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人物
這一事件的真相終於被揭露出來，直接策劃、指揮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法輪功”的總頭目李洪志。而事發後，李洪志卻在國外頻繁接受媒體採訪，編造謊言，百般抵賴，為自己的罪責開脫。他先是說，對“4·2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當時他正在從美國到澳大利亞的路途中。當人們擺出他到過北京的證據時，他又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到過北京，但只是為了轉機，沒有離開機場。隨著事實的不斷披露，在這一謊言再度被戳穿後，他又改口說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沒有與任何人接觸”。李洪志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發生前3天，即1999年4月22日17時10分乘坐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從紐約飛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不是一天，而是前後跨了3天，共44個小時。
22日入境時，李洪志在北京首都機場的一張入境登記卡上留下了自己潦草的字跡。
| 入境登記卡部分信息 | |
|---|---|
| 姓名 | 李洪志 |
| 護照證件號碼 | 001106787 |
| 中國簽證號 | 003821 |
| 在華地址 | 吉林省長春市解放大路103號 |
| 職業 | 商業人員，該項打勾 |
從他入境填表這一刻到他24日13時30分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離境赴香港，他在北京根本沒有從事過任何商業活動。
李洪志從大洋彼岸潛回北京，完全是“有備而來”。他事先通知了“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核心骨幹紀烈武。他一從機場回到崇文區法華寺小區16號樓他的一所相當高級的住宅，就迫不及待地讓紀烈武匯報這幾天“法輪功”練習者圍攻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的情況。這表明李洪志一開始就想抓住這件事策劃一場更大的陰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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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男，原名李來，漢族，國中文化，1952年7月7日生於吉林省公主嶺市，原家庭住址吉林省長春市綠園區靜安街12號。現移居美國。居民身份證號碼220104520707361，中國護照號碼140522510，回美證號碼C001106787，身高約178米，八字眉、單眼皮，體態稍胖，講國語，帶東北口音。
李洪志組織和利用“法輪大法研究會”及其操縱的法輪功組織，宣揚迷信邪說，矇騙他人，致人死亡，並未經 依法申請和許可，組織、策劃集會、示威，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等活動，涉嫌犯擾亂公共秩序罪，經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現予以通緝。
事件經過
興風作浪 山雨欲來1999年4月初，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主辦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覽》，刊登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寫的文章《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其中講到：“有一篇關於‘法輪功’的宣傳材料，就說有某工程師練了‘法輪功’後，元神出竅了，可以鑽到煉鋼爐里，親眼看到煉鋼爐的原子分子的種種化學變化。”何祚庥就此詼諧地提出：“煉鋼爐里的溫度比太上老君炭爐里的溫度要高出幾百度，鑽進去，可能嗎？”文章另一段提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學生因為修煉“法輪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說話”，最後被送進精神病院治療，病癒後仍修煉“法輪功”，導致病情復發。就是這樣一篇文章，使李洪志和“法輪功”的頭頭們感到有了鬧事的機會。
1999年4月19日，眾多的“法輪功”練習者突然湧進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靜坐、示威，把學校正常的教學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亂。
