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1920年4月13日，高而公出生於遼寧省鳳城縣九溝峪一個官僚家庭里。他的父親高惜冰是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紡織系畢業，回國後擔任東北大學教授、院長、國民黨省政府廳長、中央銓敘部司長，川康鹽務總局稽核，中國棉業公司官方董事，兼作投機生意，因此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富裕。高而公就是背叛這個官僚家庭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6年秋天，高而公跨進了海城國小一年級讀書。次年，他父親受聘到東北大學任教。他隨父親轉到瀋陽東大附屬國小讀書。1930年秋，高惜冰被任命為察哈爾省教育廳長。次年秋，他又隨家遷往張家口，轉入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實驗國小讀書。1932年夏高小畢業考入北平四存中學，讀了一年後轉入北平念一中學。
1933年初，因榆關戰事吃緊，全家由張家口逃到天津租界，高而公隨機轉入天津工商學院附屬國中和南開中學讀書。1936年，高惜冰任國民黨中央政府銓敘部司長，舉家遷往南京。但高而公不願在南京，隨即回北平念一中學讀書。他從入學讀書以後，為了逃避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全家幾次遷徙，顛沛流離，過不上幾天安寧的日子，因而他對日本帝國主義非常憤恨。在各種抗日活動中，表現得特別突出。
投身革命
1936年12月，經北平念一中學三年級同學安好賢（安法孝）介紹，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此高而公在進步組織領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一名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
1937年秋，他中學畢業，隨家遷到上海。8月13日，日軍30萬人進攻上海。馮玉祥、張治中指揮70萬中國軍隊奮起抵抗。高而公積極參加燕京大學黨支部負責人顧德歡等組織的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工作，在各方面表現得很出色。暑假後高而公入省立上海中學讀書，該校對學生功課要求極嚴，竭力限制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因此，他於1938年春轉入大夏附屬中學讀書，由於高 而公在民先隊和流亡同學會的領導下，積極開展抗日愛國活動，1938年5月5日，經王永琪(王明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後，高而公在大夏中學開展工作，不久他因想到陝北延安學習，便要求到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想從國統區轉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那裡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然後全力從事黨的工作；起初，黨組織已允許，但在快要出發之際，又叫他到江南抗日義勇軍或新四軍中去。他因急於想到延安學習，堅持要到大後方，不接受組織上的意見，當時組織上曾批評他犯了自由主義。但還是允許給他轉組織關係到重慶；到重慶後，等了將近兩個月，都沒等來組織關係，而去陝北的路又不通。在這種情況下，於是他在重慶白沙考入了大學先修班，在那裡上了半年學。
這期間，他在先修班除了讀進步書看新華日報外，就是與三青團作對，直到1940年暑假後，才上三台東北大學—年級讀書，初到校時，決心埋頭工作，因為那時國民黨統治區的環境已更加黑暗反動了。他這時沒有找到黨的領導，只憑自己的政治嗅覺摸索著，感覺有必要用進步書籍來影響人團結人，他開始觀察考查周圍的同學，和他們交談，在交往中了解他們的思想行為，發現他們有進步要求時，便把他從重慶帶來的藏在木箱子裡的進步書籍給他們讀。那時與他同時進入東大的共產黨員吳兆光（吳耀三），發現高而公的進步活動，吳先向高借進步書籍看，並主動借《新華日報》給高而公看。高而公能從《新華日報》上體會到黨的方針政策，摸到前進的方向。吳兆光把高而公的表現，向三台中心縣委負責人黃友凡作了匯報，黃經調查了解，並向上級報告後，認為可以繼續與高而公聯繫。1941年初的一個晚上，吳找高而公談：“有人向我介紹共產黨，要我參加，你看怎樣？”這時高而公考慮到自己在上海的“自由主義”問題，社會環境問題，家庭問題，以為組織還不了解自己，想再鍛鍊一下再說，因此沒有明確表態。很快，他認為自己應該回到組織中去。可在這時，南方局關於停止發展黨員的指示傳到三台中心縣委，再也沒有人向他提入黨的事了。
