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災介紹
1931年，江淮大地遭遇百年罕見的特大水災，災區涉及湖北、安徽等8個省區，其受災總人口計五千多萬，有40多萬人死亡，受災農田近1.5億畝，而在人口集中的相關城市災況更顯慘重。對這次災害，時人有“洪水橫流，彌溢平原，化為巨浸，死亡流離之慘觸目驚心”之謂。本文只是選點掠影式的展示災情，並對災害成因和救災局面作些分析。
成因
暴雨連連造洪魔
從自然成因來說，洪災之源通常就是長時間、大面積的暴雨。
雨量一天超過200毫米
《中國歷史大洪水》一書中，對這年江淮流域的“雨情”有較詳細的統計和敘述，概況是這樣的：降雨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6月28日到7月12日，為時大約半月，許多地方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雨量一天就超過200毫米。第二個階段為7月18日到28日，歷時11天。不論是近江還是離江較遠的一些地方，都留下連降暴雨的記載，譬如安徽的安慶“連日大雨如注”，銅陵“急雨傾盆，連綿十數晝夜”……第三個階段為7月底至8月15日，此期主要雨區北移至黃淮之間和漢水下游，有山東平陰兩天雨量約達370毫米、湖北鍾祥三天雨量達250多毫米的記錄。
長江汛期來得早
與“雨情”相連的是“水情”。同樣是據《中國歷史大洪水》書中記述，這年長江汛期來得頗早，自然是基於入江各河流的匯聚，4月下旬湘江長沙站就出現了每秒12500立方米的全年最大洪峰流量，贛江也出現23米多的全年最高水位。
長江中下游幹流水位隨之迅速上漲，漢口站在5月10日超過22米，7月5日接近24米，8月19日超過28米，最大洪峰流量接近每秒60000立方米。而此前10來天，宜昌站水位超過55米，洪峰流量達到每秒64600立方米。漢口及以下的九江、安慶、蕪湖、南京等沿江城市超過警戒水位的洪水歷時，長達兩三個月。
災情
許多災民棲息在屋頂
這年，正是由於洪水超量，江淮地區江河湖泊堤防多處潰溢。長江幹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蘇南通段，其間堤壩潰決、滿溢就達354處之多。南京以上水面寬10多公里，九江附近達30多公里，而武漢至湖南境內洞庭湖與長江交匯處的城陵磯，更是一片汪洋，僅見少數山嶽露出水面。
武漢三鎮沒入水中一個月
受災嚴重的地方，武漢可算典型之一。武漢三鎮，是萬里長江上的一大鎖鑰，有“東南樞紐，八省咽喉”之稱，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可當時這裡，完全成了一片澤國。李文海、程歗先生等人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一書中，對該地當時的災情慘狀作有這樣的描述：“武漢三鎮沒於水中達一個多月之久。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到處是一片片的瓦礫場。電線中斷，店廠歇業，百物騰貴。二千二百多隻船艇在市區游弋。大部分難民露宿在高地和鐵路兩旁，或困居在高樓屋頂。白天像火爐似的悶熱，積水裡漂浮的人畜屍體、污穢垃圾發出陣陣惡臭。”
兩千多隻小船在市區划行
還有安徽蕪湖，災情之慘可以說能與武漢相媲。同是《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一書中描述：這裡“四處汪洋，不分畛域。市區內河南岸水深丈余，北岸也有五六尺”，“最繁華的中山路上，大水越過了中山橋頂，上面可以推舟行船。沿江招商碼頭和附近的民房只有尺許露出水面。北平路陶溝一帶變成了港灣，帆檣如林。兩千多隻小船、盆划行在市區”，“許多災民棲息在房頂上，上有傾盆大雨，下無果腹之糧”，街上到處都有“小孩賣了，誰要小孩”的呼叫聲。據當時報載，“城區房屋倒塌，廬舍飄沒，江面船隻被風擊沉”，僅8月26日早晨，因“圩堤續潰”溺斃者就有4000多人。至於其城鄉災民，多達41.8萬餘人。
洪流中父親扔下兒子逃命
