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沿革
七門堰景色圖 七門堰在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它是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距今已2000餘年。漢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劉信為羹頡侯，食邑於舒，始於七門嶺下阻河築堰，曰“七門”，引水東北，發展農耕，灌田8萬餘畝；又於東加築烏羊、槽牘堰，謂之“七門三堰”，灌田共廢，廢斷龍舒水，灌田1500頃。明宣德年間（1426-1435），縣令劉顯在進行疏浚，擴大灌溉面積的同時，制定用水辦法和管理制度，人民世受其利，為紀念劉信、劉馥、劉顯，於堰建“三劉祠”，勒石樹碑，記三人功德。七門堰以充分利用自然陂、盪、塘、溝，形成自流灌溉網為其特徵。這裡有山有水，山水相映，宜於遊人。“三堰餘澤”，被譽為“龍舒八景之一”。
儘管如此，但二千多年來，七門堰的水利是時興時廢，歷盡滄桑，尤其是到了近代，由於長期戰亂，加之反動當局的橫徵暴斂，地主大戶的強取豪奪，七門堰的水利日趨凋敝，待到解放前夕，已經是摧毀殆盡。解放以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水利事業的發展，從1951年11月份開始動工，對七門堰進行了全面大修和擴建，至1953年底竣工。在二十六個月內，共開新乾、支渠36,000米，建涵閘、斗門、水壩等一百五十六處，計完成土石方230,806方(其中石方18，628方)，實際用款356,000餘元，灌溉面積達97,410畝。並於五四年正式成立七門堰灌溉工程管理處，加強養護、管理、歲修、開發和灌溉等事業。至1957年七門堰灌溉面積擴展到十五萬餘畝，到此，這個古老的水利工程真正恢復了青春，發揮了它碩大的灌溉能力。1958年在杭埠河上遊興建了龍河口沛乾渠。自此七門堰灌區納入杭沛乾渠 配套工程民，為為聞名中外的沛杭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此七門堰的遺址作為歷史古蹟保留在祖國的大地上。
七門堰故址位於江淮腹地--舒城縣西南七門山下，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歷史。它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
文物遺存
根據《漢書》記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劉邦封其伯兄子劉信羹頡侯，食邑於舒。劉信視“舒城水源出於西山之峻岭，勢若建瓴”，“於七門嶺下，阻河築堰，曰七門。開渠建閘，引河流東北，載之平陸，條分支貫，灌田八萬餘畝。”同時，他還在七門嶺之東（即七門堰灌區下方），修築了烏羊堰灌田一萬餘畝。“曹責堰”灌田兩萬餘畝。”以上就是所謂“七門三堰”。東漢末年，曹操實行屯田，派劉馥為揚州刺史（註：不是現在江蘇的揚州），“守淮南，大開稻田，”當時，七門堰因為年久失修，水利幾乎全廢。劉馥“循漢羹頡侯故跡，”“修築斷龍舒水，灌田千五百頃。”《三國志·魏劉馥傳》：“廣屯田，興治芍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這裡的七門指的就是七門堰水利工程。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興治七門堰水利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間（1426）。縣令劉顯，“事課農桑，增開水利，”他除對七門堰水利工程進行了“細增疏導”、擴大了灌溉面積外，還“定引水例，董以堰長”，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自劉顯以後的幾百年間，對七門堰的水利工程還有幾次更治，現在有志書可查的，如明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守馬汝礪、知縣張維善令義官濮鈍之率民整修龍王、三門等盪，引水坑旱，獲豐收；萬曆乙亥 年（1575年），知縣姚時鄰治農主簿趙應卿“舍郊野，歷險阻，遍故老田叟諏之，直窮水之故道，”於豬板山下築十丈陂，溝通七門堰，擴大灌溉面積，清嘉慶初（約公元1706年），舒人高珍，開引水渠，“北通七門堰，以資下十盪忙水之利。”但他們所進行的都是局部工程，其規模和影響都不能和劉信、劉馥、得顯所創造的業績相比，所以舒地後，世世代代，“蒙受其利，不忘其恩，”曾於七門堰口建“三劉祠”，刻石立碑，賦詩作記，以為紀念。
“漢侯食邑古龍舒，此是仁民第一渠。千載經行嘆遺蹟，豐功不愧史臣書。”古人宋驥這首七絕讚頌的是創建於西漢之初、灌田十多萬畝的安徽舒城縣七門堰灌溉工程。它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至今仍在發揮效益的水利工程之一，迄今已有二千二百餘年。
