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陰高城墩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
發掘地點：江蘇省江陰市石莊鎮高城墩村自然村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無錫市博物館、江陰博物館
簡介：
江陰高城墩遺址出土文物江陰高城墩遺址是良渚時期又一處規模大、有嚴謹的布局規劃和嚴格建築方法的高台墓地。已發掘面積 1000平方米，1999年的發掘清理了13座大、中型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出土琮、璧、鉞、錐形器、珠、管等玉器155件（組）以及石器、陶器等。在目前已清理的400平方米墓地範圍內，墓葬呈人字形向西北、東北方向排列。墓葬大都有棺槨類葬具，發掘時找到了清晰的棺、槨板灰及木紋的痕跡，搞清了棺槨的結構以及槨與墓坑的關係。該遺址的特點是內涵新，墓葬規模大，13號墓是迄今為止良渚文化發現的墓坑最大且葬具結構保存較好的一座大墓。其規模和隨葬品表明墓主的地位可能較高，這種隨葬玉器等級較高而數量不多的墓葬，可能代表著良渚文化的另一類型。高城墩遺址所在的蘇南地區是環太湖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區，該遺址的發現表明蘇南地區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忽視，可能代表著與寧鎮地區、上海福泉山一帶地位相若的另一個中心。
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遺址
時代：商代早期
發掘地點：河南省焦作市西南府城村
發掘單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隊
簡介：
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遺址發掘面積約1700平方米，在府城遺址中部發現商代早期城址、夯土基址、房基等文化遺存。城址平面為方形，西城牆現存高度約2米、長300米，寬4-8米，北牆保存長度約300米，高度約2-3米。東牆復原長度約300米。南牆僅有地下部分的基槽。城牆的建築方法是先挖基槽。基槽寬約15米、深0．9米，然後加板夯築而成。城址內共發現四處夯土基址，且互有疊壓打破關係。一號夯土基址位於整個城北的東北部，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70米，東西寬40米，分南北兩個院落，中間有正殿。二號基址為長方形，地面式建築，基槽內的夯土是用十分純淨的淺黃色生土夯砸而成，居住面面上鋪有一層黃色含有料礓石粒的土層。三號基址平面為長方形，用黃紅色土夯砸而成。一、二、三號基址下疊壓二里頭時期的文化層，出土陶器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圜底深腹罐、圓腹罐、深腹罐、捏口罐、大口尊等器物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形體特徵接近。府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之後又一重要發現，對於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探討當時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湖南虎溪一號漢墓
時代：西漢
發掘地點：湖南省沅陵縣城關鎮
發掘單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湖南虎溪一號漢墓出土陶人該墓是繼長沙馬王堆漢墓後，湖南地區第二座未被盜掘的王侯墓，是湖南西漢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該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帶斜坡墓道，有南北兩耳室，棺槨結構基本完好。墓室由主墓室和外藏棺槨組成。隨葬品主要放置在四廂及內棺、外藏棺，共出土漆木器、陶器、銅鏡、玉印章、玉璧等近500餘件，竹簡近千支。器物製作較為精緻，有大量針刻花紋圖案。竹簡文字清晰可辨，字型秀美，保存完好。內容有圖書、刑德、黃籍、“美食方”四大類。以黃籍和“美食方”最為重要。黃籍記載了沅陵侯國所屬各鄉的戶口人數和分次調查統計的變化及變化原因，為研究西漢前期侯國的戶籍檔案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美食方”記載了加工各種食物的選料和加工方法，填補了古籍中有關古代食物製作流程記載的空白。墓主人吳陽，系長沙王吳臣之子，為第一代沅陵侯，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死於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在位25年，該墓的發掘為研究當時的歷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材料。
