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陳雲陳認為，市場經濟是鳥，計畫經濟是籠子，鳥應關在籠子裡，1963年陳雲在與薄一波談話中，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必須有兩部分，即計畫經濟部分（有計畫按比例的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場調節部分（不作計畫，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的部分）是輔助的補充的，但又是必要的。即，“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指導思想。
陳雲同志說：“搞活經濟是在計畫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畫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放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社會主義原則，鳥只能在社會主義原則里飛！
陳雲同志的“鳥和籠子”的比喻，形象生動、深入淺出闡明了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唯物辯證關係，在世界上受到許多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專家重視，外電曾多次加以報導，即使在報導他去世的訊息時，有的外電也特別提到這一形象生動比喻。這就是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之一：“鳥籠經濟論”。這個理論的實質是我們需要搞的市場調節下的計畫經濟。
陳雲同志的鳥與籠子的比喻主要在於說明：在引入市場機制來搞活我國經濟時，不能“擺脫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搞活經濟、市場調節，這些只能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換言之，市場只是搞活經濟的手段，不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市場經濟實質是資本主義經濟，這是西方及馬克思主義經濟都認同、堅持的這個觀點。
報導追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開始了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上個世紀80年代，是這個偉大轉變的重要階段，特別是在這個年代的前期，社會上雖然還沒有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名詞，但實際上當時講得最響、用得最多的說法——搞活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法的雛形，或者說是要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願望的最初體現。那時，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一種最普遍的說法叫作“計畫指導”，如何處理搞活經濟與計畫指導這兩者的關係，就成了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那時，我曾采寫了一篇題為《陳雲談搞活經濟與計畫指導的關係》的報導，其中講到：陳雲把搞活經濟比喻為“鳥”，把計畫指導比喻為“籠子”，他強調，“鳥”無論怎么活躍，也必須在“籠子”里飛，否則“鳥”就飛跑了。這種說法，生動地表達了搞活經濟與計畫指導兩者的關係，表達了當時對這兩者關係處理上的一個重要觀點，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這篇訊息報導，曾被海內外媒體廣為傳播，一些海外人士把這種觀點稱為“鳥籠經濟”。這就是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鳥籠經濟”的由來。
19年過去了，回想起這篇報導的采寫經過，咀嚼一下這些年來我國經濟建設轉軌變型中的酸甜苦辣，實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記得當年此訊息播發後，一些讀者來信或打來電話，詢問當時陳雲談話的詳細情況和背景，有些問題當然不是記者所能回答或可以回答的。現在，我把當時稿件採訪的經過整理出來，算是對讀者多年欠帳的補償吧。
