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貌概述
廬江縣的地貌大體是 “山圩各二分，一水五丘陵 ”。圩又叫圩田、圍田、湖田。北宋范仲淹對圩田的解釋是： “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潦則閉閘，拒江湖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南宋楊萬里說： “農家云：圩者，圍也。 ”元人王楨言： “復有圩田，謂壘為圩岸，扞護外水，與此（指圍田）相類。 ”
同大鎮瀕臨巢湖，是純圩區的鎮，史載 “巢匯焦湖，環三百六十港汊，實為淮西巨澤，眾流經絡，有陂塘堰港以蓄水，有圩岸閘壩以止水，其為民利莫大焉 ”。誠如隆慶年間《巢縣誌》所云： “蓋地下而築堤以障水者，謂之圩田地。其水去退灘者，謂之灘田地。圩田則邊湖、邊河處有之，灘田地各處有之。 ”
得名由來
同大圩內含36口小圩，又外圩8口，加一個紫荊洲。 同大圩在1949年7月之前，為合肥、廬江兩縣共有，之後，全境歸屬於廬江。據史料記載，清代雍正年間之前， 同大圩子圩自西向東逐漸形成，先墾於合肥境，後墾於廬江境。據先人口口相傳，清初，合肥縣臨湖的圩口因埂身單薄，直接面臨巢湖風浪威脅，這些圩口為了在汛期不至於各自為政，相對聯合協力防汛抗災，起名為 “ 同心圩（同心抗擊風浪） ”和 “ 大德圩（聯圩功莫大焉） ”兩個聯圩，到了乾隆年間， “同心圩”、 “大德圩”又聯合成一個較大的圩口，取首字 “同大”作為圩名。清嘉慶年間， “同大圩”基本定型，不過，那是指以 “同大浦”（亦寫作同大脯，“脯”指雞鴨胸脯肉，意為胸部）為核心的向合肥縣境內輻射的大約現在的沼正、四正、北林、褲襠、同湖套等圩口（見嘉慶《合肥縣誌》： “ 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田一千石 ”），果然，包括《合肥縣誌》、《續修廬州府志》均沒有這些圩口的記錄。光緒《續修廬州府志》將當時的同大聯圩，寫作 “ 潼大圩 ”，並援引通志里的說法： “合肥南鄉圩口最大者東灣圩，田至三千六百石，次下大圩同大圩，田千餘石 ”。 “潼”，從水，或許是取 “潼滃蔚薈，林木來會，津液下降，流潦霈霈 ”的意思。與 “同大浦”等相鄰圩口，如 “南林圩”，嘉慶《合肥縣誌》說其 “在城南九十里 ”，這個 “同大圩” “在城南八十五里 ”，是否矛盾？其實不然，因為當時交通不便，記載並不精確，同時，合肥到同大鎮一帶，當時有三條路可走，每一條路里程均不相同，這樣理解，“同大圩，在城南八十五里”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當時，這幾口瀕臨巢湖的圩口，均很低洼，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它們“同心大德”率先聯圩，主要是縮短防汛戰線，“船大抗風浪”，相輔相成，為了汛期共同抵禦巢湖和長江倒灌的潮水。一九六二年巢湖閘未建成之前，巢湖與長江是聯通的，所以，巢湖經常出現江潮倒灌，當時的潮水來勢兇猛，正如《黃池大水歌》所吟： “不沖不激不澎湃，漫高漫長漫囂塵。黃地地勢低且壙，築堤種柳名圩田。一圩動是數百頃，耕民縛舍沿郊阡。良苗懷新交翠浪，一刻莽作蛟龍淵。倉皇老釋競祈禱，搬移兒女外牽連。村莊草屋浮斷梗，黃流黑氣蒸腥膻。市民運土積塍脊，危如燕壘懸杗（房屋的大梁）前。中宵突爾駃一決（馬一般快），盡與河伯裾相牽…… ”。道光年間，合肥洪水連年，位於合肥縣境內的今同大鎮部分的絕大多數圩口，聯圩呼聲與日俱增，在合肥縣大力支持下，通過彭以溫為首的圩董、鄉紳、圩民的共同努力，在原同大圩的基礎上，不斷擴張，幾乎將合肥縣以小南河為界的北邊的圩口全部囊括進同大圩，風雨同舟、眾志成城。這個擴張定型了的同大圩，最初圩堤長5400丈，“捍禦巢湖山洪水”，面積45000畝（見民國初的《安徽通志稿 ·水工稿》和1965年的《廬江縣誌初稿》）。當時的同大圩的子圩情況，我們可以從嘉慶《合肥縣誌》中得知： “永熟圩：在城南一百一十里，田八十石。馬河圩：在城南一百零五里，田五百石。東興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一百六十石。義興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二十石。西灣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一百石。沙盪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七百石。楊坡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四十石。義城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石。西城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石。