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前身是英國教會倫敦會於1898年在上海創辦的麥倫書院。創辦之初的30年裡,這裡是一所典型的奴化教育和宣傳宗教的洋學堂。
它的命運是與中國近代史上歷次革命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31沈體蘭任校長後的麥倫中學力主培養“有愛國精神與救國能力之公民”。
因此教師中有“文化總同盟”黨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員曹亮,路易·艾黎、我駐蘇大使劉曉、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社長樓適夷等。在他們的感召下,學生中湧現出電影教育家乾學偉、劇作家陳明、國際問題專家陳一心、楊振寧導師物理學家王竹溪等。
歷史沿革
前身是英國教會倫敦會於1898年在滬創辦的麥倫書院,1927年改名為私立麥倫中學。沈體蘭先生任校長的二十年間,提出了“科學、進步、民主”的辦學思想,以愛國精神和救國能力為宗旨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聘請了一大批思想先進、知識淵博的教師,把一所外國教會辦的舊麥倫,一手改造為進步的革命的新麥倫。新中國成立後學校改為公辦,於1953年5月更名為繼光中學 。“繼
光”校名具有雙重寓意,一是“繼承”和“光大”學校的優秀文化和革命傳統,二是紀念抗美援朝特級英雄黃繼光烈士。當時繼光中學被定為可招收歸國華僑學生的上海市十所重點中學之一。1960年學校被評為市先進單位,代表出席市文教群英大會。20世紀70年代初,學校教學規模達到鼎盛,學生近四千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繼光中學漸復原氣,重現生機,各項工作蒸蒸日上。紅色記憶
在校長沈體蘭的帶領下,上海麥倫中學這所教會學校成了民主革命的教育基地,麥倫的學生被培植成“為公道犧牲、為大眾奮鬥的勇士,成為有愛國精神和救國能力之公民”。
從麥倫中學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目前在北京能組成200多人的校友會。
英國倫敦會在上海創辦麥倫書院那年,遠東的這座城市正和她的祖國共同經歷著19世紀中國的一件大事——戊戌變法,1898年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失敗後,各種思潮更為多元地雜糅到國人的腦子裡。
虔誠的基督徒、牛津大學文學碩士沈體蘭1931年出任這所男中校長時,它的名字已改為麥倫中學。在沈體蘭任職期間,這所學校完成了由教會掌握到歸中國人民自辦,並確立了宗教與教育分離的原則。
紅色輻射
現年89歲的陳明老人,1934年進入上海麥倫中學,這所由倫敦會創辦的中學男校,以教學管理嚴格聞名。由於家長有同事和大學同學畢業於該校,所以陳明被家裡很放心地送到學校寄宿,儘管麥倫的學費很高。
當年還是一個純消費者,陳明已記不清麥倫的學費,但他說收費昂貴是肯定的。當然,由於沈體蘭校長本人的努力以及教會學校的性質,這所學校也招收無力付費的貧窮學生。
除了接受貧窮學生,麥倫還免費開辦各種形式的夜校,沈體蘭把自己培養的高中生、晚上閒置的教室、燈光等各種條件都用到夜校上。
當年參加地下學生運動的陳明在麥倫百年校慶會上說,“麥倫就像黨在上海的一所學校一樣” 。一所教會學校成為這樣一座地下堡壘,與當時的國內、國際政局都不無關係。但是如果沒有沈體蘭的管理,這個紅色基地,是無法保全自己的——它僅僅在北京,至今還有200多人的校友會;他的畢業生中還有空軍司令劉亞樓的英文譯員、最高人民監察長張鼎丞的秘書。
麥倫的紅色輻射,已遠不只是男校的範圍,它還附設一個工人補習夜校、一個青年業餘補習學校。這些補習夜校設有掃盲班、初級班、高級班。夜校的工人畢業後,“老師”們還是不想讓他們走,主要是不想讓這股民眾力量散了,於是高中生學生身份的夜校老師,又協助工人讓他們自己以“麥倫民眾補習夜校校友會”的形式繼續在外面辦夜校,在這些工人中,有些後來被介紹加入了宋慶齡組織的“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這些擴大了地域的夜校,根都在麥倫中學。