皖南事變後，東北大學內三青團大發展。校長臧啟芳找高而公談話，要他參加三青團，並許以入團後的官位。高當即嚴辭拒絕了。1941年夏，梓潼國立六中進步學生王立新被三青團追捕，逃到三台，住在一個同鄉同學閻九江處。王與吳兆光同宿舍的陳景風是同村人。他們三人到城郊去玩。天黑時，三人從城外往學校走，高而公已在城門口等候多時了，高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回去，白天我看見你們宿舍門外有特務，要警惕”。這樣，吳兆光他們就不回去了。分散之後，吳兆光晚間在一家飯館吃飯。看見閻九江和押著王立新的一個特務。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東大又發生了經濟系一年級學生聶有人被害事件。聶有人被特務暗殺後，屍體系著石頭被拋到東河裡。當時高而公向吳兆光提出建議，到外地躲避。因皖南事變後，吳搞—些活動，目標有些暴露，再加這兩件事，吳的處境比較危險。高主動承擔了向校方探聽訊息的任務。直到1941年9月吳去陝北以後，高才放心。
高而公1940年秋入東大後，先把進步書籍借給傾向進步的同學秘密傳閱，後采，讀進步書籍的人越來越多。1941年春，他便向胡鵬發起組織讀書會，開始參加的人有劉志鴻(劉黑枷）、李江春、石克基（鄧光)、郭秉箴、徐德明、劉流等。秘密傳閱《新華日報》、鄧初明的《社會發展史簡明教程》、《社會發展史》、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研究》、達爾文的《進化論》等書報。後來參加讀書會的人多了，又分為哲學、文學和政治經濟學等幾個小組。為了領導好這幾個小組，成立了以高而公為首的“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的活動方式，除秘密碰頭會外，還用傳抄課堂筆記的辦法交換情報和看法，在這個手抄本上還創造了不少代用語，局外人是看不懂的。如以“領稿費的人”代“特務”，以“劉流的家鄉”代解放區，等等。以後又把進步書刊拆開分散混裝在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中秘密傳閱。
高而公的文章寫得好，他主編的《合唱群》壁報，曾以精彩的雜文、漫畫、贏得校內外讀者的讚賞。他很有些文學聲譽，寫了很多進步的散文和雜文，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人間夜記》、《達寧文先生的科學態度》。他當時已有—定的文學修養，筆鋒犀利，能吸引讀者，能啟發同學進步。他創造的一種將手稿用剪貼轉行拼版的辦法，穿插靈活，如同鉛印的報紙一樣，成了當時當地的一個絕招。在高而公的督促下，郭秉箴掌握了《菩提》壁報的編務。高而公利用他們原有的特點，不改變它的形式，以“喜、笑、怒、罵”的筆法，撰寫抨擊現實的雜文，更巧妙的是把《新華日報》上的文章和訊息，黨的號召主張，加以改寫，變成自己的文章。把他們和談《紅樓夢》的，談幽默和戀愛的詩文混雜在—起，招引人們在不經意中讀到它，但又不象—般嚴肅的報刊那樣觸目惹眼。
東大戲劇活動的真正導演也是高而公。在他的策劃下，大家抵制和瓦解了東大三青團想上演宣傳法西斯漢奸哲學的反動話劇《野玫瑰》的計畫。高而公與郭秉箴等串聯和邀請—批男女同學，成立東大話劇社，選舉郭秉箴為社長，從而把三青團的“青年劇社”瓦解了。以後又取得—些知名教授的贊助，把東大話劇社拉出校外，以“三台實驗劇團”的名義，在校外進行合法的售票演出。高而公在角色不夠時，自告奮勇粉墨登場，在《祖國在召喚》中，飾演了一個動搖膽怯的小人物，形象逼真。
新聞記者
1944夏，高而公在東大政治系畢業，回到重慶家中。他父親高惜冰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政府鹽務總局、四行貸款總稽核職務，要他在家複習英語，準備將來找機會出國留學。
東大經濟系的胡鵬也是學生中的共產黨員，1943年7月畢業後，在重慶市直接稅務局工作。1944年7月，黨組織要他很快回到家鄉湖南省湘鄉、婁底開展抗日游擊戰。離開重慶前，他把東大進步同學徐國傑介紹給南方局青年工作組金秀提。金引薦高而公在辦事處認識了劉光，朱語今，並向劉光匯報了東大進步學生情況。不久，高而公為了職業問題，又去找劉光、朱語今。劉光說：“能到中央社去工作更好。”高而公又問：“叫加入國民黨怎么辦?”劉光說：“可以加入”。10月間，高而公經齊鐵生介紹到國民黨中央社當記者，填表時，在是否國民黨員欄內填了一個“是”就混過去了。不久，他又在劉光處認識了張佛翔(張黎群)。
高而公在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當記者，取得了不少有重要價值的國民黨內部的訊息，為《新華日報》提供了許多生動而富有價值的戰鬥性的稿件。他用古甲筆名寫的《紀念蔡元培先生誕辰李四光教授學術講演》、《記—個晚會》，在1945年1月12日，3月5日《新華日報》上發表。有—篇因發生了較大的影響，《新華日報》在啟事中約見這位不知名的記者，他卻堅守黨的秘密紀律，沒有露面。
1945年，南方局決定動員一批知識青年到中原解放區去。據當時在南方局青年組工作的張佛翔回憶：“東大是由高而公進行聯繫。我們對東大情況的了解，也是從他那兒來的”。高在得到這—任務後，即寫信給東大的進步學生。同學們來重慶後，他又把他們引薦給金秀提。金審查後，報張佛翔批准，然後告訴他們去的路線，聯絡地點，口號和注意事項。這次去中原解放區的知識青年中，經高引薦的有30多人，李一清、商周、齊紀辛就是高而公引薦的第一批。1945年1月，他們得到高而公的信，到重慶後，高又為他們找住處，指導他們到《新華日報》社找青年組張佛翔聯繫。行前高而公還為他們餞行。
嶄露頭角