東灣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千六百石。姚家圩：在城南九十里，田三百六十石。南林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八十石。馬廠圩：在城南九十里，田六十石。 ”由此可見，同大圩一帶的小圩口，是自西南向東北先後而鑿，而聯圩順序，正好與鑿圩相反。但到了光緒初年，由於隸屬不同，廬江縣的圩口，仍然被排除在同大圩之外。光緒《廬江縣誌 ·水利卷》在論述 “北鄉 ”時，云： “自白石山至齊頭嘴，河西之圩（即如今的同大圩所含圩口）即便臨湖，東北風作湖浪衝擊時出險工。河西之四淋溝及小套等七圩，民力尚勤，堤埂亦尚完固，迤北之又沙圩、盛安圩東埂，濱臨巢湖，北連合肥同大圩，西北皆系合肥圩田。兩圩地勢最低，人事又復不齊，圩內子埂全壞，天雨水多，上圩之水順流下灌，久成澤國。然合肥二十餘圩全賴盛安、又沙兩圩為之障蔽湖浪。光緒九年（1883），工賑局發銀派員，將兩圩臨湖之埂大加修築，而去今兩年（1884、1885）仍為水浸，人民離散，堤埂漸就塌陷。合肥圩民屢次稟府（廬州府），轉飭將兩圩之埂設法保護，雖埂由田派，各有段落，勢難強流亡失業之民，枵腹從事。現於又沙圩范家拐地方，修建石閘（南閘），盛安圩北合肥界原有老閘（北閘），亦已重修，必俟水小之年，勸令將圩內子埂興築，清出河道，然後水路分明，各守各埂，上圩之水不得下灌，庶東作可興流亡可復。 ”合肥的同大圩和廬江的九個獨立小圩口，一衣帶水，唇亡齒寒，廬江的小圩口，“城門失火”，必然殃及合肥同大圩的“池魚”，正是在這樣的彼此需要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合肥、廬江兩縣才坐到一個桌面，由廬州府協調，直到光緒末年，廬江的同大圩部分絕大多數圩口才加入到同大圩行列。傳統習慣上的同大圩內圩的三十六圩、外圩八口和一個洲，包括原新河鄉的12口圩：四成圩、褲襠圩、束家郢、周家郢、尖月、王郢、義興圩、東興圩、大馬場、小馬場、朱小郢、東灣圩。黃道鄉的內圩4口：西灣圩、沙塘圩、姚家圩、楊婆圩（現屬肥西），外圩的魏壋圩、後灣圩。北閘鄉的內圩7口：聖安圩、南靈圩、同湖套、同大補、沼正、四正、義成圩，外圩的靈台圩、鳳洲圩、龍心圩、雞心灘。南閘鄉內圩13口：又熟圩、螞蝗圩、永熟圩、小套子、東沙圩、西沙圩、大沙圩、小沙圩、王沙圩、石頭圩、永安圩、姚灣圩、油沙圩，外圩有小王圩、私林溝、紫荊洲。這些圩口，尚不包括圩內的彈丸小圩，如菱角圩、大小葫蘆圩，以及沿白石天河河灣和巢湖沿岸灘地的小圩，如米湯圩。解放後的1954（6月31日巢湖水位達12·93，長江警戒水位為9·93米，1954年8月31日，達11·54米，是有水文記載的水位最高的年份）、1969、1983、1998年大水，均未潰破，人們以 “同”、 “銅”音諧，稱作 “銅打圩”。1954年，仍屬同大圩外圩的後灣圩潰破，時同大區組織全區力量，於當年冬堵口復堤，將後灣圩聯入同大圩；1977年，實施杭埠河下游裁彎取直工程，魏壋圩自然納入了同大圩；1976年，白山大橋興建，私林圩才被同大圩勉強接收，直到1991年大水之後的復堤，私林圩才正式圈入。楊婆圩1977年由於杭埠河工程，脫離同大圩。一九六九年洪水，安徽圩口幾乎“全軍覆沒”，當聽說同大圩安然無恙，毛主席十分欣慰，說，“安徽還剩一個大同圩嘛”。雖然宵衣旰食的開國領袖，將同大圩圩名次序顛倒了，但能惦記一個圩口的安危，無疑是同大圩人莫大的光榮。當然，同大圩1931年後雖沒有潰破，但建國前後的大水年成，內澇嚴重。有民謠兒歌為證： “正月雷打結，二月雨不歇，三月耖乾田，我家泔水腳，喝之我家泔水湯，喊我三聲老大爺，把你帶到同大圩，同大圩水更大，麻子嚇得屁直炸。 ”
鄰圩概述
石大圩位於同大圩之南，與同大圩以小南河為界。1954年大水後，時石頭區截堵魏河、下馬渡、連河等眾多穿境而過的小河，聯柳旺、新興、永興、十份、蘆子、薛家、夜圩、新齊、吳南陔小圩、荒月等10個圩口而成“十大圩”。1959年大辦水利，時新渡人民公社又在原十大圩基礎上聯7口圩與“十大圩”合併成“石大圩”，以“石”對應同大圩的“銅”，寓意“銅打石壘”，使得圩口總數達17口，尚不包括吳南陔小圩、張志鵬小圩等眾多小圩口。石大圩現有圩口主要有：六聯圩、永和圩、薛家圩、新齊圩、永興圩、新興圩、星夜圩、譚家圩、朱陳圩、蘆子圩、柳旺圩、五連圩、排圩、小荒圩、犁頭圩、十份圩、荒月圩。該圩1969年7月16日潰破。
1980年，石大圩、同大圩、牛廣圩，三圩聯成 “廬北大圩 ”，其中，石大圩與牛廣圩依存度更為緊密，故有民諺： “南北宮圩、施家灣，老虎頸是鐵門閂，要破都不破（或“鐵門閂拴不住”），一破到白山 ”。
同大圩和石大圩，如今計有子圩六十五口。其實，他們的眾多子圩中，歷史上也曾經歷過數次擴張、吞併、聯合的過程。如石大圩內的六聯圩，便是由廟城、大黃姑、小黃姑、創興、長埠、轉彎六口圩聯合而成。
盛產水稻
