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七門堰東漢末年，曹操實行屯田，派劉馥為揚州刺史（註：不是現在江蘇的揚州），“守淮南，大開稻田，”當時，七門堰因為年久失修，水利幾乎全廢。劉馥“循漢羹頡侯故跡，”“修築斷龍舒水，灌田千五百頃。”《三國志·魏劉馥傳》：“廣屯田，興治芍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這裡的七門指的就是七門堰水利工程。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興治七門堰水利的是在明代宣德年間（1426）。縣令劉顯，“事課農桑，增開水利，”他除對七門堰水利工程進行了“細增疏導”、擴大了灌溉面積外，還“定引水例，董以堰長”，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
自劉顯以後的幾百年間，對七門堰的水利工程還有幾次更治，現在有志書可查的，如明弘治癸亥年（1503年），郡守馬汝礪、知縣張維善令義官濮鈍之率民整修龍王、三門等盪，引水坑旱，獲豐收；萬曆乙亥 年（1575年），知縣姚時鄰治農主簿趙應卿“舍郊野，歷險阻，遍故老田叟諏之，直窮水之故道，”於豬板山下築十丈陂，溝通七門堰，擴大灌溉面積，清嘉慶初（約公元1706年），舒人高珍，開引水渠，“北通七門堰，以資下十盪忙水之利。”但他們所進行的都是局部工程，其規模和影響都不能和劉信、劉馥、得顯所創造的業績相比，所以舒地後，世世代代，“蒙受其利，不忘其恩，”曾於七門堰口建“三劉祠”，刻石立碑，賦詩作記，以為紀念。
特點
七門堰不僅具有歷史悠久、工程浩繁的特點，而且在水利科學上也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它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改造自然的智慧結晶。
明吏部尚書秦民悅在《重修七門堰記》一文中寫道：“七門、烏羊、曹責三堰，分治為陂為盪為溝凡二百餘所，澆灌沐邑之田至二千頃之上，譬之人身脈絡自泥丸至九竅百骸下抵湧泉，無運不屆者。這就是說，劉信在興建”七門堰“時，就能按照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因勢利導，利用陂、盪、塘、溝，形成了一個自流灌溉網，這在二千多年前、是難能可貴的，它體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高度的聰明和才智。東漢末年，劉馥在重修七門堰時，不僅注意擴大灌溉效能，而且還把引水灌溉、防洪排澇結合在一起。如對烏羊堰的治理就是一例。他考慮到烏羊堰上游“沙灣之地利在泄水”則“不必治其源，但當疏其委矣。”所以志書記截，“興利莫先於七門、曹責諸堰，淺者 睿之，塞者疏之，倒灌者閘之，泛濫者堤之，則利興矣。”這就說明，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不斷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到了明代，經過全面更治的七門堰，已形成了蘇家盪、蛇頭盪、洪家盪、銀硃盪和黃鼠盪等為上五盪，以三門盪、洋萍陂、八棱溝、黃泥盪、大格盪、新盪、馬飲盪、焦公盪、柳葉盪和鹿角盪等為下十盪灌溉系統。
把灌溉和蓄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實際上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長藤結瓜。”當時，還制定了“上五盪用忙水，”（自農曆八月初一至七月底稱為忙水），“下十盪用閒水”，（自農曆八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底止引蓄塘水灌溉稱閒水）的用水制度。同時還規定了用“正夫水”（即全使堰水的田畝）和“掛夫水”（以塘水為主堰水次之的田畝）的水費徵收標準。雖然因為每年忙閒水區分嚴格，但互不調劑，往往上餘下缺，常有械鬥，但是由於管理制度的完善，一般能“使強者不得過取，弱者不至夫望，”所以“雖旱魃為虐，他邑則受其害，此則時栽芸耨，坐慶西成。”這就比較充分地發揮了七門堰抗旱灌溉作用。清人高華在《三堰餘澤賦》中定道：“山莊日麗，葭屋雲蘭，田分上下，畝盡東南。
諦郭公之宛轉，聞燕子之呢喃。一??村村，水護煙含，佇看秧馬行來行行隊隊，卻聽田歌唱去兩兩三三，。蓋由源泉不竭，涵濡有餘。惠澤灌千區恍接巢湖之水，恩波流萬世若隨仙令之車。”這裡把當時農村現實描寫得如此的一片昇平，當然未必恰當，但確也描繪出了七門堰灌區農村的綺麗風光。這也說明了七門堰的水利，為杭埠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歷史上人稱七門堰為“三堰餘澤”並譽之為“龍舒八景之一”是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