1998年5月，北京電視台曾經因為一個節目裡有不同意“法輪功”的內容而遭到“法輪功”練習者1000多人數日的圍攻。但是李洪志認為那次圍攻組織得不好，未能把事情鬧大，為此他還撤掉了“法輪功”北京總站的一個負責人。這一次李洪志決心利用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這件事掀起一場更大的風波。通過他操縱控制的“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具體組織，事態果然一步步地擴大了：
———李洪志潛入北京的前一天，1999年4月21日，“法輪大法研究會”副會長、李洪志跟前的另一個顯赫人物王治文，要求“法輪功”天津總站煽動練習者去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示威。
———李洪志潛入北京的當天，1999年4月22日，在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聚集的“法輪功”練習者達到2000多人。“法輪功”天津總站再次派人到北京向王治文匯報。王治文對這么多人去鬧錶示“滿意”，並指示他們：“可以白天去，晚上撤。”
———李洪志潛入北京的第二天，1999年4月23日，圍攻天津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的人數從2000多人激增到6000多人。當“法輪功”天津總站向王治文報告有關部門要勸離非法聚集的“法輪功”練習者時，王治文說：“怕什麼，這不正是考驗嗎？”隨後，兩三千名“法輪功”練習者又到天津市委、市政府門前非法聚集。
天津的事件正隨著李洪志來到北京而升溫。但是，李洪志的目標並不只是在天津鬧事，而是處心積慮地要把事態擴大到北京，造成更大規模的社會震盪。
密室策劃 擴大事態
1999年4月23日
1999年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核心骨幹李昌、紀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處，密謀策劃把天津的事情鬧大，把火燒到北京中南海。李昌和紀烈武在會上說：“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個部門，要找中央和國務院。”李洪志當即說：“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國務院！”
李洪志強調：“人少了不行，要多去點。1998年北京電視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問題早就解決了。”同時，李洪志還讓王治文跟外地打招呼：“人來得越多越好”，強調“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李洪志在這次秘密會議上還為圍攻中南海的活動制定了一個策略：不能用“法輪大法研究會”和輔導總站的名義去做這些事情，要把普通練習者推到鬧事的第一線。他要李昌、王治文、紀烈武等人去具體組織、落實。
“4·25”非法聚集中南海的計畫，就這樣在李洪志親自密謀策劃後定了下來。
1999年4月23日下午1時30分左右，在首都體育館南路1號院30門15號，現已定居加拿大的“法輪功”核心骨幹葉浩的家裡，李昌、紀烈武秉承李洪志的旨意，召開了具體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動的第一次會議。
李昌傳達了李洪志的決定，要求他們通知所有“法輪功”練習者，1999年4月25日清晨到中南海聚集。他特彆強調，“不單是解決天津問題， 而且是弘法和護法”。為了落實這一計畫，他們還決定利用24日的“學法例會”，向“法輪功”北京總站各輔導站的負責人進行布置。
會議還沒有結束，紀烈武就匆匆跑到李洪志住處，匯報計畫落實的情況和具體措施。李洪志對這次會議表示滿意。
1999年4月23日晚，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天津市公安局對連續幾天圍攻天津師大教育學院的“法輪功”練習者採取了勸離措施。“法輪功”練習者陸續離去。整個行動很平和，公安局沒有抓一個人，也沒有發生其他任何問題。
天津“法輪功”練習者被勸離的訊息傳到北京，當晚22時左右，“法輪大法研究會”的骨幹們又聚集在葉浩家召開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動的第二次會議。會上，李昌、王治文造謠說：天津警察抓人了，聽說還死了人，還有人失蹤了。他們要求把這些謠言傳出去，為煽動“法輪功”練習者大規模非法聚集中南海作輿論準備。
會議還研究確定了去中南海向黨和政府施加壓力的三條無理要求：
第一，要求公安機關立即放人；
第二，給“法輪功”提供寬鬆的環境；
第三，允許出版有關“法輪功”的書籍。
李洪志反覆標榜他“對政治不感興趣”，多次聲稱“‘法輪功’不涉及政治”，可他一方面建立組織，秘密串聯，四處滲透；一方面搖旗吶喊，造謠惑眾，策動非法聚眾示威。從他們提出的這三條要求看，目的就在於把他們的非法組織合法化，任由他們發展，以便糾集、形成一股邪惡的政治勢力，與黨和政府進行長期的抗衡。這不是政治又是什麼呢！
越是陰謀，就越是害怕陽光。按照李洪志“不要暴露這次活動是‘研究會’組織發動的”這一要求，“法輪大法研究會”核心骨幹密謀商定，“4·25”行動時李昌、王治文、紀烈武3人和北京總站負責人都不到中南海現場，以免有的“法輪功”練習者認出他們，看出他們的組織者身份。