華夏種植稻穀歷史悠久，《詩經》就有詠稻的詩句，如“小雅 ·白華”：“浸彼稻田”；“豳風 ·七月”：“十月獲稻”。查檢《全唐詩》，共得詠稻詩263首，詠麥詩253首，通過詩歌也可以窺見稻麥消長的軌跡。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 ”（杜甫《茅堂檢校收稻》），江淮之間，稻作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周禮 ·職方氏》云：古揚州域， “畜宜禽獸，谷宜稻 ”，時合肥、廬江均屬揚州；太史公曰： “楚越之地，飯稻羹魚，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合肥、廬江兩地的人民熱衷於種植稻子，因水稻乃 “谷中之最美者，色有紅白，種有粳秈，熟有早晚 ”，生長期短，所謂 “稻走著吃，麥等著吃 ”，水稻是 “手拿黃秧七十七，連栽帶割一百一 ”，在民以食為天的年代，種植水稻，當然是人民的首選。於是，巢湖流域出現了： “隔歲種成麥，起麥秧稻田。晩禾亦云竟，冬菜碧相連 ”的欣欣向榮局面，和 “卻破麥田秧晚稻，未教水牯臥斜暉 ”、 “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麨 ”、 “腰鐮刈晩禾，荷鋤種新麥 ”的繁忙景象。《周禮》：“稻人六水之法，首瀦蓄，次防止，以澮寫終之。瀦令水入，防止水出，必極盛滿無容，然後寫之。務使水鍾稼地，乃膏吾苗。”就是說，種植水稻，首先要蓄水，其次要防止被淹沒，排澇兩便的圩，是最理想的種植水稻的土地。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云： “合肥前奠平隆，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野，故有塘有圩。 ”為什麼鑿圩？岡區人為什麼對到圩區生活趨之若鶩？嘉慶《合肥縣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答案——“水利”卷中云： “廬（廬州府）屬五州邑，合肥地最高，恆憂旱不憂澇。他邑小澇，則合肥大熟。邑境西北尤高，憂旱尤甚。故宰斯邑者，宜以水利為政首……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圩田得水利之先。圩田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因為圩田兼能防旱排澇，可以旱澇保收，加之引進了早熟的占城稻種，使巢湖流域稻米產量顯著增加，“田地之入，倍於他郡，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給”。稻作文化的根深蒂固，廬民對水稻的情有獨鍾，可以從雍正年間廬江知縣陳慶門（陝西周至人，《清史稿 ·循史傳》有載）呈報給知府的《請墾旱地詳文》中窺豹一斑。 “廬江一邑有從水濱築埂而樹芤者，圩田也。山凹取水而興作者，沖田也。更有平坂大坂無水可取亦勉強營田，惟籍天雨適時而冀，幸有秋者，岡田也。……江南之民惟樹稻穀，不種雜糧…… ”，有感於此，陳知縣要改變廬人種植習慣，親自在城邊 “開高田四十餘畝，種植雜糧，躬身教稼，以為鄉民仿效。 ”恐防小民不買他的帳，或是此舉師出無名， “伏祈憲台頒示曉諭，並嚴飭卑職重以責成，庶幾仰仗憲威，奉得有據，而民亦踴躍從事矣。 ”當然，陳知縣的努力，收效甚微，廬民還是一如既往地種植水稻。俗話說，水稻水稻，一半水，一半稻，顯而易見，種植水稻，最事半功倍的，就是在湖灘上作圩了。難怪乎廬州府的合肥城建了稻香樓，清初大學士李天馥在《稻香樓雜題》中有句： “一聲村笛下牛羊，依舊西風送稻香 ”了。
歷史沿革
若是從空中俯瞰，同大圩和石大圩，自西南向東北，嵌合排列呈魚鱗狀，這與古代丈量田畝所繪的魚鱗圖冊不謀而合。滄海桑田，“何代何人作此圩，石頑土膩鐵難如”。唐宋以前巢湖灘上鑿的圩，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圩”，而是面積小、埂頭低矮的灘田，灘田演為灘圩，灘圩再成圩口。一般以為，同大鎮內的圩田，最早興築於曹魏江淮屯田。嘉慶《合肥縣誌 ·大事記》中說：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眾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剌史。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堤，以溉稻田，官民有蓄，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積水石以修戰守之備 ”。據光緒《廬江縣誌 ·武備卷》中載： “建安十九年（214），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 ”，呂蒙對孫權說， “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孫權乃親攻皖城。 ”兵馬未至，糧草先行，為了破壞曹操在同大一帶屯田，爭奪對環巢湖圩田的控制權，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曹操數經三河、同大一帶，四越巢湖，南下攻吳，雙方經過四十年鏖戰，對同大一帶的巢湖灘地非常熟悉。