[7]而在阿根廷1970年代發生了骯髒戰爭，因其對人權的違背和大批阿根廷公民的莫名失蹤而惡名昭彰。[8]這些政府中的許多（它們為美國所支持）互相協作以打擊和剪除政治反對者以及在“所謂的禿鷹行動（OperationCondor）”中“消滅他們的肉體”。[9]在1950到1975年間拉美發生了劇變，文學創作日益貼近社會歷史現實。[10]美洲的西班牙語小說家自我定位亦隨之變化。城市的發展、中產階級之崛起、古巴革命、進步聯盟、拉美國家間交流的增加、大眾傳媒日益強大的影響、歐洲及美國的越來越重視，所有這些促成了這場劇變。[11]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3年的智利政變。阿根廷庇隆將軍的倒台、城市游擊隊持續不斷的暴力鬥爭，發生在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殘暴鎮壓、哥倫比亞無休止的暴力衝突[12]也影響了作家們，所以他們的作品裡充滿了對渾濁世道的猛烈抨擊和控訴。
這些西班牙語系美洲作家1960年代國際性的成功成為了一個現在被稱為文學爆炸的現象，影響了那個時代所有的作家與讀者。這些作家同時獲得國際矚目主要歸功於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它預示了一個新的紀元。這個興奮時期被認為隨著古巴政府更加強硬的執行黨的路線以及詩人赫伯托·帕迪拉在一份公開檔案中因其所謂的頹廢變態的觀點受到批判而結束。帕迪拉案件引發的憤怒最終終結了拉美知識分子與鼓舞他們的古巴神話間的親密關係。[13]一些人認為帕迪拉事件宣告了文學爆炸的終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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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影響
拉丁美洲文學的興起最早是由一批背離歐洲文學傳統的現代主義者——何塞·馬蒂、魯文·達里奧和何塞·亞松森·席爾瓦促成的。歐洲現代主義小說家像詹姆斯·喬伊斯等人和拉美早期《先鋒》（一本文學雜誌）作家同樣也影響了文學爆炸中的作家。[15]伊莉莎白·孔羅德·馬提涅茲認為《先鋒》作家才是文學爆炸“真正的先驅”，他們比博爾赫斯和其他通常被認為啟發了這場20世紀中期文學運動的拉美作家更早的寫作了創新和具有挑戰性的小說。[16]1950年，西班牙語系美洲作家雖然被承認但卻不被重視，巴黎和紐約才是當時文學世界的中心；但到1975年他們遠近皆知，成為了文壇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文學爆炸除了稱為一種出版現象，還為世界文學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小說美學和文體特徵。大體上說—考慮到要涉及許多國家的上百重要作家—一開始現實主義占上風，小說被染上存在主義的悲觀色彩，性格刻畫豐滿的人物悲嘆他們的命運，敘事簡單明了。1960年代，文學語言開始愈加寬鬆、變得憂鬱、波普、都市化，人物刻畫更加複雜化，敘事順序變得錯綜，使得讀者成為解讀文本的主動參與者。文學爆炸晚期政治冒險不再受歡迎，這時語言上的精緻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小說家們進一步反思他們自己的創作，小說中的小說或曰超小說這時大行其道，在這類小說中人物和情節都顯示出後現代社會的腐蝕性力量，萬事萬物都一樣成為可能的但也是無關緊要的。[17]
隨著文學爆炸的成功，一大批早期作家的作品得以出版，重新得到更廣泛讀者的關注。這些先驅者包括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阿萊霍·卡彭鐵爾、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胡安·卡洛斯·奧內蒂以及胡安·魯爾福。[18]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8-1986）是一位阿根廷詩人、短篇小說家和散文家，他最有名的作品包括《惡棍列傳》（1935）、《虛構集》（1944）和《阿萊夫》（1949）。[19]他將自己的作品描述為虛構或幻想小說，讓裡面那些真實或虛構的人物在現實、魔幻或諷刺的情節中遊走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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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大多數評論家都同意文學爆炸開始自1960年代，但對於那部作品應該被當成爆炸時期的首部小說則是有爭議的。一些人（像阿爾弗雷德·麥卡當）認為是胡利奧·科塔薩爾的《跳房子》（1963）而另一些人更推崇巴爾加斯·略薩獲1962年簡明叢書獎的作品《城市與狗》。[20]費爾南多·阿蘭格里則認為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的《人之子》才是文學爆炸的起點，雖然如唐納德·肖所說“它在1959年就已發表了”。