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黃和鈞黃和鈞（1897—1984），祖籍湖南省湘陰縣塾塘鄉（今汨羅市弼時鎮）。13歲考入長沙師範，繼在北大第三院選讀，注音字母講習會畢業。1922年在衡陽三師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並任第一屆書記，其學生有黃克誠、張際春、張經武、任雲甫等。1924年長沙文化書社出版全注音字母版《國語文字讀本》上下卷。1953年在京與徐特立、曹典琦、黎錦熙、仇鰲、王季范、田漢等交往，被聘為湖南文史館、北京文史館館員。他為國家普及推廣注音字母、交通建設及國防安全嘔心瀝血、殫精竭慮。1962年印度軍隊入侵西藏早在他的預料之中。
任職情況
1922年，黃和鈞在衡陽省立第三師範任教，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他被選為第一屆書記。在他的50多名進步學生中有黃克誠、張際春、張經武、曾希聖、伍雲甫等人
國道107線和即將竣工的武廣高速鐵路，雙雙穿越汨羅市弼時鎮。此地原是湘陰縣塾塘鄉，俗稱長沙東鄉。其境西靠險拔的玉池山，東聳巍峨的隱居山，南踞傳奇的漢家山。四域層巒聳翠，路入雲霄，植被豐盈，林深竹茂，風景迷人。早在東漢建安年間，劉備率關羽、趙雲等攻打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駐軍於後人稱的漢家山，並建有昭烈寺。西晉中期，晉太尉陶侃之孫為避舉而隱居於塾塘之東山，故稱隱居山，再往玉池山結廬煉丹，相傳有一白鹿二白鶴相隨，不知何年圓寂，其遺蛻存朗梨鎮臨湘山之陶公廟，越1400餘年而不腐。
此處方圓數十里，確屬人傑地靈之域。無產階級革命家任弼時，1932年擔任山東省委書記的任作民，被譽為“南任北馬”的經濟學家任凱南，湖南著名中醫藥專家劉炳凡等人，都是這裡的精英。當然，這裡還有一位不見經傳的現代音韻學家、兩館館員黃和鈞，其人其事卻鮮為人知。
主要事跡
黃和鈞，號鍾士，派名黃祖虞，清光緒23年農曆九月二十五日出生在長沙市南門晏家塘橫街。黃家祖居現弼時鎮政府東約400米的柏梓塘竹山屋。曾祖父黃守華排行第五，稱守華五爹，是鄉下手藝好的裁縫師傅。其父黃梓卿承繼家傳，在長沙南門口開一間小縫紉店。正因為有一定的收入，才能送兒子讀書。1944年以前，全家11人，有水田約10畝，大小房屋11間，有耕牛一頭出租，並雇有長工。黃氏家族辦了一所崇實初級國小（單級），黃和鈞任校長，妻子李仕珍任教員，兒子訓宗管理學校財務。學校有租谷49擔，完糧12擔，除修蓋、接待視學員及雜用外，其餘30多擔穀子，作李仕珍全年俸谷。黃家管理學校達10年之久。因此，1952年土改複查時，將原劃為中農改劃地主，後又改為公堂地主。
黃和鈞7歲在長沙發蒙，12歲入選升高小，次年考入長沙師範。畢業後住北京，在北大第三院選讀，並加入工讀互助團，其後，在注音字母傳習所學習、畢業。1920年，參加教育部第一期國語講習會培訓。回湘後，在長沙、寧鄉、瀏陽、湘潭、岳陽傳播國語。1921年秋去衡陽，在湖南省立第三師範、第三女師範等校教書。其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1922年，黃和鈞在第三師範發起創建社會主義青年團衡陽支部，並被選為第一屆書記，負責宣傳及吸收學生入團的工作，團結了一大批進步青年在團支部周圍。第二屆書記由趙楠接任。到1923年秋，因進步學生反對學校專橫腐敗，被學校開除50多人。黃和鈞和進步教員張秋人一起，被反動勢力驅逐，離開學校。
1982年8月30日，中共衡陽市委黨史辦致函黃和鈞同志，要求黃協助撰寫張秋人烈士傳略。張秋人是浙江寧波人，曾在黃埔軍校任教官，後來衡陽三師任教。在三師的學生運動中，張秋人管黨員，黃和鈞管團員，兩人思想進步，配合得非常默契。張被捕前是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27年2月開庭時問及姓名，他怒斥法官：“老子張秋人！”並抓住硯台向反動法官打去……2月6日被槍斃。