再舉江蘇高郵地方的一個例子。這裡8月間因為颶風之下高郵、洪澤、邵伯三湖發生湖嘯，湖堤潰決，且事發突然，人們來不及準備，倉促之下更無法應對，一幕幕慘劇就被洪魔製造上演了。且看這樣一個事例：有戶王姓人家，聽到湖堤決口洪水來襲的訊息，全家遂向高處奔避。丈夫抱七歲的大兒子，妻子抱四歲的小兒子，6歲的女兒跟隨，行動當然難以快捷。大水湧來了，慌亂間丈夫扔掉抱著的大兒子，並催促妻子也拋掉小兒子快跑。妻子不忍，丈夫便上來奪下，小兒子大哭著緊抱父親的脖子不放，全家人撕心裂肺地哭成一片。這當兒，洪濤捲來，頃刻之間就把這一家人吞沒了。
後來當其屍體被撈獲時發現，幼子與父親仍相互緊抱著。多么悽慘之事！那個緊急之下先棄一子的父親，在被幼子緊摟脖項而最終一同溺亡前的最後關頭，想必經歷了因先拋棄一子而致極其痛悔、自責的心理折磨。這一家五口的死難的場景，只是許許多多的“黑鏡頭”之一吧，當時僅高郵城鄉死於這場大水者就有萬人之多。
救災
救助能力有限
嚴重天災發生，是對政府和社會救助能力、組織水平和所報態度的最切實考驗。在那個時代，中國面臨外患內憂，國窮民困，國家和社會的總體救助水平低下，在大面積的嚴重天災面前，救助能力確實非常有限。
每家得到六角賑款
當年遭受水災的其實不僅僅是江淮地區，範圍幾乎是全國性的。據統計，除了所提及的江淮水災所涉8省之外，起碼還有廣東、廣西、福建、雲南、貴州、四川、陝西、河北8省也明顯遭災。
就賑濟款項的投放而言，重災地區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對於其受災損失來說，不啻杯水車薪。江淮水災所及8省經濟損失共為22.54億元，而國家財政收入，以其中的大宗來說，關、鹽兩稅當年總計才4億多元。國家財政本來就入不敷出，只好靠追加一定數額的救災公債來籌款，不但款數有限，而且又引發一連串弊端，使得事情雪上加霜。
災民從政府方面得到的救助實在可憐，有調查說，截至當年11月份（災發接近半年），江南災民平均每家得到的賑款不過大洋六角，占各戶平均損失的0.13%。
社會救助中的民間賑濟自然也是一條渠道，同胞互助，奉獻愛心，真情無限，但畢竟要受經濟能力的限制。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忙於應對這場全國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行了第一批賑災公債3000萬元，宋子文設法用發行水災公債等方法籌集賑災款的想法得以實施。
而孔祥熙致電張學良，要求今年惟一農耕正常的東北運糧賑災；因為秋風已起，上億災民的冬衣問題迫在眉睫。
政府開始以每日一萬套的速度趕製冬衣，並且全國徵求破舊衣服和鞋，經消毒後運發各地。政府勸告全國農民不要用美國運來的小麥做種子，並且下令災區不可宰殺耕牛。
國民政府許多部門的工作重點也是這場水災。教育局已開始要求災區減免學生學費，政府方面有人談話，認為眼前惟有救水災，但同時提醒大家“以後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種水利工程”。“水災奇重”，中央令各級黨部因國慶日不可鋪張典禮。
“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水災的救濟”，《華北日報》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了蔡元培在國府紀念周大會做報告時說的這一番話，蔣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報告會。
蔡元培說，因為災民已達七八千萬人，占中國總人口數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處理，不僅是中國的慘劇，也與民生主義背道而馳。蔡元培還提出各項近期遠期的計畫，如購借麥棉、禁菸種苗、改良農業等諸多建議。
中國的自然災難也驚動了當時的國際聯盟。9月17日的國聯通過救華水災辦法——“一切會員國非會員國一齊救助中國水災。”國聯衛生部長拉西曼也專程來中國協助處理水災後的衛生防疫工作，他剛剛到達南京，下榻於宋子文公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