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蘭[南開中學教師教授]](/img/4/405/nBnauM3X4QDMzUjM4kTOz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5kzLwQ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高蘭[南開中學教師教授]")
人物簡介
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早年從事詩歌創作，後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詩歌理論的研究工作。著有《李後主評傳》及詩集《高蘭朗誦詩選》、《朗誦詩新輯》、《用和平力量推動地球前進》等。
高蘭先生（1909-1987），原名郭德浩，黑龍江省璦琿縣人。燕京大學國文系畢業，著名朗誦詩人；曾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青島市文聯副主席、青島市教育工會主席、山東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山東分會副主席；系山東省政協常委、山東省第一、二、三屆人代會代表；中國民盟山東省常委、顧問、山東省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山東郭沫若研究會會長。
人物軼事
迎著時代暴風雨
在國破家亡、烽火連天的抗日救亡歲月中，高蘭從白山黑水走來，迎著時代暴風雨，成長為著名朗誦詩人。他曾在《我的家在黑龍江》中寫道：“我的家在興安嶺之陽，在黑龍江的岸上，江北是那遼闊而自由的西伯利亞，江南便是我生長的家鄉。”
“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群情激憤。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高蘭參加北平學生臥軌南下的愛國請願，投身抗日宣傳活動，在《大公報》上發表詩歌《給姑娘們》，鼓動姑娘走出閨房，放下紙筆，換上戎裝，拿起刀槍！“我們只有誓死抵抗，希求真正的民族解放。”
抗戰高於一切
國難當頭，抗戰高於一切。高蘭自動調整科研計畫，使之有益於全民族的救亡。本來他以晏殊、晏幾道的詞作為攻研方向，南京請願歸來，一方面是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幻想徹底破滅，另一方面則由於目睹金陵城內燈紅酒綠、輕歌曼舞的“昇平”景象，極為悲憤。此時，李煜傷懷故國的詞引起這位東北流亡學生的強烈共鳴。他放下對“二晏”的研究，在郭紹虞和鄭振鐸先生指導下撰寫《李後主評傳》，“意借李煜的亡國之痛激勵國人奮起抗日。”（《李後主評傳序》）
大學畢業後，高蘭志願到北平義勇軍指揮部秘書處工作。在此，結識了許多東北義勇軍將領。他與其中報字“天照應”、名張振武者交往甚深，識為知己。後來，當魯迅先生周年祭時，高蘭見到剛從哈爾濱趕來武漢的楊朔。楊朔給他講述了一位東北義勇軍將領為國殉難的動人事跡。這位民族英雄不是別人，正是高蘭的摯友、中國的夏伯陽——天照應將軍！
高蘭憤然命筆
立成報告文學《記天照應》和悼亡詩《吊天照應》。他原名郭德浩，寫罷抬頭望壁，凝視高爾基和羅曼·羅蘭在莫斯科的合影，心靈火花突然爆閃——在詩文後面第一次署名：高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在糾正唯有投筆從戎才算參加抗戰的前線主義之後，高蘭認識到：抗戰文藝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抗戰之前，詩歌界曾經存在一種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自我表現、唯美主義傾向，有的詩愈寫愈晦澀難懂，搞文字遊戲，不要說人民大眾讀不懂，甚至一些大學生、詩人也感到難以理解。為了改變這種狀況，為使文藝創作與中華民族的偉大鬥爭相合拍，高蘭認為：戰時應提倡詩歌朗誦，使作為視覺藝術的文藝，具有聽覺藝術的功能。他與馮乃超、光未然、徐遲、蔣錫金等人一起，提出“用活的語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的朗誦運動。在詩歌創作上，他提倡寫適於朗誦的詩，即朗誦詩。
詩歌作品
《我們的祭禮》
高蘭不僅是朗誦詩主要倡導者之一，且是成就卓著的實踐者之一。1937年10月19日，各地文藝工作者雲集武漢，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著名電影話劇演員王瑩在紀念大會上朗誦了高蘭的詩《我們的祭禮》。走出文藝沙龍，在廣大民眾面前進行詩的朗誦，這在中國詩歌史上還是第一次。由此開始，在武漢文藝界的許多重要集會和廣播電台上，一個詩的朗誦運動逐漸形成。茅盾先生曾給予高度評價：“這是個要把文藝各部門中一向最貴族式的這一部門首先換裝，而吵吵嚷嚷擠進泥腿草鞋中去的運動。”“這是‘新詩的再解放運動’”。（《時間的紀錄·為詩人們打氣》）
詩歌朗誦
1939年1月15日，《大公報》為高蘭舉辦詩歌朗誦晚會，請他朗誦在詩刊《五月》上發表的《我的家在黑龍江》。一首300餘行的長詩，高蘭一氣貫之，給人以鼓舞和力量：“就在那山崗！那田野！那冰川！那高梁紅了的青紗帳！一個，兩個，十個，百個，千個，萬個，……抬起了頭，挺起了胸膛！”
高蘭在中學任教，因宣傳抗日救亡，支持學生正義鬥爭，受到校方的監視、警告、乃至解聘。1941年，一家人貧病交加，高蘭的愛女蘇菲患瘧疾，因無錢醫治而夭亡，葬於重慶歌樂山下。次年，在紀念小女去世一周年時，高蘭寫成他的朗誦詩代表作《哭亡女蘇菲》，這首詩通過對亡女的悼念反映了國統區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痛苦生活，對國民黨反動當局發出強烈控訴，激起廣大讀者共鳴：“你哪裡去了，我的蘇菲，去年今日、你還在台上唱著‘打走日本出口氣’，今年今日啊，你的墳頭已是綠草萋萋！”
在重慶，高蘭的朗誦詩常作為電台和民眾文藝集會上的一個節目，由詩人方殷、電影話劇演員白楊、張瑞芳、舒繡文等人朗誦。
朗誦藝術
一種創造；詩朗誦也是一種藝術，一種再創造。有的人能寫朗誦詩，但不一定能朗誦，不一定朗誦得好。高蘭既是朗誦詩人，又是詩朗誦的專家。他朗誦自己的詩，也朗誦郭沫若、聞一多、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詩。幾十年後，當年的湖畔詩人汪靜之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抗戰時期高蘭的詩朗誦很風行。”（1987年8月22日《文藝報》）
解放後，高蘭出任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山東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山東分會副主席。此時，在舊中國漫漫長夜中飽經憂患的詩人，欣喜若狂，創作了《我的生活，好！好！好！》：“朋友，來信已經收到，你問我的生活嗎？我的生活好！好！好！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而緊張，也從來沒有這樣抑制不住我的笑。那時——我正伸出雙手，接過了，人民的大學，授課的功課表！”
從莽原上走來的高蘭，作為抗戰歌手的高蘭，儘管在“肅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蒙冤罹難，但是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愛戴始終不渝，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充滿信心。80年代初，有人產生所謂信仰、信念危機。高蘭卻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表示：“今後有生之年，即是改造之日。最近更感到愈在社會風氣不正之時，愈要明明白白地站出來，申請入黨。”
高蘭先生晚年抱病編定《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一書，填補了詩歌研究方面的一項重要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