[20]有人甚至追溯到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1949年的小說《玉米人》。[21]倫道夫·D·蒲柏提出了另一種不同看法，“爆炸時期小說的開山之作應該是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先生》（1946發表，但1920年就開始動筆了）。其他先驅作品包括薩瓦托的《隧道》（1948）或奧內蒂的《井》（1939）。更遠的話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的先鋒運動。然而，爆炸時期的作家宣稱他們是完全獨立的，沒有效仿任何本土作家，他們更尊崇那些歐洲作家如普魯斯特、喬伊斯、托馬斯·曼、薩特而且他們需要發出拉美人自己的聲音，雖然他們對追求土著主義、克里奧爾主義、新世界主義的受尊敬的西班牙語系美洲作家不以為然。[13]
文學爆炸的主要代表人物聲稱他們是文學史上的“被拋棄的”一代，沒有一個拉丁美洲“父親”來影響他們；然而“他們的風格很大程度上承襲了早期先鋒主義者”。[22]讓·弗朗科寫道爆炸時期的作品標誌著“對以鄉土風味和時序混亂的敘事而著稱的諸如‘大地小說’的反動。”[23]
特點
爆炸時期的小說本質上是現代主義小說。他們將時間作非線性處理，經常使用多重觀點和敘述者並使用很多新詞、雙關語甚至褻瀆的語言。關於文學爆炸的語言風格蒲柏寫道：“通過對不同觀點的立體式重疊，它使得時間和線性的事件成為可疑，並在結構上頗為複雜。這些小說在語言上亦充滿自信，經常毫無解釋的大量使用本土語言。”[24]文學爆炸其他值得注意的特徵包括對“鄉村和城市背景”兩者均有涉及、國際化、既強調歷史和政治、又“與質疑國家身份同樣的（或更加）質疑地域性；熟稔南半球乃至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意識形態理論；以及緊跟時代潮流。”[25]爆炸文學打破了幻想與世俗的界線，創造出一種新的混和的寫實主義。文學爆炸的作家之中，加西亞·馬爾克斯被認為與魔幻現實主義的使用聯繫最緊；他1966年的作品《百年孤獨》的出版使得這種寫作手法“風行一時”。[26][編輯]
魔幻現實主義
參見：魔幻現實主義在《文學的終結》中，布雷特·萊文森寫道魔幻現實主義、“近來拉丁美洲文學的關鍵美學模式越來越趨於形式主義...當拉丁美洲的歷史在說明自己的起源上顯得無能為力時，這種無能照例...顯示出對神話的渴求：以種種傳奇來逃避歷史敘事、解釋歷史的開端。”[27]印度群島的編年史家們關於奇異“新世界”的描寫以及關於征服陌生新大陸的記述被當成歷史所接受。[28]這些通常是幻想的故事促使產生一種新美學，後來演變為魔幻現實主義以及（按照阿萊霍·卡彭鐵爾的觀點）超自然現實主義（lorealmaravilloso）。這些藝術化的虛幻的東西被像現實和世俗的事物那樣對待。小說情節往往是基於真實體驗，但混合了奇異、幻想和傳奇的元素，神話的人物，不確定的背景；人物角色看起來是真實存在的，但現實、想像以及虛無在他們身上糾纏不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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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說
爆炸時期小說的另一個特徵是對歷史的關注。[30]獨裁者小說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範例，這類小說中對歷史人物及事件的描寫往往與拉美當代的事件有著某種程度上的聯繫。比如羅亞·巴斯托斯的《我，至高無上》，描寫的是19世紀巴拉圭何塞·加斯帕爾·羅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亞的獨裁統治，但卻出版於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政權如日中天時。納恩寫道“爆炸時期的小說家顯示出對於體裁的一種精妙把握，以標新立異的手法描寫平行的歷史。他們積極參與到拉美地區關於文化和政治的爭論中，並質疑歷史的價值和真正意義。”[31]主要代表人物
文學爆炸到底包括那些作家曾被廣泛爭論，現在也沒有一個定論。另一方面，一小部分作家發揮了廣泛而無可置疑的影響力。雖然許多其他作家的名字可能會被列舉出來，下面幾位作家是絕不會被忽略的：[編輯]
胡利奧·科塔薩爾
胡利奧·科塔薩爾胡利奧·科塔薩爾1914年生於比利時並隨父母一起居住在瑞士直到四歲時遷往布宜諾斯艾利斯。[32]像爆炸時期的其他作家一樣，科塔薩爾慢慢對自己國家的政治產生質疑：他公開反對胡安·多明戈·庇隆，這導致他丟掉了在門多薩大學的教授職位，並最終流亡國外。[33]他去了法國，在那兒渡過了大部分的職業生涯，最後在1981年成為法國公民。[34]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科塔薩爾公開支持古巴菲德爾·卡斯楚的政府，還有智利左派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以及其他左翼運動，比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34]