師生心照不宣
蔣介石政權與日本簽訂“何梅協定”這一賣國條約後的1935年,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的學生領袖,在北平中共地下黨領導下,聯合全國學生,策動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運動前夕,當年的燕京大學新聞系學生、北平學生聯合會黨團書記,後來的國家出版局代局長陳翰伯從北平密赴上海,他到上海找到了鄒韜奮和章乃器,通過章乃器又找到麥倫中學校長沈體蘭說明來意,校長沈體蘭就讓陳翰伯直接去找陳明。雖然陳明等學生的活動與沈體蘭的校務管理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師生之間憑著一種默契,心照不宣。
陳明把陳翰伯介紹到剛成立的上海中等學校學生救國聯合會,請他來講國內國際形勢。一二·九運動的基礎就這樣悄悄地在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之間扎紮實實打牢。此間,麥倫中學、愛國女中、正風中學等一直負責與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陳翰伯、陸璀等的聯繫和籌備成立全國學聯的工作。
陳翰伯到上海來找中學生,是因為上海的大學已被國民黨嚴密控制,當時關注大學生的不僅有“復興社”、“藍衣社”等特務組織,後來又加進了工部局 (工部局是租界殖民主義的統治機關)。對於中學,尤其是教會學校,國民黨及各租界地工部局,注意較少。
陳明拿到高中畢業證後決定到延安去,他來找沈體蘭告別。1936年年底的這次談話,70年後的今天,陳明仍然能回憶起原話。
陳明:沈校長,我準備到西北去。
沈體蘭:能去嗎?怎么去?
陳明:我有朋友。
沈體蘭:那好,我送你50現洋。
陳明:路費有了,我先到北平,再去西北。
沈體蘭:錢,你還是帶上,到了北平,能走就走,萬一走不了,可以留在北平繼續讀大學,給我來信,我會給你寄證明和學費。
師生間的這種交流,都存在各自的心裡。
友好的外國教員
白約翰是個高鼻凹眼的蘇格蘭人,他原來叫約翰·巴爾,後來入鄉隨俗地取了個有姓有名的中國名字。白約翰本是教會派駐學校的代表,但是沈體蘭還是給了他一個有實權的職務,在高中三年級當級任老師,他自己也挺樂意這么做,而且和學生關係融洽。這位紳士不是一個苛刻的人,如果有學生在課堂上打個哈欠,他會用手在口腔上方遮擋一下,以示注意禮貌。
暑假中進步學生組織了讀書會,1940年的一次假期學習討論中,41屆的顧以健和42屆的沈曾華碰到了從樓上下來的白約翰。白約翰打開他們的書翻了翻,又揭開包著的書皮,看到了書皮上“馬恩列斯”頭像,搖搖頭合上書,把手指放在嘴上做了個“噓”的動作。珍珠港事件後,白約翰被關進日本軍人的集中營。他的這兩位學生再次見到他,已經是1950年,他對自己早期就投身革命的學生說:“你們的理想與願望終於實現了,可以很好地為祖國搞建設了。”儘管在建國後的非常時期里,這位友好的英國人被打成特務,但是他後來在任蘇格蘭中國友好協會的秘書長期間,還常寫信給英政府要員和社會賢達,敦促他們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
賴朴吾這位英國老師,也非常同情中國革命。這是一位用英語授課的數學老師,他還兼著物理課,因為他不同尋常的授課方式,麥倫中學的學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能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地學習數理科目——學生喜歡跟他到農村實地考察和測量中學習數學和物理。在安徽考察期間,還跟著他學習為當地農民治病,並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他的中文名字就是沈體蘭為他取的諧音(Lapwood),賴朴吾不但支持學生運動,還支援過八路軍。這位到解放區體驗生活的英國人,還受到過朱德、彭德懷和白求恩的接見。中國建國後,賴朴吾任中英友協負責人。