30餘年後，黃和鈞進京，仍經常與三師的學生交往。1955年1月23日，黃和鈞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在衡陽三師的學生積極分子中，有永興縣的黃克誠，“1922年考入湖“明天是古歷的除夕，又是星期日，我應該寫信給屈子健同志，問候年禧。又應於當日，去看黃克誠、張經武、伍雲甫，又宜於初一去看徐特老及張際春。以資聯繫。”南第三師範”，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第二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有宜章縣的張際春，“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後任中共中央委員、第二野戰軍副政委、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有酃縣（今炎陵縣）的張經武，“1925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後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書記，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有永寧縣（今資興市）的曾希聖，“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後任中共中央委員、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兼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還有耒陽的伍雲甫，“1920年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受（黃和鈞）蔣嘯音、張秋人等進步教師的影響……成為三師學生運動的活躍分子。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衛生部副部長。
從1923年末至1953年的30年間，黃和鈞輾轉於長沙、上海及湖南鄉村，先後在周南女中、長沙第一女師、湘西聯合師範、湘陰女師、省一師、辰溪師範、汨羅中學、高倉中學、開物農校、達德中學、興華中學、平江縣立中學、省乾業餘中學任校。期間，他在上海大夏大學教過國文，擔任過暨南大學音韻學講師。勞累奔波，潛心教育，培養人才。他象一盞油燈，不停地照亮別人前進。他更象一座燈塔，指示著無數年輕學子永不迷航。
黃被疑為國家主義派，徐特立和曹典琦正面規勸過。他購《郭家廟碑》帖送往仇鰲處，勤雜工誤以為騙錢，從此再不去仇宅。王季范將豎排本《毛選》第一卷送給黃，並在扉頁題詞
黃和鈞於1915年畢業於長沙師範。他的同學多，但往來少。1929年，楊正宇寫信叫他去上海幫助編輯《中國公論》月刊，發行了數期，就被國民政府禁止而停刊。經楊介紹在大夏大學任國文講師。楊正宇，初名楊犖，長沙師範同學，都具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思想，彼此感情很好。楊在日本留學回國後，任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主任。黃楊曾一同會晤左訓生一次，商議參加國家主義派的問題，黃沒有加入。後來楊正宇在四川成都大學擔任教授，建國初在上海去世。左訓生與黃和鈞同學一個學期，後就讀於長郡中學。因此，1926年左介紹黃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後來，左訓生去法國留學。
生平好友
曹典琦，又名曹伯韓，與黃亦是長沙師範同學，早期中共黨員。在長沙讀書時，曹勸黃多讀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曹、黃均與何叔衡過從甚密。1924年，曹為黃的《國語文字讀本》寫序，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曾疑黃是國家主義派的人，曹和徐特立都正言規勸過黃。1953年，徐特立回長沙，黃前往拜會，徐老同意黃到北京去，後持教育廳公函介紹到教育部工作未果。至7月，曹典琦在京聯繫編輯工作後，再次函摧，黃便從長沙趕赴北京，住宣武門內剛家大院6號，由曹介紹到北京自強書局擔任編輯。當時，曹典琦在國家文學改革委員會主持漢字簡化部，黃後來去該部幫助其工作。