科塔薩爾受到博爾赫斯和埃德加·愛倫·坡的影響。[35]他可能是爆炸時期作家裡最具徹底實驗性的一個。他最重要的、促使他獲得國際承認的小說是高度實驗性的《跳房子》（1963）。[34]這部小說有155章，其中99章“可以放棄閱讀”，整部小說按照讀者的喜好可以有多種閱讀順序。
他其他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角鬥士》（1951）、《決勝局》（1956）、《神秘武器》（1959）、《萬火歸一》（1966）。他還寫有長篇小說《中獎彩票》（1960）和《在八十個世界中環遊一天》（1967），以及難以歸類的《克倫諾皮歐與榮譽的故事》（1962）。科塔薩爾1985年在巴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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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富恩特斯
卡洛斯·富恩特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在19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36]他是一名墨西哥外交官的兒子，曾經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基多、蒙得維的亞、里約熱內盧、華盛頓特區等城居住過。[37]他在美國遭遇的對墨西哥人的歧視使得他更近的審視墨西哥文化。[38]他的小說《阿爾特米奧‧克魯茲之死》（1962）描寫了一名前墨西哥革命者臨終前的生活，使用了革新性的敘事手法。他其他的重要作品包括《最明淨的地區》（1959）、《奧拉》（1962）、《我們的土地》（1975）、以及後爆炸時期的《烽火異鄉情》（1985）。
富恩特斯在這一時期不僅寫了許多重要的小說，還是一名批評家和政論作家。1955年富恩特斯和埃曼紐爾·卡巴羅創辦了《墨西哥文學雜誌》，該雜誌向拉美人介紹歐洲現代主義者的作品以及讓-保羅·薩特和阿爾貝·加繆的思想。[39]1969年，他出版了重要的評論作品，《美洲西班牙語小說》。富恩特斯在哥倫比亞大學（1978）和哈佛（1987）擔任拉美文學教授的職位。[40]他曾經說道：“所謂的文學爆炸，實際上是四百年來拉美文學達到了緊要關口之結果，在這關口小說成為總結過往教訓的方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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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無疑是最具國際聲望的爆炸時期作家。他開始是一名記者，曾寫過許多廣受稱讚的紀實作品和短片小說；他最早發表的作品是1940年代刊載于波哥大的《旁觀者》報的短片小說。[42]
他最出名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百年孤獨》（1967）、《族長的沒落》（1975），中篇小說《沒有人寫信給上校》（1962）、以及後爆炸時期的《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他在評論界贏得了大聲的喝彩，作品也大量出版，特別是在文學界引入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他的實驗多多少少用到了現實主義的傳統技法。因而“最可怕、最不尋常的事是以一種冷峻的敘述表達的。”[43]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子是《百年孤獨》中的一個角色在晾曬衣物時身體和靈魂飄向天國的過程。加西亞·馬爾克斯現在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1982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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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
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是一名秘魯小說家、劇作家、記者和文學及政治評論家。[44]他加入了利馬的國立聖馬爾科斯大學，後來在西班牙獲得了拉丁美洲文學博士學位。[45]事實上他論文的主題是關於加布里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46]他的成名作是《城市與狗》（1963）。這部小說集合了一個城市的各種元素，包括憎恨和暴行。
巴爾加斯·略薩還寫了《綠房子》（1966）、史詩般的《酒吧長談》（1969）、《潘上尉與勞軍女郎》（1973）、以及後爆炸時期的長篇小說諸如《胡莉婭姨媽與作家》（1977）等。在曾於1990年秘魯大選中擊敗他的藤森謙也辭職之後，巴爾加斯·略薩於2000年回到了利馬。他於201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46]
其他人物