東漢末年，群雄蜂起，戰亂頻仍，曹操在號稱曬網灘的巢湖灘上屯田，一是為籌集軍糧的“軍墾”，以便與孫權在巢湖相持；二是為了安置流民的“民墾”，強盜無種急中生，否則，這些“各聚眾數萬在江淮間”的起義軍，可能就會重新被逼上梁山捲土重來。後來，曹操在北國還寫過“冬節食南稻”的詩句。當然，安置農民起義軍，在同大鎮上圩湖灘上屯田，曹操也是抄襲別人的。東漢末期，黨錮之禍愈演愈烈，水旱蝗災頻仍，土地兼併嚴重，許多人流離失所，農民起義蜂起雲涌，光和三年（180），廬江人黃穰率眾起義，在廬江縣留下黃屯、黃山寨、黃演沖等遺蹟，起義軍堅持數年，雖被鎮壓下去，但廬江太守陸康，為了安置起義軍餘部，不得不“給出路”，令他們在巢湖灘上屯墾，解決這些失地農民的生活。中平元年（184）黃巾軍起義，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廬江郡安豐縣黃巾軍戴豐等回響，廬江太守羊續大破黃巾軍，為了安置黃巾軍投降者，“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同大鎮沿湖那些無主灘地，是政府對起義軍俘虜發配地的首選。
其實，在此之前，同大鎮內的西南境，漁民們就嘗試著在那些較早裸露出來的湖灘上墾植小片圩地，以種植稼禾菜蔬。《左傳》中記載，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時，三河、二龍街所在的沙盪圩、楊坡圩，叫做“鵲岸”、“鵲渚”、“鵲尾渚”，《爾雅 ·釋水》稱：“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那時候的洲渚上，是鳥雀翔集的地方，再經過數百年的河溝衝擊泥沙沉澱，這些星羅棋布的小渚，變成了“水中可居者”的“洲”了，巢湖的漁民便陸續來到洲上定居，他們本是從丘陵、山岡上移居而來，自然帶來了墾植技術，在洲上過著亦漁亦農的生活，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他們中，肯定試探著在洲上作圩，以防種下去的谷種被洪水吞沒。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文翁造田。宋初《太平御覽》載：“文翁(前156～前101)者，名黨，字仲翁，廬江人。為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初歷下歧以作田”。文翁是西漢蜀郡守，興教育、舉賢能、修水利，政績卓著。據《都江堰水利述要》記載：文翁在任職期間，帶領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頃”，是第一個擴大都江堰灌區的官員。由於注重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使蜀郡出現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小說》載： “漢文翁當起田，斫柴為陂。夜有百十野豬，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砍所欲，後果為蜀郡守 ”。譯成白話文便是：“漢朝有個叫文翁的人，要開一個水田，就想用刀把柴草都砍掉建個小池。夜晚有一百多頭野豬就用鼻子運土往柴草里倒，等天亮池塘建成了。水稻年年豐收。一次他曾經想砍倒一棵大樹，想要砍的地方，離地面有一丈八尺高，砍樹前，文翁就祈禱說：‘我要能做個二千石谷的官，斧子就應當砍在這個地方。’說完就把斧子扔了出去，正巧斧子就砍在了所要砍的地方。他後來果然作了蜀郡守”。史料說，文翁是廬江舒人也。由於區劃變動，所謂的廬江舒人也，就是現在的廬江縣，文翁家居如今三河交叉之地，當屬杭埠、三河、同大交界。那時候的巢湖灘，芳草萋萋，亂花雜樹，野獸出沒，文翁家窮，只有到巢湖灘上插草為標，開一個水田，種植稻子了。巢湖灘上地肥，焉能不年年豐收？許是在巢湖灘上的築圩作田的嘗試，成就了他後來在蜀地當郡守，整修都江堰的豐功偉績吧。
唐宋時，尤其是宋代，由於北方女真貴族和党項貴族頻頻南犯，中原地區頗不安寧，百姓紛紛南遷，在大江兩岸定居，使得耕地日顯不足，特別是宋室南渡後，偏安江南，貴族、官僚大量搶占土地，使耕地更加緊張，因此宋廷多次詔令有關大臣經理圍湖造田，圩田興建得到大發展，同大鎮境內形成了第一波鑿圩高潮，那時所鑿的圩口，以上圩為主。嘉慶《合肥縣誌》記載，合肥“東南濱巢湖，圩田倚以為利”，土地肥沃，水利方便，以致湖灘不斷被圍墾成農田。《宋史 ·葉衡傳》載：時“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衡奏募民耕，歲可得谷數萬石”。正是由於圍湖造田，在廬州、無為等建大糧倉，屯糧轉運，北宋初，運往京師的江淮米達450萬石，到北宋中期達700萬石，所以時人曾說：“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明清二代，形成了第二波鑿圩高潮。