昆明羊甫頭墓地
時代：東漢
發掘地點：雲南昆明官渡區小板橋鎮羊甫頭村
發掘單位：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館、官渡區博物館
簡介：
1999年十大考古發現墓地規模宏大，總面積4萬餘平方米，發掘面積10700平方米，清理滇文化墓葬488座，東漢時期墓葬36座。滇文化墓葬分大、中、小三種，均為豎穴土坑墓，多數有腰坑，部分有腳窩，生、熟土二層台。大、中型墓均有棺槨。葬俗多而奇特，疊葬最多達五層，另有合葬、叢葬及殉葬。隨葬品有青銅工具、兵器、農具和大量漆木器、玉石器、金銀器等4000餘件，特別是M113出土的大量完整的漆木柄兵器、工具、農具和一組造型各異的漆木雕，色彩鮮艷、保存完好，為雲南地區首次出土，填補了雲南出土文物中漆木器的空白，極大地豐富了滇文化的內涵，也為研究農具和兵器的木柄如何與金屬頭安裝成一體增加了實物依據。該墓地時代跨度較大，清楚地顯示了滇文化逐漸被漢文化融合的過程，為研究滇池區域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對邊疆地區的影響提供了重要依據。
通化萬發撥子遺址
時代：秦漢
發掘地點：吉林省通化市
發掘單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簡介：
通化萬發撥子遺址出土蚌環遺址發掘面積6000餘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分別相當於新石器、商周、春秋戰國、西漢、魏晉及明代。其墓葬非常有特色，分為土坑墓、土坑石槨墓、土坑石槨石棺墓、大蓋石墓、大蓋石積石墓、積石墓、階壇積石墓等7種，還發現了以女性為主體的40餘人的合葬墓。雖然分期上仍有缺環，但基本建立了從石板墓到積石墓比較清楚的序列，能看出前後傳承。其中積石墓、階壇積石墓反映出高句麗時期的一種特殊葬俗，此次發掘區分出的6種考古學文化遺存，分別代表了6種新的文化類型：具有明確層位關係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在吉林南部系首次發現：二期青銅時代陶鬲的發現，糾正了鴨綠江中上游地區不使用陶鬲的這一傳統看法：三期銅短劍和鑄范的出土，表明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區域已存在自己的鑄造業；四期環山圍溝表明西漢時期該遺址是一個大型村落，推測應為高句麗早期的土著遺存；五期高句麗中晚期土著遺存，其陶器融合了中原與土著文化的特徵，該遺址的分期工作把高句麗文化與本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聯繫起來，將為東北亞青銅時代及高句麗遺存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桓仁五女山山城遺址
時代：新石器時代至南北朝
發掘地點：遼寧省本溪市桓仁縣城東北五女山
發掘單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館、桓仁縣文管所
簡介：
五女山山城遺址出土文物調查並部分發掘了面積約50萬平方米的靴形山城，山城基本利用天然懸崖峭壁作屏障，僅在山勢稍緩處用石材築牆封堵。牆體採用逐層錯縫壘築的方法。城設三門，城內分山上、山下兩部分，山上部分清理出?望台、蓄水池、大型建築址、兵營式建築群址等遺蹟，以及新石器時代晚期、春秋戰國、兩漢、魏晉、遼金五個時期的文化遺存，獲得陶、石、瓷、銅、鐵等各類文物1000餘件。經過發掘，基本搞清了山城的範圍、布局與結構；掌握了高句麗早期山城的建築特點和施工方法，為推斷五女山山城可能是高句麗建國之初的都城--紇升骨城提供了重要依據，在東北地區屬新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特別是一批高句麗早期遺蹟遺物的發現，為將這一地區的高句麗文化向前推提供了新資料，也為桓仁地區古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文化譜系的研究提供了寶貴材料。