李洪志在作了精心策劃、部署之後，核心骨幹們商定，北京這邊一動，他就不宜留在北京，要趕快走，免得把自己暴露出來。為了掩蓋罪責，1999年4月24日一早，李洪志匆匆收拾行李，在紀烈武的護送下趕往首都機場，買了10時20分飛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機票。但班機因機械故障不能準點起飛，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於13時30分飛往香港。
就這樣，李洪志從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在北京停留44個小時。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劃、組織“4·25”非法聚集活動上。他在悉尼對記者一本正經地說什麼“只在北京停留一天”、“沒與任何人接觸”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
1999年4月24日
嚴密組織 惡意圍攻李洪志匆匆溜走後，由他一手策劃的圍攻中南海行動，在李昌、王治文、紀烈武等人的具體組織下，緊鑼密鼓地付諸實施。同時，他坐鎮香港，遙控指揮。
1999年4月24日上午8時30分，在北京東城區藏經館胡同7號，召開了“法輪功”北京總站及區縣輔導站骨幹的“學法例會”。“學法例會”，顧名思義是為學習“法輪功”而定期舉行的會議，實際上是“法輪大法研究會”操縱“法輪功”練習者的一個重要組織形式。這次“學法例會”，就成了他們為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動而舉行的第三次會議。
李昌、王治文在會上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對“4·25”行動作了具體布置，確定去中南海聚集行動的具體時間為1999年4月25日清晨。為了掩蓋他們的政治陰謀，會上決定：在中南海聚集現場，各分站長要特別安排一些人負責安全、交通、秩序和衛生，包括現場聯繫，出現情況和問題要及時處理；並確定了聚集的策略，參加的練習者不喊口號、不帶標語、不撒傳單、不要有過激言辭，對外不用“研究會”和輔導站的名義。會上還決定，“法輪功”北京總站副站長劉志春負責通知北京各區縣，王治文負責通知外地。
會上傳達了李洪志為了把練習者們哄騙到這次行動中來編出的一套說詞：為了“護法”，要站出來求得一個“圓滿”。同時要求通過各區縣分站把這個意思告訴練習者：為大法修煉爭取寬鬆環境，這本身也是“弘法”和“護法”，大家要自覺參與到“弘法”和“護法”中來；參加聚集行動是個人自願、個人行為、個人負責。
就這樣，李洪志一方面利用“師父”、“老師”的身份讓“法輪功”練習者按照他的圖謀行動；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把他自己和他的一套組織暴露出來。
1999年4月24日下午，李昌、紀烈武等“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核心骨幹及北京“法輪功”總站負責人，在葉浩家召開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動的第四次會議。
李昌繼續抬出李洪志為大家打氣。他說：“師父說這種事情是最後一次了，再也不會有什麼機會了。”
這次會議進一步明確了“4·25”行動現場指揮的組織分工：李昌、紀烈武負責全面指揮，王治文負責與外地聯絡，劉志春負責與北京各區縣聯絡，姚潔負責與現場聯絡，劉樹人負責通過網際網路對外發表宣傳稿件。會議還決定，在二七劇場附近的姚潔家設立“指揮部”，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附近柯明家設立現場聯絡點，派陳東月、李月秋等在中南海現場了解情況，及時向“指揮部”報告。
最後，李昌反覆強調總站以上負責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現場。
根據會議的分工，王治文以“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名義，向河北、山東、遼寧、天津、內蒙古等地的“法輪功”負責人打出一系列電話，要求他們組織“法輪功”練習者於1999年4月25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護法”。
李洪志的意圖，很快傳達給“法輪功”各總站站長，各總站站長又逐級傳達給各分站、輔導站以及練功者。至此，“4·25”行動的準備工作全部就緒。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組織開始向黨和政府發難了。
1999年4月24日21時40分，中南海北門出現了第一批約40名“法輪功”練習者。
1999年4月25日
1999年4月25日凌晨3時07分，北海附近出現來自河北的十幾輛大客車，客車上的人陸續在附近地下通道內集中。3時30分，另一部分人在護城河邊匯集。
5時13分，大批“法輪功”練習者開始從北海公園正門向西行進；另一批人從胡同中走向府右街。
6時55分，府右街出現大批行進人群。
7時，中南海西門府右街一帶已形成靜坐場面。