特殊課程
也許只有在那種特殊的歷史時期,只有在麥倫中學這樣泛著赤色的學校,學生才能擁有不同於其他學校的課程和學習方式。
史地課就是麥倫中學給學生添加的,當時的學校里沒有這種科目。陳明回憶道:“我們的歷史課不像現在的歷史課本,講一段一段的歷史,講具體哪年哪月發生過什麼事。我們的歷史課,老師講歷史的發展,講發展的趨勢。有時就講成時政,告訴學生,現在的國內國際形勢如何嚴峻,帝國主義來瓜分中國了。”
沈體蘭在每周周會上主講,就像全校一起上時事課。當著國民黨派來的軍事教官的面,公開講反法西斯,講反德意日,宣傳團結抗日,救亡圖存。麥倫的學生還聽過田漢、陳望道等人來校做演講。
公民“特種作業”課,不僅是麥倫的獨創,也是生活在20世紀上半葉的麥倫學生在不幸年代中的抗爭。“國難教育”課上,學生們和工人補習夜校的學員學習射擊、戰地急救這些最實用的操作。
刻進腦子的歌聲
那架本來配給白約翰的鋼琴,成了民眾補習夜校的掃盲班專用品,為一周兩次的興趣課配伴奏。陳明在興趣課上教學員唱救亡歌曲,同班同學林華清用鋼琴給大家伴奏,這位福建籍的學生,父親是位牧師,從小具有鋼琴素養。還有一位為民眾補習夜校上課的“老師”,是李公僕的外甥,叫張則孫。夜校教唱的歌曲還有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1936年冬天已是中共地下黨員的陳明奔赴延安後,張則孫接手了陳明留下的夜校授課和其他兄弟學校的聯絡工作。後來張也去了延安,解放後任中國日報英文版副總編。
夜校學生學到的進步歌曲,有的是陳明在外面學來的。呂驥(後來的全國音協主席)曾經到麥倫找過他,他們在操場走了個大圈,呂驥邀他參加“蟻社合唱隊”,每周日在大陸商場練歌,在那裡陳明見到了聶耳、丁里等人,這對他的思想形成有一定的影響。
蟻社的歌聲迴響在陳明的家中:“我們新時代的青年,勇敢健壯,我們劃開時代,站在鬥爭的最前線。誰說我們灰塵一樣降生在人間,要高舉鮮紅的旗幟,大家整隊站起來。”
“我是長劍、我是火焰,衝破黎明前的黑暗,把光明呈現。”右手給自己的歌聲打著拍子的陳明說,現在還能唱出這些歌不是記憶好,“是刻得太深了”。
學生劇社
未名劇社社長陳明還是個18歲的中學生,社員都是各級的同學,這樣一些十七八歲的未成年人,由於排練和出演一些進步話劇,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
上海中學聯學生救國會正準備在麥倫中學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工部局的人來了,在校門口正好碰到了陳明,他們要找陳芝祥(陳明學生時代的本名),陳明一看黑衣黑褲橫著走路那派頭,“是包打聽啊!”他想,於是就在學校門口大聲喊“陳芝祥、陳芝祥”,旁邊的同學都看明白了,偷偷地笑起來。當時正好禮拜六,陳明就說“陳芝祥他回家了”,會議地點自然是馬上轉移。
陳明也被傳到工部局訓話過。他們要排演的劇本《走私》被工部局了解到有“不合時宜的對白”,陳明就被叫去。一位供職工部局的中國人拿著一個英文的《走私》劇本:“這幾段打叉叉的要改,對白不能用。”陳明回去後,跟演員不提此事,照排照演。臨演出時包打聽“如期而至”。那就大大方方地請他坐頭排,茶水瓜子花生招待著:“大家全是中國人,幫幫忙、幫幫忙。”結束演出時,全場合唱紅色蘇聯歌曲《祖國進行曲》:“我們的祖國多么遼闊廣大。”包打聽也聽不懂,這一關就過去了。
因為是男中,沒有女學生,所以一些女角就請民眾夜校的女學生來扮演。這間學生劇社關鍵時刻也能請到名家出場。演出田漢著名的《揚子江暴風雨》,就是崔嵬等人給學校幫的忙,他們跟中共地下黨員、“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員曹亮老師關係很好,跟電影事業家陳波兒也很熟。麥倫中學之所以要演出《揚子江暴風雨》這樣大的劇目來搞公演募捐,是因為學校能以慶祝建體育館的名義,請聶耳來排戲——目的也是為了給左聯解決經費上的燃眉之急。後來的電影教育家乾學偉在延安曾經扮演過列寧,但是這位麥倫學生那次扮演的是個工頭;聶耳演工人老爺爺,田漢的兒子海男演小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