那是1982年年底的事情。當時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正在召開。應當說，每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一般在這年第一季度召開，因為它要審議批准上個年度的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情況和財政決算，更重要的是制定當年的社會發展計畫和當年的財政預算。而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拖延到這年年底才召開，還談什麼制定這一年的社會發展計畫呢？誰都理解，這都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國家正常秩序所產生的惡果的繼續，這種十分嚴重的後果，不是幾年撥亂反正就能糾正過來的。當時，陳雲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由於身體不適，他向會議請了假，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陳雲是上海市選出的代表，以前他每次會議都參加上海代表團的分組討論，與上海代表一起審議國家大事。由於他這次沒有參加會議，上海代表團就選出10位代表，到陳雲同志在中南海住處去看望他。這10位代表，代表上海代表團的全體代表，代表上海市一千多萬市民，於1982年12月2日來到了陳雲同志的家中，探望這位已78歲高齡的老人。
在未去之前，上海代表團的負責同志與陳雲同志處聯繫，表示上海市的代表們關心陳雲同志的健康，想去看望他。陳雲同志表示，他也十分關心上海市的工作，希望能看到上海各條戰線的同志們，想和這些同志談一談。陳雲還特別提出，希望到他家的同志中一定要有搞經濟工作的，包括以前的工商業者，還要有工人、農民、教師和營業員代表。這天到中南海的10位代表，就是按陳雲的要求組成的。
1982年12月2日上午9時，上海代表團團長、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胡立教10位代表，來到了中南海陳雲家中。在明亮的會客室里，陳雲爽朗地笑著，親切地同代表們一一握手，胡立教在旁逐一將代表們介紹給他。看到榮毅仁時，陳雲風趣地說：“現在不叫你榮毅仁先生了吧，應該叫榮毅仁同志啦！”看到沈鴻時，陳雲握著他的手說：“當年，你在上海時是店員、小業主，抗日戰爭爆發後你到了延安，是民主人士，以後入了黨是革命幹部，你也算是位老革命啦！”當介紹到上海第十百貨公司營業員王娟華時，陳雲高興地說：“你是營業員，好哇，好哇，咱們是同行。”原來，陳雲當年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做店員，他就是在那裡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
請大家落座後，陳雲戴上老花眼鏡，拿起茶几上的一張名單，一邊看一邊說：“先看看名片，對對號。”
“胡立教，我知道；沈鴻，知道；榮毅仁，知道；劉靖基，知道……”當看到不熟悉的姓名時，他就請攝影記者讓開，以便仔細看看，並一一問了年歲。胡立教告訴陳雲，其中最年輕的只有27歲，陳雲高興地說：“後繼有人啊，真使人高興。”這時會客室里充滿了歡笑聲。
“我講幾句可以嗎？”胡立教問陳雲。
“可以，可以，請講。”陳雲回答。
“大家知道您很關心上海的工作，上海代表團的全體同志讓我轉達對您的問候，希望您多多保重，適當的時候回上海看看。”胡立教說。
陳雲高興地拱手說：“謝謝大家，請你轉達我對上海代表團同志們的問候。”
胡立教接著說：上海的形勢同全國一樣好，商品琳琅滿目，物資供應也很好，就是牛奶有些不足，娃娃生得太多了，現在已經採取措施，增加一倍奶牛。現在，大家勁頭很足，不過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解決交通問題啦，住房問題啦，治理污染啦……這些問題要在調整中逐步解決。一句話，一年要比一年好，我們要按照中央的戰略方針、戰略重點、戰略步驟，把上海的工作做好。這就是大家讓我說的幾句話。
陳雲高興地連連點頭，說：“這幾句話好，好，我聽得進。”他靠在沙發上沉思了一會兒，接著同大家討論起如何實現黨的十二大提出的二十年內工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問題。
陳雲說，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基礎，為後十年經濟振興創造條件。前十年應該做的事情必須做好，但如果把本來應當放在後十年做的事情勉強地拿到前十年來辦，則成功的把握就很小，過去基本建設攤子鋪得太大，今後再也不能那么搞了。
陳雲還談到：現在有些地方錢多了，就想搞“小革命”、小建設。當然，地方上的“小革命”、小建設也要搞，但國家必須適當集中一些資金保證重點項目的建設，這是“大革命”、大建設。“小革命”、小建設要服從“大革命”、大建設，這也就是局部要服從全局。
這時，榮毅仁談起了他對計畫經濟的一些看法。他認為，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所特有的優越性，社會主義要超過資本主義必須靠計畫經濟。問題是如何在計畫經濟方面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子來。他認為，現在我們機構的層次仍然太多，缺乏統一管理和協調的機構，因此，必須改革體制，講求經濟效益。不能沒有時間概念，不能沒有利息概念、不能沒有效益概念。
“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壽命長，浪費時間是不在乎的。”劉靖基這一插話，引起大家一陣笑聲。
陳雲打著手勢說，我們有些地方是大少爺辦企業，沒有時間概念，沒有利息概念，也就沒有效益概念。不過，這一套我們總是會學會的。這幾年就比過去搞得好一些，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搞得好一些。搞經濟工作，沒有時間概念，沒有利息概念，是不行的。時間就是速度，利息就是效益。