元朝末期，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各地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元王朝搖搖欲墜，朱元璋採納了大臣朱升的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詔令在自己的地盤上廣泛墾荒，因朱元璋當年在巢湖訓練水師，正是藉助水師之力，一舉突破天塹長江，對巢湖沿岸的灘地印象深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巢湖湖灘屯田，補充軍糧。到了清初，順治十年，由於明末之亂，廬江縣的“無主荒田地一百二十二頃（一頃等於一百畝）二十四畝，撥入興屯內”；清政府實行勸農政策，號召廣開田地，並規定“每歲農忙自四月初一起至七月終止，不理詞訟，每歲芒種節後，知縣親往四鄉勸農”，故從清初至雍正的不足百年中，同大鎮下圩基本復圩或鑿成圩口。瀏覽康熙十二年《巢縣誌 ·焦湖圖》，該圖在西南凹陷處，標明“由此入三河”字樣，那凹陷的部分，正是後來被同大圩一些子圩補缺的部分。《巢湖志》載，清代二百多年，沿湖圍墾面積達六十二點八萬畝。清鹹豐以降，杭埠河、三河以下二十多里已淤塞而全被圍墾，原三百六十汊，基本成圩。建國後50～70年代，僅同大鎮範圍內的杭埠河下游的三角洲湖灘，就被圍成二千畝圩田。
圩是土地的一種形態，圩口的形成、擁有與歷史上實行的國家土地政策息息相關，如曹魏推行的屯田制、西晉的占田制和北魏到唐代中期的計口授田的均田制，對同大鎮境內的小圩口的興建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合肥縣誌》、《廬江縣誌》等古志常有 “隆慶四年（1570），令民開墾水灘荒地建圩 ”、“親勘埂堤，捐廉保險圩，民享其利”、“里人某某等稟奉縣批，由業戶自築，嗣是頻獲有秋，圩田遂成腴產”等記載。從圩的來源來看，分軍隊開墾的屯圩（田）、政府組織開墾發包給居民耕種的營圩（田）〈一種是政府全資，另一種是政府和個人投資入股〉、老百姓自發開墾的民圩（田）〈一種是個人或聯戶開墾的私圩，如吳南陔小圩、王善圩、吳長湖小圩；另一種是眾姓共同開墾的圩口，如永興圩、夜圩等〉。屯田和營田都屬於國有土地系統，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土地經營制度。同大鎮境域的屯田始於漢，延綿於唐宋明清，經營者多為軍士。“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邊境御戎，以兵多積穀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如薛家圩等。兩宋都在巢湖流域發展屯田，尤其是南宋，巢湖流域既是戰爭前沿陣地，又是重點屯田區；元代在淮西設屯田打捕總管府，巢湖流域屯田規模前所未有；明代把屯田定為基本國策；清初將屯田視為“養兵裕國之本”，直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諭，各省屯田地畝，令各屯戶報官稅契，聽其管業，將屯餉改為丁糧，統歸州縣經收，屯田才完成了它的使命。嘉慶《合肥縣誌·田賦志》雲，至嘉慶七年，合肥縣屯戶二千九十五戶，口九千八百一十，屯田一千九百七十七頃七十一畝。光緒年間，安徽屯田數量仍占耕地的十分之一以上。也有百姓屯田的現象，“孝恭治荊，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如沙塘圩、西灣圩等。營田主要存在於唐宋時期，目的是為了安置流民、發展生產、以豐國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諸道除邊軍營田外，其軍糧既取正稅米，分給其所管田，自為軍中資用，不合取百姓營田。”明朝穆宗下詔軍糧不應從百姓營田中取得，這說明元和年間依然有百姓經營營田的現象。如廟城圩、創興圩等。由於合肥縣是安徽最大的縣，人口眾多，實力雄厚，對土地擴張興趣不減，故在同大鎮境內的湖灘上墾圩面積、數量較廬江縣大且多。從圩的屬性來看，分民圩和官圩，除了軍隊的屯圩和政府的營圩之外，其他所有的圩口，都是民圩。隆慶《巢縣誌·田賦志》按：“田地舊額，有官田，有民田。蓋沒入者謂之官田，世業者謂之民田。”明代劉昂在《丈量永議》中說巢湖“河灣港汊，每多平灘，有力之家，興工築埂，遂為腴產”。從作圩年代、地勢和排澇水系來分，分上圩和下圩，因巢湖湖灘西南高，東北低，如同大圩民眾習慣地稱楊婆圩、沙塘圩、馬河圩、姚家圩、西灣圩、東灣圩、東興圩等七圩為上七圩，而將東沙、西沙、大沙、小套、盛安、西正、姚灣等圩稱作下七圩。從成圩年代來看，分古圩和新圩。從完糧納稅類型來看（清末同大鎮屬廬江縣部分），清同治四年核納田畝時，將圩田分為“圩田大糧”，項下有現石大圩內的“犁頭圩”；“圩田水糧”，項下有石大圩內的柳旺圩、畢家圩（現永和圩內的“柏家套”）、新豐圩、齊頭圩、新興圩、十姓圩、盡頭圩（現五連圩內一部分）、永興圩、大小畚箕栳（現五連圩內部分）、大小萬壽圩（即排圩）、南長豐圩、轉彎圩、朱陳圩，同大圩內的四林溝、小沙圩、鄧家圩、小套圩、沙嘴圩、盛安圩、永安圩、同湖套、雞心洲、又熟圩、大沙圩、又沙圩；“灘田”，項下有同大圩外的靈台圩；“溝田”，項下有石大圩內的薛家圩。