對黃和鈞影響較大的還有，黎錦熙、仇鰲、田漢和王季范四人。1920年，黃赴北平參加第一期國語講習會學習，語言語法學家黎錦熙擔任講師。50年代，黃在京每遇文字學、音韻學、漢語拼音、文（語）法上的困難或疑問，均向黎請教，都得到解決。
仇鰲與黃同鄉。仇是民國元老，應毛澤東之邀，於1949年12月赴京，住東直門內北小街草廠胡同14號。在京各公園的每周茶會和每月聚餐，黃與仇時常相見。黃亦時常去仇宅坐談。1955年，黃和鈞執筆的《仇亮年譜》提綱，署名仇鰲、黃和鈞，足見其交往密切。在記述到仇亮的絕命詩六章時述曰：“詩稿於其死後由獄卒秘密傳出。同學友王駿聲得之，抄之示余。存之巳四十年矣。偶一展閱，回念前塵，不禁感涕。”1960年前，仇托黃找一部顏真卿的《郭家廟碑》。黃購得後送至仇宅，主人不在。仇家有一打雜的人姓席，疑黃高價騙錢，對黃極不客氣。黃生了氣，帶著碑帖沖走了。仇鰲曾多次托人請黃前去他家坐談。黃一直未去。
田漢是長沙師範的老同學。黃和鈞初到北京時常去田家，田漢便多次將黃和鈞推介給文化部的朋友。但黃的興趣全在於文字改革和漢語拼音方面，沒有時間在文學藝術方面用功夫，後來又聘為文史館員，生活有了保障，遂與田漢疏遠。
湘鄉王季范，長黃和鈞13歲，長沙優級師範畢業後在省立一師任教，不久升為學監。王是黃的先生。黃和鈞在北京，王勉勵黃多學習毛主席著作。《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版是繁體字、豎排本印刷。王季范在扉頁上題詞後送給黃：
和鈞同志二十年來，知其久在湘滬，（是）誨人不倦之良師。近寓首都，斗室獨炊，貧不輟學，氣奮而力強，造詣未可限量。爰贈領袖文集以勵之。 王季范 一九五四年三月於北京寓樓
黃和鈞得到王季范贈的《毛澤東選集》後，即賦詩一首。詩曰：
北斗以南惟一人，才能無愧拯斯民。
陸游歌哭只嵩華，劉裕飛騰私己身。
文採風騷應冠世，頑愚饑溺喜歸仁。
滄桑正道何由達，毛選規模仔細論。
其後，王季范要求黃多留心國家大事，注意國際形勢。黃的歷史地理知識豐富且堅持學習，受王的影響甚大。1954年元月30日，黃撰寫《對於包頭、銀川、蘭州鐵路選擇線路的建議》，經王修改，共同署名，呈交給國務院。9月10日，國家計畫委員會來函肯定並獎勵。1968年冬，黃撰寫《關於中國北部的國防問題》達2萬字，經王季范修改後，請人用端楷謄抄一份呈報，均共同署名，且王季范列前，黃和鈞列後。
黃和鈞27歲時，長沙文化書社出版他的全注音字母《國語文字讀本》。他節衣縮食，購藏圖書，“文革”中多數被抄走後，三次致函中央文革及陳伯達、戚本禹而石沉大海。年逾花甲的他，制訂了每天的學習計畫。臨《敬史君碑》幾十年而不輟
誠然，黃和鈞的專業重點是研究語音學。20世紀初葉，中國處於語音改革的關鍵時期。1913年，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注音字母，5年後由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實施。1920年改訂字母順序。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將注音字母改為注音符號。早在1924年，他27歲時長沙文化書社就出版了《國語文字讀本》。這套上下二卷的已經完全發黃的橫排本的語音學著作，全是字母編輯而成，在當時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且當年就有再版。他的摯友、同窗曹典琦為其作序。序云：
吾友和鈞教國語音韻的科學多年，我很希望他用音標的文字，來教學本國的文藝。因為這個辦法，一則可以打破一般人對於離開漢字獨立使用之字母文的懷疑；二則開闢了一條用字母文普及教育的坦途，於平民教育，或許是一切教育的進行，至有補益。但是我從前和和鈞不常在一塊兒，我的意思也就沒有向他說過。今天和鈞拿他所編的《國語文學讀本》給我看，正合了我所希望的條件。真象古人說的“先得我心”了，好不為之驚喜！和鈞要我作序，我是個不曾研究國語又不懂文字的人，如何做得！只好把我的感想寫在這裡做個紀念罷！ 1924，3，10，於湖南教育會
1954年赴京後，黃和鈞曾致函葉聖陶、胡愈之、周建人諸位，提出六億人口中“大多數還是文盲半文盲”，利用《速成識字法》注音字母做識字的“拐棍”，能取得顯著的成績。並對使用注音字母鉛字銅橫印行《憲法草案》新型注音漢字排印本提出了建議。他到處遊說，推行他的《三年普及全國民眾教育計畫》。