還有其他一些作家與文學爆炸有著緊密聯繫。胡安·魯爾福寫有兩本書，只有一本是長篇小說（另本是短篇集），他被公認為後驗的文學大師、一位在社會利害、語言實驗與獨特風格間謀求平衡的作家。巴拉圭的奧古斯托·羅亞·巴斯托斯所寫的《人之子》，被一些人視作文學爆炸的第一部小說。他的具有高度實驗性的《我，至高無上》有時會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提並論並被稱為“南美文學有史以來最受推崇的小說之一”[47]。阿根廷的曼努埃爾·普伊格也是Seix-Barral出版世界的一位重要人物，與巴爾加斯·略薩一樣。何塞·多諾索是一名智利作家，在爆炸時期和後爆炸時期都由作品問世。在他的書《文學爆炸親歷記》中，多諾索也提到了許多其他與文學爆炸相關的作家，比如巴西的若熱·亞馬多、委內瑞拉的薩爾瓦多·加門迪亞和阿德里亞諾·岡薩雷斯·萊昂以及阿根廷的大衛·比尼亞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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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小說的出版
出版業在文學爆炸的來臨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哈瓦那、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得維的亞、亞松森和聖地亞哥的各大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分的爆炸小說，這些城市成為了文化革新的強大中心。[49]智利聖地亞哥是“孤獨一代”評論文章的地盤，老一代的本哈明·蘇貝爾卡紹克斯、愛德華多·巴里奧斯、馬塔·布魯內特、曼努埃爾·羅哈斯平靜的被何塞·多諾索所取代。其他作家如恩里克·拉夫卡特，在自己的國家裡有著很多讀者。
古巴是個頗具活力的文化中心，先後誕生了“起源”社團以及“星期一革命”。[49]
在哥倫比亞，卡瓦列羅·卡爾德隆的田園小說已經不時興了，取而代之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之後的阿爾瓦雷斯·加賴薩瓦爾。[49]
墨西哥的一些作家保持了使用濃重方言寫作的傳統，不同寫作流派並存，從耶內斯到賽恩斯，代表作家有路易斯·斯波塔或塞爾希奧·費爾南德斯，前者通俗、後者幽雅，他們在墨西哥比國外更有名。[50]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爆炸小說也有在巴塞隆納出版，反映出西班牙出版社對西班牙語美洲市場的新興趣。無論如何，正如亞里杭德羅·埃雷羅-奧萊索拉所說，出版這些書所帶來的收益推動了西班牙的經濟發展，雖然這些書要遭到佛朗哥的檢查員的審查與刪節。[51]SeixBarral出版的書包括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1963）和《潘上尉與勞軍女郎》（1973）、以及曼努埃爾·普伊格的《麗塔·海華斯的背叛》（1971）。[52]“在西班牙（和別的地方）推廣拉丁美洲文學”的一個關鍵人物是“超級代理商”卡門·巴爾塞爾斯，巴爾加斯·略薩稱其為“拉美小說的胖媽媽”。[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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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
對文學爆炸的一種普遍的批評是認為它太過實驗、且“有精英主義的傾向”。[54]唐納德·L·肖在他的後爆炸研究中寫道馬里奧·貝內德蒂對像加西亞·馬爾克斯這樣的爆炸時期作家十分不滿，他認為“（這些作家）表現的是接觸了博大的文化的精英階層的視野，因而完全脫離了拉丁美洲的普通民眾。”[55]在菲利普·斯旺森關於多諾索與文學爆炸決裂的文章中他明白的表述了關於“新小說”（即爆炸小說）的另一種批評：“雖然它本質上是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方法來批判可感知的陳腐，現代小說的許多形式上的實驗與革新已成為現代寫作的標準特徵，導致了另一種傳統主義——這不過是一種陳規被另一種代替。”[56]還有一種經常性的批評是文學爆炸中對男性的強調，這場運動中所有代表都是男性、爆炸小說中對女性角色的處理都證明了這個事實。爆炸小說對歷史和幻想的強調也成為評論家們批評的話題，一些人認為它嚴重脫離了它所批判的拉丁美洲政治形勢。[57][編輯]
影響
文學爆炸直接的改變了全世界對拉美文化的看法。爆炸作家的商業成功使得他們在拉美幾乎向搖滾明星那樣廣受歡迎。[58]當然，翻譯在爆炸作家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它使得他們有了更廣泛的讀者群。這些作家在其後四十年里持續的寫出更多暢銷書。[59]另外，文學爆炸為新的拉美作家打開了通往國家文學界的大門。文學爆炸全球影響的一個證據是“全世界新興作家”都將富恩特斯、馬爾克斯或略薩這樣的作家看作他們的導師。[59][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