清嘉慶八年（1803），廬江縣誌記載，縣有圩86口，而在此之前的順治、康熙、雍正縣誌均有圩口92口。這說明，其中的一些小圩口，進行了做大做強的聯圩。光緒《廬江縣誌》記載，全縣大糧圩田102074畝，水糧圩田75828畝，其中灘田、溝田和廢圩計18386畝。到了1985年，全縣有圩口192口，圩田面積349847畝。而同大圩、石大圩，就有10萬畝，約占三分之一。
民謠有“圩田好做，五月難過”之說，誠如古志所云，圩田“但地勢平而水難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沒之患。”1931年大水，同大圩及現石大圩中的大部分子圩潰破，1933年，汪培實任廬江縣長，成立塘壩委員會，“是年，縣徵集民工修築沿河、湖的圩堤，均較1931年最高水位加高一尺左右。”1969年2月初，值農曆臘月底，雷電交加，大雪，群言非吉兆，預料當年有災。7月13日起兩日內，特大暴雨，山洪暴發，龍河口水庫以2100立方米/秒流量泄洪，同大圩倖存，石大圩於15日潰破。1984年，同大圩四鄉發動民工1·5萬人挑土36萬方，修築巢湖大堤。
“圩田元是一平湖，憑伏兒郎築作圩”。圩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建築物。同大圩民，“風俗淳厚，士勤職業，民力耕桑，崇儉約，重名教，衣冠文物，於斯為盛。”同大圩和石大圩的興築，以及組成二大圩眾多子圩口，在鑿圩或聯圩時，一般都立了圩碑，可惜如今多已不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同大堤防曾於上東附近發現一塊被挪作水跳石的同大圩圩碑，雖字跡模糊，圩令、圩規等字樣清晰可辨，洋洋大觀，此碑被移存在設於新河街的同大圩堤防，後因撤銷堤防，不知所終。興築圩口，絕非一蹴而就。新中國成立後，同大圩成立堤防，在繼承歷史上形成的一整套興築、管護圩口的經驗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提高防洪標準，適時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圩令、圩規，如圩埂不允許栽樹，挖坑式廁所、湖淀窖子，分期分批將居住在外圩埂頭上的居民遷入圩內居民點，圩埂腳下六十米後又擴大到一百米範圍為禁止取土區，並要求在此範圍內的塘口，一律退塘還基，以便強基固本，僅此一項工程，即廢田畝七百餘畝。1956年起，在同大圩的東灣圩的上下東全線投工十萬人，實行土方超工給資的按畝合理負擔政策，遠距離埂腳六十米外取土興堤，一舉扭轉昔日在埂腳下取土不利於堤身鞏固的惜工惜本的舊習慣。1969年大水後，全面以塊石護坡，以及採用混凝土護坡，賴以抵禦巢湖風浪和山洪沖刷，杭埠河右岸20餘華里大部地段亦以塊石護岸。上世紀八十年代，原白山區又仿照江堤，組織數萬民工，歷經數年，挑築同大圩、石大圩外埂環圩公路（平台），使得二圩防洪標準大大提高，名副其實成了“銅打”、“石壘”。同大圩到建國初年，外圩陡門三十三道，到目前為止，關停並轉成二十二道啟閉機石閘。
事實上，考察梳理同大圩與石大圩內所有的子圩口成圩年代，是非常困難的。嘉慶《廬江縣誌》在“凡例”中就說：“水利一門專指湖河塘堰足資灌溉者而言，至圩田既經按畝起科，自應列入田賦，舊志以圩口入水利，非是，茲取以歸田賦庶為允當”。好在“舊志”里載有部分子圩確鑿成圩時間，而大部分圩，都在此之前建成。至於原合肥縣境內的圩口，我們只有根據《合肥縣誌》、《廬江縣誌》、《廬江縣地名錄》和其他零星資料以及口述歷史，勾勒出大概成圩年代了。
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星羅棋布的子圩口，由於報稅完糧的關係，地方政府往往隱瞞不報，所以，其中的一些圩口，成圩時間大多比志書上記載的要早。如順治十三年《廬江縣誌》便云：“嘉靖三十一年大旱，巢湖水涸，居民錢龍等將湖灘種稻有收，呈報知縣何汝章踏驗，立名新豐、新興二圩起科，秋糧米九十四石，申報撫核，以為開墾之功，一年後湖水仍舊，灘圩淹沒，賠納糧草，實貽民害”。後來的地方官，片面接受前車之鑑，即使圩成熟了，也不及時申報，故雍正《廬江縣誌》云：“本朝以來，諸湖之濱陸續升墾，計七百七十九頃有奇，俱在水中，荒多熟少，概不補入”，使得圩口“養在深閨人未識”，這給我們揭開每口子圩形成之初的面紗，設定了障礙。
原同大圩水利技術員七十八歲的夏成鋒先生，曾以杭埠河兩岸圩名作了一首《十圩詩》，渾然天成，甚是有趣：“昨宵風雨度重陽，秋老林山晚節香。臨沼有龍興勝地，東山無鳳至陵崗。石頭城上飛霞冷，太平橋邊玉露涼。倘教靈台運四合，同大魚米譽八方。”詩中嵌了“臨沼”、“龍興”、“東山”（肥西）、“鳳至”（鳳洲）、“陵崗”（肥西）、“石頭”、“太平”（肥西）、“靈台”、“四合”（肥西）、“同大”等十口圩的圩名。