據《輿地紀勝》云：“漢高祖七年（公元前一九九年），劉邦封伯兄子劉信為羹頡侯，食邑於舒。”劉信“於七門嶺下阻河築堰，曰七門，開渠建（片責），引河流東北，載之平陸，條分支貫，灌田八萬餘畝”。《方輿紀要》、《廬江府志》、《太平寰宇記》、《安徽通志》等均有記載。七門堰引龍舒水（今名杭埠河）灌溉下游平原。堰口有閘，深一丈，寬八尺，巨石為之。平時閘開，汛期閘閉；抗旱防澇，灌堵方便，充分反映了古代龍舒人民治水用水的智慧。
堰成以後，龍舒平原就像先人高華所描繪的那樣：“村莊日麗，蔀屋雲蘭；田分上下，苗盡東南。啼郭公之宛轉，聞燕子之呢喃。一犁碧浪，叱烏犍處處，畦分卦布，千頃青疇，飛白鳥村村，水護煙含。佇看秧馬行來，行行隊隊，卻聽田歌唱去，兩兩三三。”好一派昇平的田園風光！
但是，受水利亦難免遭水害！據史載：漢永光五年（公元前三九年），秋，廬州大水，民舍田壟受損。“東漢永初二年（公元一○八年），冬，廬江地震，大水。”龍舒大地田舍盡毀，七門堰道大多淤廢。
直到建安五年（公元二○一年），揚州刺史劉馥“循羹頡侯故跡，斷龍舒水”（見《安徽通志》），不僅疏浚了淤廢的七門堰故道，還在周瑜城左側的龍舒水右岸增建烏羊堰，在縣治附近的龍舒水左側增修（片曹）（片責）堰，形成七門三堰，使灌溉面積擴大到“千餘頃”。
七門堰附近的龍河 時光流轉，水災頻仍。七門三堰屢修屢廢，屢廢屢修。明代宣德年間，知縣劉顯又於龍王盪口築石壩以灌諸堰，並“為盪十有五”，規定上五盪地區用忙水，下十盪地區用閒水，解決了因堰道過長，堰水供不應求的矛盾。由於信、馥、顯三人功績顯著，當地百姓“蒙受其利，不忘其恩”，遂於堰口建“三劉祠”，刻石立碑，永作紀念。後來三堰每每修繕，較大規模的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四年，共建節制、排、放水工程四十七處，抬水壩十七座，涵洞九十個，便橋二十道，使古老的水利工程呈現出嶄新面貌。
一九五八年，七門堰上游的龍河口水庫建成，蓄水八億立方米，併入了世界著名的淠史杭灌區，七門堰則與龍河口水庫的杭北乾渠相溝通，從此得以加倍發揮效益。
文物價值
七門堰不僅具有歷史悠久、工程浩繁的特點，而且在水利科學上也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它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結晶。
明吏部尚書秦民悅在《重修七門堰記》一文中寫道：“七門、烏羊、曹責三堰，分治為陂為盪為溝凡二百餘所，澆灌沐邑之田至二千頃之上，譬之人身脈絡自泥丸至九竅百骸下抵湧泉，無運不屆者。這就是說，劉信在興建”七門堰“時，就能按照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因勢利導，利用陂、盪、塘、溝，形成了一個自流灌溉網，這在二千多年前、是難能可貴的，它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度的聰明和才智。東漢末年，劉馥在重修七門堰時，不僅注意擴大灌溉效能，而且還把引水灌溉、防洪排澇結合在一起。如對烏羊堰的治理就是一例。他考慮到烏羊堰上游“沙灣之地利在泄水”則“不必治其源，但當疏其委矣。”所以志書記截，“興利莫先於七門、曹責諸堰，淺者 睿之，塞者疏之，倒灌者閘之，泛濫者堤之，則利興矣。”這就說明，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不斷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到了明代，經過全面更治的七門堰，已形成了蘇家盪、蛇頭盪、洪家盪、銀硃盪和黃鼠盪等為上五盪，以三門盪、洋萍陂、八棱溝、黃泥盪、大格盪、新盪、馬飲盪、焦公盪、柳葉盪和鹿角盪等為下十盪灌溉系統。把灌溉和蓄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實際上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長藤結瓜。”當時，還制定了“上五盪用忙水，”（自農曆八月初一至七月底稱為忙水），“下十盪用閒水”，（自農曆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止引蓄塘水灌溉稱閒水）的用水制度。同時還規定了用“正夫水”（即全使堰水的田畝）和“掛夫水”（以塘水為主堰水次之的田畝）的水費徵收標準。雖然因為每年忙閒水區分嚴格，但互不調劑，往往上餘下缺，常有械鬥，但是由於管理制度的完善，一般能“使強者不得過取，弱者不至夫望，”所以“雖旱魃為虐，他邑則受其害，此則時栽芸耨，坐慶西成。”這就比較充分地發揮了七門堰抗旱灌溉作用。清人高華在《三堰餘澤賦》中定道：“山莊日麗，葭屋雲蘭，田分上下，畝盡東南。諦郭公之宛轉，聞燕子之呢喃。一??村村，水護煙含，佇看秧馬行來行行隊隊，卻聽田歌唱去兩兩三三，。蓋由源泉不竭，涵濡有餘。惠澤灌千區恍接巢湖之水，恩波流萬世若隨仙令之車。”這裡把當時農村現實描寫得如此的一片昇平，當然未必恰當，但確也描繪出了七門堰灌區農村的綺麗風光。這也說明了七門堰的水利，為杭埠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歷史上人稱七門堰為“三堰餘澤”並譽之為“龍舒八景之一”是有道理的。
文物保護
1998年5月4日，七門堰被認定為安徽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