這以後，聚集的人繼續增多。至25日上午，人數已達1萬餘人。眾多善良的“法輪功”練習者，在李洪志的矇騙和煽動下，為了“長功”，為了“消業”，為了“圓滿”，為了尋找一個好“氣場”，來到中南海非法聚集。
1999年4月25日上午8時，記者在事發現場看到，中南海北門路對面，自東向西一直到府右街北口，便道上站滿“法輪功”練習者。記者詢問其中一些人：“你們這是在做什麼？”來自北京遠郊縣的一名婦女說，要在這裡練功。記者問道：“這哪裡是練功的地方？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練功？”這名婦女無言以對。下午，非法聚集人數逐漸增多。18時左右，人群已排列到北海公園前門團城下。此時，府右街的交通中斷，非法聚集嚴重影響了周圍地區的社會秩序。
根據事先的安排，25日清晨，李昌、王治文、紀烈武、劉志春等20多人陸續來到在姚潔家設立的“指揮部”，頻繁地與中南海聚集現場聯繫，不斷發布命令，進行指揮。
當日早上，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工作人員約見了現場“法輪功”練習者的代表，明確指出“法輪功”練習者圍聚中南海是錯誤的、非法的，應立即撤離，並作了大量教育工作。9時許，“法輪功”現場人員向“指揮部”報告說，4名代表進了中南海“對話”，但進去的人對為什麼要搞這次活動說不清楚，又換了4個人進去，兩撥人都說不清楚，要求“法輪大法研究會”和北京總站派能說清楚的人去談。經李昌、王治文、紀烈武等人商量，並請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後，決定由原來不準備露面的李昌、王治文等5人作為代表進中南海“對話”。
遙控指揮 圖謀難逞
1999年4月25日，躲在香港的李洪志又在做什麼呢？
事實上，李洪志在香港的住所內，一刻也沒有閒著。25日一大早，他就打來電話向“法輪大法研究會”核心骨幹了解聚集中南海的情況。在整個事件過程中，他始終緊張地與北京的“指揮部”保持著“熱線”聯繫，不斷下達指示，遙控指揮現場活動。
北京“指揮部”也不斷給李洪志打電話匯報、請示。25日當天，他們頻繁來往電話20多次。在通話中，他多次要求“讓外地人多來些，再多來些”。
紀烈武將現場情況和有關問題及時報告李洪志。當現場聚集1萬多人時，紀烈武打電話告訴了李洪志。李洪志說：“好，外地學員多不多？”在兩撥代表進中南海“對話”後，紀烈武也都及時向李洪志作了報告，李洪志說“行”。當中辦、國辦信訪局提出讓“法輪大法研究會”和“法輪功”北京總站派人來談時，紀烈武立即請示李洪志，李洪志答覆說：“找你談，你幹嘛不去。”
李昌、王治文、郝嘉鳳、周德承、劉樹人等“法輪大法研究會”的5名代表，與有關方面負責人無理糾纏長達八九個小時。在此期間，遠在香港的李洪志多次催問向中央施壓的結果。在沒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之前，中南海周圍非法聚集的人群仍沒有散去的跡象。
當北京市政府發布通告要求聚集者離開時，紀烈武立即報告李洪志，並請示聚集在中南海附近的人撤不撤。李洪志問：代表出來沒有？紀烈武回答說，還沒有。李洪志明確表示不能撤。
21時左右，李昌、王治文等人出來後，紀烈武再次報告李洪志。李洪志問：談得怎么樣？紀烈武說：“明天還要接著談。”
由於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嚴厲要求“法輪功”練習者立即停止非法聚集，他們請示李洪志當晚是否撤離，李洪志說：“老李（李昌）讓走就走吧。”紀烈武接到這一指令，通知“指揮部”，“讓大家都撤”。
李洪志一手策劃、指揮的“4·25”非法聚集圍攻中南海事件就這樣宣告收場。
1999年4月26日
1999年4月26日清晨6時左右，當李洪志了解到李昌等人並沒有見到中央領導，就給紀烈武打來電話質問道：“昨天沒有見到中央領導，李昌怎么就讓大家撤了？”為此，他大為惱火，責怪為什麼沒有談出個結果來。8時左右，李昌、紀烈武等人陸續來到姚潔家。紀烈武說：昨天不該撤，師父還以為見到中央領導了，情況沒有搞清楚。李洪志還要他以“師父”的名義通知外地“法輪功”練習者繼續來京，要大家再去中南海，人越多越好。紀烈武還叫囂：“修煉的人什麼也不怕，不怕死；必要時還是要流點血，流血才好呢！”
紀烈武的話，清楚地表明了李洪志的險惡用心，他就是要把萬餘名“法輪功”練習者作為棋子，妄圖把中國安定團結的局面搞亂，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事件後續
1999年4月27日，記者就4·25部分法輪功練習者在中南海周圍聚集一事，採訪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這位負責人說，天津某大學一雜誌最近刊發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涉及法輪功。一些法輪功練習者反對這篇文章，從1999年4月19日起不斷到該雜誌社交涉。1999年4月25日，北京、天津等地的部分法輪功練習者聽信某些謠傳，到中南海周圍聚集。受上級指派，有關方面負責人到聚集者中了解情況，認真聽取意見，進行說服教育工作。同時，中辦國辦信訪局和北京市公安局向聚集者發出了《公告》，希望法輪功練習者不要輕信謠傳，自覺遵守有關法規，共同維護首都的公共秩序。經過耐心工作，當日晚上，聚集者陸續離去。這位負責人強調指出，對各種練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有不同看法和意見是允許的，可以依法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而不應聚集在中南海周圍。這樣聚集影響中央、國務院機關周圍的公共秩序和人民民眾的正常生活，是完全錯誤的。對借練功之名危害社會穩定的，要依法處理。