當地古蹟——同大圩圩碑
同大圩圩碑鑲嵌於同大圩 圩神廟牆壁上， 圩神廟坐落同大圩的子圩 東灣圩。東灣圩成圩於明朝洪武年間，當時圍湖墾圩，是需要皇上批准的，東灣圩就有一面朝廷準允開湖灘建圩用綢緞下的詔書，這與史書記載不謀而合。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剛剛登上帝位，就下令大規模地開墾巢湖灘地， “令民開墾水灘荒地建圩 ” “丈量升科，士民賴之，因圩在西灣之東，又若流水曲線之型，故名東灣，以志思雲。 ”據專家介紹，這三塊 護堤治水碑，在全國極其罕見。雖字跡模糊，風侵雨蝕，大意仍舊可辨。
前一碑是東灣圩的 圩禁碑，後二碑是東灣圩 建斗門碑。
為了保圩，東灣圩歷史上曾幾度立了“立禁碑”，這些碑，就是圩令，“圩令大過軍令”，成為搶險、救圩、興修時人人遵守的法規。從現存的道光年間的《立禁碑》中推測，道光拾捌年（1838年），同大圩尚未聯成，東灣圩是一個獨立的圩口。碑文大意是，在圩埂上種莊稼、砍草，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在圩埂腳下的塘溝內挖秧泥動搖圩埂基礎等行為，一經被地主和佃農巡查到了，必得予以懲罰。同大圩聯圩始於清道光年間，是在三十六圩之外加了個“外套”，那外套如今總長已達89.6公里。有一句俗語：“同大圩不走走外套”，可見那護圩的“外套”之長。還有一句俗語，言的是挑圩的艱辛：“同大圩土方擔把擔”。
後兩塊建斗門的《立重修碑》，敘述的情況與現狀吻合。治水建斗門“斂費派夫”採取的是“一圩一議”、和按田畝分攤的原則：“是以我等集議按田斂費派夫。”
東灣圩的西南吊，即有六月，可耕地二千餘畝。圩原來是巢湖湖灘，地勢不平，那就得用埂分“吊”，“吊”裡面再因地勢，分出若干個“月”來治水。不分“吊”分“月”攔截，放任自流，下雨時，水就流向低洼處，使低洼田成為澤國；天旱，高“吊”高“月”無法蓄水，作物只能望梅止渴。從碑記中可以看出，重修斗門，是由於先輩建的斗門，年久失修，“我等從而更新之”。“前輩在北河創建斗門工程浩大”，那絕非僅僅修一道斗門而已，主要原因是與此配套的與斗門相銜的吊內溝渠，“水路由此到南，計長數百丈”。打溝，就得費田。八十多歲的老支書胡益明說，所謂的前輩在北河創建斗門，據老輩人說，是在明朝永樂年間，離現在大約六百年。居民合議建北河斗門，用的條石是從巢湖姥山開鑿而來，那石，取自元末俞通海在姥山南麓開掘的船塘，俞氏後人有一支後來就卜居於同大圩。西南吊胡姓占了絕大多數，還有幾戶雜姓，問題是溝渠主要段落必得通過雜姓田地。於是，胡家與孫張等姓協商買地。經過數輪商談，終於談妥，並立了協定。孫張二家不識字，胡家玩了個心眼，買通了中人，支付孫張二家一籮（鑼）銀子，孫張兩戶喜不自禁。排澇渠道修通，到了支付銀兩那天，胡姓將一鑼銀子送給孫張二戶，孫張哪裡買賬，將胡家告到縣衙。白紙黑字上寫的是一鑼銀子，這個官司當然孫張敗訴。
胡益明讀過私塾，他父親就是管水的小甲，解放前夕，父親歲數大了，“世襲”當了幾年小甲，一直當到一九五五年入社，政府在同大圩設了堤防，水利上的事由社、隊管理了，他的小甲職務才自動取消。他說，他管的那月子原來也是有小甲田的，他的祖父當小甲，報酬便是小甲田的種植權，那小甲田是圩埂邊緣的“腳底田”，後來，被加固堤埂，挑成了土塘。到胡益明當小甲，“腳底田”沒了，報酬是抵作一擔田的“工”。小甲的職責是管一個“月”的圩事，包括組織指揮排澇、挑圩、搶險，他們的標誌是手提“粉板”。粉板則是派夫籌款的記工簿、分攤表。東灣圩有一句歇後語：“粉板上寫字——包寫包擦”，小甲依各戶田畝多少，用毛筆在粉板上寫上姓名、出夫數、圩費數等，完事後，拿抹布一擦，字就擦掉了。
明清時期，東灣圩的居民，實際上亦農亦漁，甚至連做田也要依賴船撐，收割時，全是水鋪子，便有一句俚語：“深水田裡割稻——找頭一刀”。東灣圩有一則熟語更是在同大圩一帶叫響：“小張圩婆娘坐在家裡拉彈子”。不知此語出處的人，以為是小張圩的婆娘崇尚拉呱。實際情形是：東灣圩內的小張圩是圩口最低洼的“鍋底澇”，小張圩好比是東灣圩的行蓄洪區。正常年景，小張圩只能種植一季中稻，收割完莊稼的小張圩，不久便成“洪湖水浪打浪”。男人打魚捕飛禽，女人邊織麻網，邊瞅著圩內設定的“迷魂陣”，看有沒有成群的野鴨進入迷魂陣內。迷魂陣是用竹竿把兩面網挑成蚌殼狀，有一根長約數百米的綱線，那綱線俗稱“彈子”，野鴨飛進迷魂陣，坐在家裡的婦女，眼疾手快，將“彈子”用力一拽，兩片網便“綱舉目張”地合攏到一起。
圩再堅固，破圩也是常事。同大圩至今流傳一個智取賑災銀糧的故事：鹹豐年間同大圩潰破，水漫金山，知縣在向朝廷具報的要求賑災的奏摺中稱：“同大圩，內含三十六圩加一洲……”當時正與太平軍爭奪天下的鹹豐帝，哪裡在乎一個圩口潰破，大臣啟稟道，陛下，同大圩可是安徽最大圩口，三十六圩破了，自是無足輕重，只不過一洲破了，不可小覷。鹹豐帝正欲御筆一批放銀糧，另一大臣說，聽說世界只有五洲，圩內哪來一洲之說，莫非是地方弄虛作假騙取國庫銀糧？鹹豐帝聞之有理，便點了那位大臣作為欽差，前去同大圩察看。那個叫紫荊洲的“洲”，原來是巢湖灘上一塊方圓二十畝，高出周圍二米的沙渚，沙渚上雜草叢生紫荊遍地，當地居民正話反說，將其喚作“洲”。朝廷動了真格，地方慌了，要是被欽差大人發現那一洲只是彈丸之地，豈不有欺君之罪？他們千方百計阻止欽差大臣前往同大圩。地方請來一位老秀才，寫了一封勸止書，書中說，同大圩本來就是水鄉，地里出長蟲，草棵里生蚊蠅，當下水深火熱，大災之後必有大疫，現在的蚊子，如魚得水，不但多得一拳能打一個窟窿，而且既肥又大，多大呢？居民有一則順口溜可作佐證：“紫荊洲紫荊洲，自古多草棵，今年破了圩，變成蚊子窩，蚊子賽公鵝，嘎嘎來叫喚，砍它兩扁擔，還能飛過河。”欽差養尊處優，哪裡見過這么多這么大的蚊子，只得作罷，趕回京城，謊稱實地察看，地方稟報，全是實情。朝廷於是放了很多銀糧。
