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閉關鎖國
第一次鴉片戰爭 1757年，清廷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只留廣州一口通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廷進一步限制外人來華貿易，批准兩廣總督提出的《防範外夷規條》，嚴限制外人來華貿易外。更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準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
175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率領英國船北上天津，通過直隸總督向乾隆皇帝遞交訴狀，告廣州海關刁難勒索外商，希望清朝開放多個通商口岸。乾隆皇帝閱後大怒，認為英國人越級上訪，有辱大清朝廷尊嚴。下令將洪任輝驅逐。
列強擴張
正當清王朝日趨衰落的時候，英、法、美各國的資本主義卻在迅速發展。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英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努力尋找新的資源及產品生存空間。法國是僅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到鴉片戰爭前夕，法國工業產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鴉片戰爭前夕資本主義工業並不發達，但它正處於上升階段。19世紀30年代，美國資產階級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歐洲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勢力，全面控制市場，因此，美國在19世紀中葉沒有足夠的力量侵犯中國。美國充當了英國侵略者的幫手，追隨英國侵入中國。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俄國從北面虎視眈眈注視著中國，隨時準備奪取中國的領土。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革命的雄風，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了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中國的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陸續成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選擇的最佳對象。
導火線
貿易利潤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於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 呢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什麼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 貿易逆差（入超）。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鴉片輸入
工業革命後，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中國推銷工業產品，企圖用商品貿易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採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採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欲望。
虎門銷煙
虎門銷煙 經過
第一階段
第一次鴉片戰爭形勢圖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後，北上進攻浙江舟山，並攻陷戰略要地定海縣城。8月，英艦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開始動搖。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並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10月，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後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攻占虎門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軍死傷700餘人，師船、拖船沉毀11艘。琦善被迫讓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林則徐被發配新疆。
第二階段
由於英國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餘人，於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次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奕山豎起白旗求和，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英軍收錢後也撤出廣州。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
第三階段
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獲權益太少，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來華為全權代表，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嶼、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雲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軍也損失慘重。英軍後來又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炮台，兩江總督牛鑒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鑒逃走，東炮台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炮台，孤軍作戰，直至戰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軍艦開入長江。鎮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認為漢人通敵，縱兵殺害漢人。7月21日，英軍6600餘人擊敗鎮江城外綠營守軍，越城而入，與1500蒙古八旗兵巷戰，英軍死37人傷129人，旗兵死約600人，海齡自殺。全城慘遭焚掠，廢墟一片。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廣大人民，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清軍作戰，並自發地堅持反侵略鬥爭。侵略軍所到之處，無不遭到當地人民的抗擊。英軍攻陷廈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軍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組織“黑水黨”，狠狠地打擊英軍。侵略軍進犯長江後，沿江人民以多種方式襲擊英軍，阻止英國艦隊前進。
民眾抗英