太原虞弘墓
時代：隋
發掘地點：山西省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晉源區文物旅遊局
簡介：
太原虞弘墓墓葬為磚砌單室墓，帶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邊方形，殘存漢白玉石槨、八角形漢白玉石柱、石雕供養人頭像等。石槨呈仿木結構的建築形式，由槨座、槨壁、槨頂三部分組成，特別珍貴的是，在槨座和槨壁四周，雕刻有內容豐富的浮雕圖案，且施以彩繪或描金。圖中人物、服飾、器皿及花鳥等紋飾帶有強烈的中亞民族文化色彩。該墓是迄今為止中原發現的唯一經過科學發掘，又有準確紀年的反映中亞文化的考古資料，內容豐富，保存完整。對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絲綢之路和晉陽城的歷史具有極重要的價值。
柳孜隋唐大運河遺址
時代：唐代至宋代
發掘地點：安徽淮北市濉溪縣柳孜鎮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淮北市博物館、濉溪縣文物管理所
發掘領隊：闞緒杭
簡介：
隋唐大運河遺址揭示面積900平方米，在大運河故道南側發現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築碼頭一座。1999年重點發掘了 3艘沉船，1號沉船為木板結構，平面呈長方形，船底板和尾部保存較好，尾舵完整。尾艙橫樑上有3個格檔，放入舵柄可改變航向。2號船為一整棵大木雕鑿而成的獨木舟，3號船僅存半個幫板和與其相連的一段底板，在運河內發現如此多沉船尚屬首次。石塊建築碼頭位於運河南側，順河道而建，為長方形立體建築，其東西兩側均用夯土護堤，是一座貨運碼頭。這是我國隋唐大運河建築遺址的首次發現。柳孜縣是隋、唐、宋代通濟渠岸邊的重鎮，此次發掘證明了柳孜縣不僅是一個運漕中轉碼頭，也是一個很大的商旅之地。發掘獲得的大量唐宋以來各窯口的精美瓷器尤為珍貴，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各異，其中頗多精品。特別是在淮北運河發現遼代的瓷器，對研究當時宋元交通有一定的意義。
河北元中都遺址
時代：元
發掘地點：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張北縣城
發掘單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文物管理處、張北縣文物保管所
簡介：
元中都遺址出土琉璃文物勘探30萬平方米，調查發現城垣內、中、外三重相套。發掘面積 1430平方米，發現內城中心宮殿台基、高等級宮城門道和特別形制的角台結構，獲得大量石、陶、鐵、銅、木等珍貴建築構件。高出地面2-3米的元代垣基及內城形制特殊的夯土角台。基本搞清了城垣結構和配置，以及城內的建築布局。勘探證實內城四門，中城三門、水道一處，外城保存最好處有殘高約1米的牆垣夯土台基。三重城內均發現有建築遺址，包括內城的“工”字型主體宮殿群建築基址，中軸線明確，分布對稱。出土的雕刻精美的漢白玉角部螭首、琉璃走獸與浮雕龍紋的瓦當滴水花磚等高級建築構件。元中都的考古發掘為研究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實例。
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
時代：明代
發掘地點：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水井街17-23號
發掘單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館
簡介：
水井街酒坊遺址出土青花瓷盤遺址已發現面積約1700平方米，發掘面積近280平方米，揭露的遺蹟現象包括晾堂3座、酒窯8口、爐灶4座、灰坑4個及路基、木柱、釀酒設備基座等。出土大量青花瓷片、晾堂的年代分屬明代、清代，一直沿用到現代。酒廠遺址的發現揭示了明清時代釀酒工藝的全過程，從發掘現場看，該遺址為“前店後坊”的布局形式，晾堂、酒窖、爐灶等是“後坊”遺蹟；在酒坊旁邊清理的街道路面及陶瓷飲食酒具，則是臨街酒鋪的遺物。水井街酒坊（全興燒坊）遺址位於至今仍在生產的全興酒廠老窖所在地，從地層疊壓堆積和器物的類型學排序上可將明、清、民國至當代連線起來，延續五、六百年未間斷生產。是我國發現的古代釀酒和酒店的唯一實例，堪稱中國白酒第一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