東灣圩在同大圩沒有聯圩之前，即是廬江糧倉之一。《廬江縣誌》載：“明正統六年，從大學士楊士奇議，令天下義民出谷上倉，以便凶年賑濟。本縣開設在城一所，東西南北鄉各一所，俱繚以周垣，嚴以扃鑰，守以斗級，督以老人。”其中所述的北鄉官倉就建在東灣圩，由此可見，東灣圩所在的廬江北鄉臨巢湖圩區，作為廬江糧倉由來已久。建官倉的目的在於：“建倉積穀，以備水旱賑貸，並給種子，豐收還官。若遇重災，則命撫臣或遣廷臣帑通賑之。”這當然是官方的一家之言，與老百姓的感受大相逕庭。當時，東灣圩經常潰破，而官倉卻盆滿缽滿，東灣村落弟舉人私塾先生胡禾馨暗中指使災民盜竊“繚以周垣，嚴以扃鑰，守以斗級，督以老人”的糧庫，聊補無米之炊。捕快皂役將胡禾馨緝拿歸案，大堂中，胡禾馨正言厲色慷慨陳詞：“家住胡家灣，大門頂對白石山，書房設在迎水庵，扒糧與我胡禾馨不相干。”官府見他不具備作案時間、地點，證據不足，只好把他放了。
後來同大圩聯成，年年興修，比較堅固，財主們爭相在同大圩買田建倉，最有名的要算李鴻章家族在同大圩建的兩座“李府倉房”。李鴻章家族在同大圩買了近三萬畝田產，是同大圩最大的業主。李家發達，購置田地，首選同大圩，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李認為同大圩的圩田不僅肥沃且有“相”。清朝在落弟舉人中“大挑”，那大挑其實就是“相面”，概括起來是八個字：“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將臉型、身材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為“同”“田”，東灣圩所在的同大圩的田，四拐四方，如“同”似“田”，便於耕作。
立禁碑
歷歲勤勞預築圩堤，堅固備防水患。□□□□①不肖之徒興鋤公埂腳地，剝埂皮草，侵踐不堪，亦經雨淋崩塌，故立禁止。毋許興鋤，並公埂外無腳，□□□□，各分頂頭私取秧泥，傷損圩堤，況存余□備少，凡有公埂內塘外河花利梳歸，小甲②埂應之，均□□□□，業③佃④巡查，概屬在禁犯者，輕則受罪，重則協同追究，□□□□，立禁止為碑，曉諭。
本吊圩長：魏方本、洪朝珍、胡東曙、胡業圃、胡澤普、胡德文、胡盈泉、汪支龍
道光拾捌年二月
注釋：①：字跡難辨，以□代之。
②：小甲，系過去圩內某份田管水的人，圩內管水是民間機構，與行政上的甲長無關。
③： “業 ”即 “業主 ”，系田的所有者，後來稱地主。
④： “佃 ”，租種業主田的佃戶。
載有圩規道光年間所立的東灣圩“立禁碑”光緒年間重修東灣圩北大陡門碑
立重修碑
東灣圩西南窵①業佃重修北大斗門碑記
西賴埂以御水，猶唇齒之相依也，田借溝以引水，猶咽喉之莫塞也。我東灣圩西南窵六月，計種四百餘擔，公私埂堤一切溝路照例興修，前輩在北河②創建斗門工程浩大，立有碑文，水路由此到南，計長數百丈，上半截溝西至方家灣月③直田埂，溝東至張家月直田埂，下半截溝西小甲田④半坌中留大路，路西泥溝一道，以蘇家月腳橫田埂為界，至於小斗門邊溝，路東至左家月溝中，亦留大路，古名黃淋溝埂，路南溝與田齊，路北溝以孫張兩月腳橫田埂為界，孫月界溝寬闊數丈，中有小甲田一段，所以溝留兩面者，以取泥築埂，蘇孫張等月只許取水不得取泥。今因代□，年湮斗門，不無敞漏，我等從而更新之，並昔所遺碑，久經風雨，字跡糊塗，仍述前言，付之手書，以雲鑒於不朽之。
西南窵圩長：胡協齋、胡訓敖、胡加尼、胡家柱、胡佑迎、胡加珠、胡和江
小甲：胡延盛、汪家書
光緒十七年季秋月上旬立
注釋：①：窵，深遠之意。
②：即杭埠河。
③：“月”碑為“土”字邊加一個“越”字，是圩區人對圩內某一小區水系田疇的俗稱，下同。
光緒年間重修東灣圩北大陡門碑④：所謂“小甲田”，即圩內公田，供管水的小甲耕種，無糧無租，以為小甲報酬。
民國十四年重修東灣圩南陡門碑
立重修碑
東灣圩西南吊業佃重修南陡門碑記
圩賴埂以迎水，猶唇齒之相依也，田借溝以疏水，猶咽喉之莫塞也。我東灣圩西南吊北月自種四百餘擔，公私埂堤一切溝路照例興修，前輩在北河創建斗門，工程浩大，水路由北到南，已立有碑記。南埂向有陡門兩道，下一道被宣統三年洪水漲破沖滅，上一道年久失修，敞漏不堪，一遇天雨連綿，圩內水無所出，是以我等集議，按田斂費派夫，從而復修水路，亦由南到北。故我吊內田疇，古例南北陡門使水流灌，人人皆知，今仿遵先人行之，後世不得爭論矣，民以重鑒於不朽雲。
圩長：胡修奇等
民國十四年重修東灣圩南陡門碑民國十四年五月西南吊圩長業佃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