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生涯
魯道夫·菲爾紹菲爾紹出身於波美拉尼亞Schivelbein一個中產階級醫生家庭, 早年他依靠獎學金在柏林的普魯士軍事學院學習醫學。1842年畢業時，他並不沒有如期望的那樣在軍隊服役，而是在柏林Charité醫院擔任Robert Froriep的助手。1847年，菲爾紹升等教授。 然而兩年後因為在公共衛生政策上與普魯士當局不和， 他被分派到維爾茨堡從事解剖學教研工作。1856年他重返柏林，在他曾經擔任過Froriep的助手的柏林大學及柏林Charité醫院擔任病理解剖學教授（一個專為他而設立的職位）。他對德國醫學教育的一個主要貢獻是鼓勵醫學生使用顯微鏡，並因經常鼓勵學生“以顯微鏡方式思維”而為人所知。
菲爾紹以多項科學發現而聞名. 他是第一個發現白血病的人。他最為人所熟知的理論則是他1858年發表的“每一個細胞都來自另一個細胞（ Omnis cellula e cellula）。這一個構想實際是由François-Vincent Raspail最早提出的，然而菲爾紹使其廣為人知。這一理論與他的細胞病理學（病理過程中，是某些細胞而非整個器官發生了病變）息息相關。魏爾嘯另一著名發現是他對於肺動脈血栓栓塞的形成機制，因而提出了栓塞這一術語。他發現肺動脈中的血凝塊是由來自靜脈的血栓發展而來，並描述道：“軟化的血栓末端脫落下大小不一的小碎片，被血流帶至遠端的血管，這引起了常見的病理過程，我把這一過程命名為栓塞”。魏爾嘯還提出了與這一研究密切相關的“血栓形成三要素”菲爾紹三要素。菲爾紹建立了細胞病理學，比較病理學（對比人與動物的疾病）以及人類學。他創造性的工作上承莫乾尼（其器官病理學曾為魏爾嘯所研習）下啟Ehrlich（菲爾紹開拓微觀病理學時Ehrlich正在Charite醫院學習）。
1869年，菲爾紹成立了“人類學、人種學及史前史學會”（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這一學會在當時對於德國考古研究的聯合與推動有著很大的影響。
1892年他被授予科普利獎章（由英國皇家學會頒發）。
他同時還是一名多產的作家，他的著作包括：
Mittelheilungen über die Typhus-Epidemie, (1848) Die Cellularpathologie, (1858), English translation, (1860) Handbuch der speciellen Pathologie und Therapie, (1854-62) Vorlesungen über Pathologie, (1862-72) Die krankhaften Geschwülste, (1863-67) Gegen den Antisemitismus, (1880)他還發展了一套標準的剖檢程式並以他的名字命名，是至今仍在使用的兩種主要方法之一。
菲爾紹被尊為”細胞病理學之父”。其實證、科學的研究方式為現代醫學認識疾病的發生、發展機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對整個醫學的發展有過重大貢獻。但是，其片面強調局部細胞病變而忽視了機體作為一個整體的反應（神經、內分泌、免疫），對醫學的發展帶來了某些不利影響。
晚年菲爾紹在學術上日漸保守，曾反對塞麥爾維斯所提倡的手術消毒法。
政治生涯
菲爾紹同時是一名致力於推進柏林公共衛生水平的政治家（歷任柏林市議會議員，1861年起任普魯士議會議員，1880-1893任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尤其是建立現代化供水及下水道工程的工作。 魏爾嘯還是提出“社會醫學”概念的人，他注意到疾病並非單純生物性而有其社會性。作為自由德國進步黨(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的發起人與成員，菲爾紹是當時重要的反對俾斯麥的政治家。
菲爾紹在反教權反羅馬天主教會的“文化抗爭”(Kulturkampf)運動中則與俾斯麥持同一立場。菲爾紹宣稱：反教權法案是“為了人性所進行的一場偉大鬥爭”。菲爾紹是在就Falk's 五月法案的討論中，首次使用了文化抗爭這一詞語。
菲爾紹在共濟會人士中廣受尊崇，而按某種說法他可能確實是共濟會一員，雖然沒有任何官方記錄能證明這一點。
醫學人類學學會頒發一個以菲爾紹的名字命名的年度獎，即菲爾紹獎。
參考文獻
Becher, Rudolf Virchow, Berlin, (1891)J. L. Pagel, Rudolf Virchow, Leipzig, (1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