黃和鈞作詩填詞，遣詞造句，十分講究音韻。在他殘存的日記手稿中，填《懶畫眉》詞（部分），用的是“工尺”韻。“工尺”譜韻共有10個聲調，稱“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
為了方便自己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史事務，他個人節衣縮食，每月總留余幾元。時常往西單新華書店及西單商場舊書店觀看，一遇所喜之書，輒買回家，積14年之久而圖書滿室，藏書千數本。“文革”前，黃和鈞自編《竹山書屋藏書目錄》，總藏書941種。其中，大部是民國時期上海圖書集成局、上海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在他的藏書中，有《說文解字》、《文字學》、《隸體字彙》、《行草大字典》及秦碑、漢碑、北魏碑字帖，都是他畢生追求的漢字改革的重要參考資料。遺憾的是在“破四舊”中被抄去，他三次致函中央文革小組及陳伯達、戚本禹，結果是石沉大海。從北京而長沙而老家，大多數已散佚。至“文革”後，按黃自己分類，僅存218種。有地圖19種，地理30種，歷史45種，兵法12種，農業13種，文字12種，詩詞30種，碑帖16種，政治22種，英文19種。
黃和鈞一生孜孜不倦，堅持讀書學習，不斷與時俱進。至20世紀50年代尤其是寓於北京之後，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他還對自己制訂了學習的計畫：“今後每天必做日記。看每天，1、《論語》翻了幾節？2、英文讀了幾頁，寫了多少生字？3、雜文寫了多少字？4、馬列書看了多少？5、臨帖臨了多少？”
他練習書法，年輕時臨《九成宮》，晚年寫《敬史君碑》和《千字文》。黃認為“寫字之道，必用腦力，所謂意在筆先是也。其中有二法易行者，一為每寫一張字，當記其年月日而保存之。積之既久，至於數月，取出對看，看是否有進步？一為每寫一張字，寫後必自己詳細觀察，批評一次，好的打圈，壞的打叉，甚至可以批字，加評語。”他又將練習書法歸納成“四言詩”：
點謂之側，橫劃為勒，豎直曰弩，鉤是挑踢。
策上有折，折發是掠，起撇曰啄，捺是波磔。
他對自己學書的要求很嚴。《千字文》不過一千字，應該一次寫完，以養成一日能楷書千字之習慣。一次伏案不動身，不休息，則字之大小肥瘦，當能齊一。他習《蘭亭序》，一天或半天一次寫完。臨《敬史君碑》也不拖延。黃體會到換筆最為重要。如寫“巧”字，在轉折之間要換筆，毛則順而不逆，這樣才能光潤圓美。
黃和鈞練《敬史君碑》，練了幾十年，及至古稀之年，仍不令自己滿意，仍不斷吸取前人學書的技巧和方法。一次，在頤和園玉瀾堂壁上見到乾隆帝所臨的字，有顏書《爭坐位稿》，《家廟碑》及米南宮字，趙孟頫字，知乾隆對於古代法書，無所不臨。使他受益匪淺。
黃和鈞創作了不少律詩，收錄在《劍南詩抄》中。其中《冬夜月下》云：
造物寧能困此翁，浩歌庭下會松風。
煌煌斗柄插天北，焰焰月輪生海東。
皂毒黃旗都護府，峨冠長劍大明宮。
功名晚遂從來事，白首江湖未嘆窮。
他的一生，前30年以教書為業，後30年以關心國家建設，以文史館工作為主。黃的主要著述有《國語文字讀本》、《中華音韻》、《說文解字部首韻語》、《四書韻語及注釋》、《和鈞文存》、以及1954年12月《中國語文》30期刊發的《我對字母問題的意見》等。
黎錦熙，田漢、仇鰲、王季范等將黃和鈞推薦到中央統戰部，先後被聘為湖南文史館、北京文史館館員。他致函時任國防部副部長的黃克誠，印度入侵西藏已在預料之中。他還為祖國建設提交了許多建議。
1954年，黃和鈞住在北京。同鄉黎錦熙、田漢、仇鰲、王季范等4人聯名寫信，介紹黃去中央統戰部。他自己帶申請書、自傳及舊作才種一同送呈。中央統戰部則又將黃和鈞函介到湖南。1954年10月29日，被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潛聘為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聘任通知書為府辦秘字第168號。同年，又被聘為北京文史館館員。受聘後，黃致函湖南省政府辦公廳。函云：
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負責同志：
和鈞於十一月九日，奉到來示，知已被聘為我省館員。從此膏火不缺，日就月將，文字報國之素志得償。於祖國光榮之建設中，庶幾如泰山之一粒土壤，河海之一點細流，稍有建樹，即免廣葉之懼，可以越活越年輕矣，謝謝。