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說，當前，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是好的，好形勢來之不易。保持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面，符合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我們應當十分珍惜，自覺維護社會穩定。
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的通知》。中共中央這個通知的發布，是同近年來“法輪功”組織在一些地方發展和蔓延，嚴重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破壞改革發展穩定的局面有著直接的關係。
近年來，李洪志編造“法輪大法”，宣揚一套歪理邪說；組織、策劃一些“法輪功”練習者到黨政機關和新聞單位非法聚集。一些黨員也參與其中，損害了黨的形象，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1999年4月25日，甚至出現1萬多名來自全國多個地方的“法輪功”練習者有組織地在中南海周圍聚集的嚴重的政治事件。這起由“法輪功”組織挑起的政治事件嚴重干擾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擾亂了首都的社會秩序。
為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中共中央通知要求，要充分認識“法輪功”組織的政治本質和嚴重危害，明確要求共產黨員不準修煉“法輪大法”；針對“法輪功”問題在黨內集中開展一次學習教育活動；嚴格掌握政策界限，作好修煉“法輪大法”黨員的轉化工作；各級黨組織要加強領導，切實承擔起政治責任。
1999年7月，以22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通告》以及29日針對李洪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通緝令》（公緝【1999】0102號）為標誌，中國政府依法作出了處理法輪功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的通知、民政部的決定、公安部的通告公布後，全國各級、各部門和社會各界紛紛表態，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新聞輿論界也對“法輪功”展開強大的輿論攻勢。一場全社會的深入揭批“法輪功”歪理邪說的鬥爭在全國展開。
1999年8月13日，《人民日報》第5版刊登《李洪志策劃指揮“4·25”非法聚集事件真相》一文。
社會評價
隨著事件真相的不斷披露，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4·25”大規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預謀、有組織、有策略的向黨和政府示威施壓、企圖搞亂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儘管1999年4月25日當天李洪志不在北京，但他卻在中國的土地上操縱、指揮著“法輪功”練習者圍攻中南海的非法聚集事件。直至26日下午，紀烈武趕到香港，當面向李洪志詳細匯報了圍攻中南海的全部經過後，李洪志才搭乘國泰航空公司CX103次航班飛往澳大利亞布里斯班。
從指責圍攻北京電視台的人太少，到決定把天津的事情鬧大，並把火燒到北京來；從確定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發難，到決定圍攻中南海，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示威施壓；從決定不以“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名義出面，而把不明真相的“法輪功”練習者推向前台，到決定派出代表到中南海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三條無理要求；從對事件現場的遙控指揮，到決定事件的最終收場等大量事實充分證明，這一切都是李洪志親自策劃、指揮的。
李洪志的險惡陰謀徹底破滅了。但他苦心策劃、指揮的“4·25”非法聚集事件選在春夏之交，大有深意；地點定在中南海，居心險惡。這一切與國外敵對勢力掀起的反華濁流遙相呼應，幹了他們想乾而幹不了的事。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這個自稱能洞悉宇宙奧秘的李洪志，錯誤地判斷了形勢，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到頭來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