陳雲強調：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計畫按比例地發展。現在我們又要搞活經濟，又不能離開計畫指導。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鳥不能捏在手裡，否則會捏死，要讓它飛，但1955年，陳雲同志在作關於“一五”計畫的報告只能讓他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它就會飛跑了。所以，必須要有籠子。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那么，籠子就是國家計畫。
陳雲說，鳥和籠子是黃克誠同志打的比喻，我贊成這個比喻。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不一定限於一個省、一個地區，也可以搞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於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但是，無論如何要有個籠子。
“現在市場上的商品多了”，27歲的營業員王娟華代表說：“商品多了，過去憑票證才能購買的東西，現在可以敞開供應了。市場的這個變化對商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按老辦法經營行不通了。”
胡立教插話說：“上海的同志有點驕傲，總覺得自己的產品好，皇帝的女兒不愁嫁。”
“哈，現在是買方市場了，皇帝的女兒也不一定就能嫁得出去”，陳雲笑著說：“上海的老企業多，應注意設備更新，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要進行技術改造。上海人要注意克服老大思想，要注意克服瞧不起別的地方的傾向。”
陳雲認為，六五計畫期間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這是今後發展工業的一條新路子。現在，有些輕紡企業在上海開花，在外地結果，反過來進入上海市場，擠上海的產品。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手段去阻擋，要接受這個挑戰，迎上去和他們競爭。辦法就是加強技術改造，提高質量，降低成本，迅速適應市場的變化。
坐在陳雲對面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上海市委主任委員劉靖基是一位原工商業者，他對如何利用外資、加強商品出口的統一管理、搞好外匯綜合平衡等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他還提議成立一個上海對外貿易進出口公司，吸收原工商業者參加工作。這位八旬老人的建議，反映了大多數原工商業者的愛國之情。陳雲和劉靖基是老相識了。解放初期，陳雲在上海最初接觸的工商界人士中，就有劉靖基和榮毅仁。今天，聽到這位老相識的意見後，陳雲分外高興。
“不僅上海可以吸收一些原工商業者參加諮詢，我看其他地方也應這么做”，陳雲說：“我在公私合營的時候就說過，那些頭戴瓜皮帽，手拿水菸袋的人是經濟戰略家，他們考慮什麼時候進貨，進什麼貨，非常靈光，我們就是缺少這種人。有些人總認為自己好，也不好好學習，反正乾不乾一斤半，乾好乾壞一個樣，這是要不得的。”
劉靖基見陳雲支持自己的建議，便高興地又提出：為使我們迅速而及時地深入了解國際市場情況，應當在國外投資辦幾個企業，並委託外國人推銷我們的產品。
對於劉靖基的這個建議，陳雲沒有馬上直接表態，而是問坐在身旁的沈鴻：“沈鴻同志，你看搞些外國的“康白度”（註：英文買辦compradore的譯音）行不行？”
“大膽試驗，慎重推廣，對象要選好，這有什麼不行的？”沈鴻坦率直言道。
沈鴻是我國萬噸水壓機的設計者，當時是國家機械工業部顧問。他說，我們有些產品落後些，需要改進，但有的產品並不比外國的差，可是，有些單位總想用進口貨，我看還是應該多用自己的產品。
“癩痢頭的兒子——還是自己的好嘛！”陳雲笑著說：“我看了你沈鴻在報紙上的文章，很對胃口。我贊成你的觀點，自己試製的東西，第一次會差些，但第二次、第三次就會好些，以後會一次比一次好。”
泥城公社（註：那時還是公社組織）黨委書記介紹了上海郊區農村的變化情況。他認為，推行責任制後，農民稱讚國家實行了富民政策，農村蓋了好多新房，現在已向二層、三層樓的方向發展。農民勁頭很足，就是怕國家政策再變回去。
陳雲聽到這裡，連連擺手說：“不會的，不會的，現在的政策不會變了，黨中央不會再搞大躍進了，那種共產風再也不能颳了！”
最後，上海無線電三廠總工程師周恕談了自己對發展電子工業的看法，上海格致中學教師高潤華介紹了他們對學生進行道德和紀律教育的情況。陳雲對他們的發言，連聲稱好。
大家相聚似有說不完的話，但時間不由人，已經上午11點多了。臨別前，陳雲請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會客室里再次響起了歡笑聲。
這次會見、談話，是19年前的事了，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事情，陳雲同志和有的當事人也都離開了我們。現在看來，有的觀點也許不像現在認識得那么明白、那么準確，但從這次談話的整個內容看，可以反映19年前我國經濟建設開始實行變革的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