本年三月，和鈞與王季范老師共同寫萬言建議，呈中央人民政府。九月，得國家計畫委員會來信，謂建議很好，於國家計畫工作有不少幫助，和鈞因此更加奮勉。最近與王季范老又共同商討，方起草《長江水道整理的建議》。《建議》寫成第一章約二三千字，不久完稿，當寄呈你府。洞庭湖及湘資沅澧及藕池等四口疏浚引導，系長江水道整理之一部，關係吾湘極大。
一九五二年土改時，和鈞在湘陰鄉下，舉有《三年普及全國民眾教育計畫》一文，攜到北京，經黎錦熙、曹伯韓諸先生之指示，乃知此文大有修改充實之必要。欲三年掃盲，必須以民族形式之拼音文字輔助漢字，又必須以科學方法改良漢字，然後三年乃能有成。和鈞有志於此，以漢學自銜，而改良漢字，實文史館諸長者之責。以畢生鑽研漢字之學歷，與愛護漢字之熱情，而擔任改良漢字之研究，事功乃可望成就，此與和鈞所學實相符合。故以參加我省文史館為榮，謹此奉復，並致
敬禮
[又補]竊以為祖國經濟，首要在於重工業，而文化建設，首要在於改良漢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黃和鈞被聘任湖南暨北京文史館館員後，“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注意國家大事”，將自己思考的重點轉移到國家大事方面。“遇到國內國際問題，則深切研究，反覆往同鄉王季范先生處，談論研討。”他研究的主要課題是“國防問題、新疆問題、黃河治理及河北水地問題”。黃購置了大量的地圖，“室內左圖右史，牆上掛著地圖”。研究地理需要十幾種地圖，因為“中蘇邊界糾紛，必須對照”，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蘇聯與東北歐國家以及日本、蒙古之土地變化很多（大），必須有舊時地圖對證（照）。”1954年後，黃克誠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他在致黃克誠的函中指出：
“我以為在西巴基斯坦和新疆之間，是祖國國防最弱的一環。西巴基斯坦有八十三萬方公里，人口多到三千四百萬，都信回教，兵源豐富，又勇敢頑固。而新疆省一百七十萬方公里，人口只有五百萬。新疆到處空曠，兵少則顧此失彼，兵多又軍資器械的接濟（困難），路太遠又交通不良。西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及新疆，人民都信回教。又巴基斯坦的軍事補給線是非常方便的。印度河由北而南直到喀拉基海口，水路有交通之便，鐵路公路都南北走（向），三者都直指我新疆南部。他們的交通線和我新疆的國界線成垂直，而我新疆的交通卻異常不便，又離內地極遠。克什米爾大半被巴基斯坦軍隊占領，而由尼泊爾與克什米爾很容易占我西藏西部，以控制拉薩及新疆南部等低地。”
拳拳之心，溢於言表。果然不出黃和鈞所料，8年後的1962年秋，印度軍隊越過中印邊界西段，入侵中國西藏。為了邊界安定，1963年春，中國同巴基斯坦簽訂了關於邊界問題協定。
在擔任兩館館員期間，黃和鈞撰寫的重要建議、草案、評論還有：《整理長江水道的第一建議——長江口交疏通》、《整理長江水道的第二建議——一般的辦法》、《三年掃盲計畫草案》、《關於華南經濟建設的五項建議》、《關於蘭新鐵路西北段應選有利路線並自西北端同時修築的建議》、《關於包頭、銀川、蘭州鐵路選擇線路的建議》、《漢語新拼音文字方案的草案》、《關於中國北部的國防問題》、《請趕修西南橫貫鐵路的建議》、《中國交通評論》、《西藏的人口問題》、《關於中印問題的建議》、《〈中國鐵路評論〉里的一些錯誤》等等。他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殫精竭慮，獲得國務院有關人士的高度評價。
黃和鈞晚年患有肺結核、肺氣腫等疾病，於1984年4月10日病逝，終年87歲。其妻李仕珍，早年師範畢業，終生從事教育事業。是1960、1963年兩屆湘陰縣人大代表，1964年又推選為湖南省政協委員。
筆者兩度尋訪，感受殊深，賦詩以記。
一
尋訪哲人春意萌，風流文采啟塵封。
隱居歲月園蔬滿，顯赫青春術業精。
雁嶺雲遮橋下影，湘江浪卷岸頭萍。
平生漫步崎嶇道，窗友相看刮目驚。
二
函邀北上客京華，斗室書齋賦遠涯。
儲運常縈籌鐵水，安寧深慮顧蘇巴。
湘京雙聘誠心靜，學識俱成慧眼遐。
北海長街晨影健，館耆爽悅品新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