1841年5月29日，盤踞在廣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軍，闖入三元里騷擾搶劫。當地民眾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隨後，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廟集合，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同時，還聯絡了附近的數千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大刀、長矛，冒雨迎敵。將英軍困在牛欄崗，展開肉搏戰，數名英軍死亡，20多人受傷。第二天清晨，2萬多民眾高舉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圍得水泄不通。英軍總司令傳話給當地長官余葆純，如果不解除義勇包圍，主力英軍將攻打並盡屠廣州城。余葆純清楚雙方實力，也知道英軍的槍炮不會永遠受潮，於是勸退義勇，避免廣州被屠，從此擔上賣國賊的惡名。三元里抗英後，廣東人民又以“社學”的形式，組織武裝力量，開展反侵略鬥爭。
結果
簽訂南京條約 清軍節節敗退，道光帝派耆英和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與英軍交涉議和。1842年8月4日，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面，璞鼎查威脅限日定議，否則發炮攻城，這使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提款。
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代史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滿足了英國大多數的要求。香港島因此被割讓給英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大口岸被迫開放給英國人貿易和居住。其他列強不想看英國強大，紛紛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簽署了《虎門條約》，重新規定了英國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
影響
政治及外交
鴉片戰爭的勝敗反映了當時東西方科技以軍事為主的巨大差距。當時只有極少數人物如林則徐、魏源等，開始對於西方科技的進步注意，並著書介紹西方事物，但包括朝廷在內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因鴉片戰爭而改變對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說對於向來所輕視的“夷人”學習。清廷的戰敗並沒有使其進行改革，反而繼續行保守的閉關政策，引致後來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出現洋務運動等的自強救國運動。
而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其後各國紛紛要求此一條款，清廷失去某一特權於一國，等於失去該特權於列強，這使清廷外交上處於不利的弱勢位置。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使國防受到威脅。香港島被割讓給於英國，開外國人要求割地先例，在後來的戰爭中更多土地被外國所奪去，使中國領土失去完整性。領事裁判權使中國司法主權受到破壞，外國人犯法不受中國法律制裁，清廷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的違法行為。
鴉片戰爭是中國簽下不平等條約的開端，一場戰爭竟簽下多達5條條約，分別為《穿鼻草約》、《南京條約》、《望廈條約》、《虎門條約》和《黃埔條約》，其中《黃埔條約》中法國取得傳教權，入侵中國傳統文化；美國人更通過《望廈條約》中取得治外法權。
經濟民生
戰爭後中國的對外政策仍是旨在“羈縻”。對於《南京條約》的不平等性反應並不激烈，反而對中英兩國檔案採用平等體制感到不安。但是經濟上，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同時也對外國開放了中國市場。
五口通商後，清朝海關及稅率被英國控制，關稅主權受到破壞，進口貨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稅率，外國商品大量傾銷中國，無法保障中國國內工商業。鴉片繼續銷售，吸食者不斷增加，白銀外流，銀價上漲，銀貴錢貶值的情況更加嚴重。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品大增，1837年英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價值為90多萬英鎊，到1845年已到達239萬4千英鎊。嚴重打擊中國民族工商業，使原本問題重重的社會經濟更加惡劣。
新開的五個條約口岸中，只有長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資絲綢和茶葉的產地，又位於江、浙富庶之區，同時是國內南北海運的中間站，原在廣州的英美商人及其僱傭的買辦蜂擁而至，開設洋行。英美法三國相繼沿黃浦江設立租界，並不斷擴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後來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為紀念《南京條約》開放上海而被命名為南京路。
歷史評價
鴉片戰爭博物館外景 鴉片戰爭是中國抗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第1次戰爭。英軍以較少的兵力、較小的代價戰勝了中國。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觀上敵人兵器占有優勢,戰略戰術運用得當，能集中大部兵力轉沿海城市，占領經濟命脈之地,戰鬥中常以正面攻擊與側翼包抄相結合之外，在主觀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
政治腐敗中國封建社會制度到了19世紀30年代,更加沒落腐朽，不僅經濟停滯，十分落後，削弱了戰爭賴以取勝的經濟基礎，而且整個統治集團內部，瀰漫著享樂苟安，貪污腐化氣息。隨著鴉片的輸入，統治集團中的大部分人越來越依賴這種毒品來消磨荒淫無度的寄生生活。他們既接受內外煙販的收買，又依賴這種毒品的走私,從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著兩廣總督或粵海關監督的旗號，威風十足地從伶仃洋駛進廣州。清廷的貴族大臣，則從廣東和沿海官吏那裡，獲得豐厚的賄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為這種“通商”關係里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在禁菸與反禁菸、戰與和的問題上，他們始終搖擺不定,在整個戰爭中,始終沒有堅定的方針。從皇帝到將軍、督、撫,戰守無策,沒有切合實際的作戰方法。當戰爭受挫時，他們立刻求和；和議不成，又空喊作戰。當議和投降比打仗有利於維繫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時，他們就屈辱投降。
鴉片戰爭爆發後,許多將領不諳敵情，株守建築落後的營壘要塞，一線防禦，不顧縱深側後；許多地區的守軍，遠遠看見敵軍即開炮轟擊，未等敵軍靠近，便一鬨而散，逃之夭夭，甚至舉起白旗投降。寧波、餘姚、慈谿、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戰自棄。而以林則徐、鄧廷楨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中雖有決心，有成果,但他們最終受到投降派的排擠打擊，“徒有救國之志,而無尺寸之權”(詩人陸嵩語)。任用投降主義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無疑是緣木求魚。脫離人民、反對人民甚至鎮壓人民起來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衛戰爭中，清朝反動政府不廣泛動員、組織民眾，單靠有限的軍力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到處分兵把口，本來是敵寡我眾的形勢，但在實際戰場上卻成了敵眾我寡的形勢。甚至當中國人民自發地起來抗擊侵略者時，他們卻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責他們“潛相煽惑”、“為害甚大”，橫加反對、破壞、鎮壓，直至墮落到去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愛國人民的抗侵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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