日本投降後，劉光根據黨組織的決定，給高而公恢復了黨組織關係。這時，國民黨中央決定高的父親任安東省主席，黨組織叫他回安東工作。但他的父親高惜冰仍叫他在中央社工作，並且叫他準備出國考試，因此事父子倆爭得吵架。高而公仍按組織決定，決心由陸路去安東工作。10月11日，他與商為東從重慶出發，經西安、潼關，由風陵渡過黃河，經運城到臨汾，知鐵路在短期內不能恢復，決定通過解放區去東北。於是經洪洞至趙城進入解放區。11月15日到太岳軍區政治部，但去東北的道路仍不通。軍區政治部就介紹他們去抗大學習，12月10日，到安昌鎮抗大—大隊 。
1946年，高而公曾到河北省沙河縣褡褳鎮參加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2月，他到安陽小村採訪調查，花了119天，寫出了著名的特寫《記解放區的一個細胞》，延安《解放日報》連續四天在四版的顯著位置刊登，文章翔實生動地報導了解放區的真象，發表後，立即震動了“清涼山”。大家都為之叫好。“棗園”黨中央毛主席住地，也打來電話，說這篇特寫不僅文字生動活潑，而且作者發掘事實和表現事實的角度也好。
1947年夏天，新華社和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遷到河北省涉縣太行山東的西戍山村中。7月，高而公調到陝北新華廣播電台工作。
這時，正是中國革命形勢發展到—個新的階段，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取得了主動，並且開始了局部反攻，劉鄧大軍躍進中原，為了配合前線的勝利，陝北新華廣播電台創辦了《對蔣軍廣播》節目，高而公擔任編輯工作。當時，辦這樣的廣播節目，不但毫無經驗，更缺乏應有的資料。高而公從不怕苦，埋頭苦幹，把這個節目辦得有聲有色，成為深入蔣軍內部的一顆威力強大的炸彈。許多蔣軍軍官聽了這個節目之後，頓生彷徨、苦悶的情緒，感到日暮途窮，前途無著。這樣就動搖了蔣軍的鬥志，使不少蔣軍官兵放下武器，棄暗投明。
1947年11月9日，他寫的《整編76師是怎樣在清澗失敗的》播出後，給國民黨軍官敲響了喪鐘。不少人一想到地勢險固、隊伍精銳的廖昂師長當俘虜的事，就不寒而慄，考慮後路。1948年7月27日，編播的《解放軍活捉康澤》對國民黨軍特務們震懾很大，對康澤始則以“不戰死就自殺”，繼則以“裝死放賴”當俘虜為結局，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高而公在這個歷史的大動盪，大轉折時代以他出色的才華為新中國的誕生推波助瀾，發揮了很大作用。
建國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高而公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記者工作。他的創作才能達到了—個高峰，1950年初，專程到山西省文水縣訪問劉胡蘭的事跡，寫成《劉胡蘭小傳》，連續播出後在青少年當中起了轟動，出版以後，一時洛陽紙貴，不脛而走，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圖書之一，連續再版，經久不衰。
1953年夏，他從朝鮮採訪回國後，去鞍山採訪，高而公寫通訊。不單是報導事，更著重寫人，寫人的思想和心靈。在《王崇倫和他的表》這篇通訊里，講述了鞍山鋼鐵公司工人王崇倫，在—年裡完成四年工作量的創舉和他把全部積蓄下來準備買表的錢買了國家經濟建設公債的故事。廣播以後，許多機關，工廠的青年們，自動成立了王崇倫小組，王崇倫生產班，許多青年——包括海外華僑青年，紛紛把自己的表寄給王崇倫。
當高而公正在顯露和施展才華的時候，一個極大不幸降臨在他的頭上，1955年秋天，他患了精神分裂症。經過—年多的治療，才出了醫院，又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到1958年初，才勉強能做點編輯工作。
1959年高而公調到北京廣播學院，開始擔任新聞系採訪教研組長，後來任研究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襲擊到廣播學院。高而公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關進了“牛棚”。每次對他的“審判”都是：“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高而公回答：“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造反派”問他：“為什麼把你們這些人叫做牛鬼蛇神？”他慢條斯理的回答：“毛主席詩詞里有牛鬼蛇神。‘牛郎欲問瘟神事，里有‘牛’又有‘神’，‘萬戶蕭疏鬼唱歌’；‘妖為鬼蜮必成災’里有‘鬼’，‘龜蛇鎖大江’和‘山舞銀蛇’里有‘蛇’，他的回答受到了一陣嚴厲的責罵。
又有一次“造反派”問他：“你說劉少奇是什麼人?”他莊嚴地回答：“國家主席。”氣得造反派暴跳如雷，罵他“反革命反到底了！”當時很多正直的人，就以高而公是精神病人，為他開脫。
1969年，他被放出“牛棚”，回到孤寂的宿舍里；1971年，高而公到淮陽幹校，接受“改造”，在養鴨場放鴨子，後因得風濕性心臟病，回北京治療。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高而公才獲得真正的解放。但是，正當黨需要他發光發熱的時候，他卻因久病折磨，身體極度衰弱，不幸於1976年11月15日與世長辭。
人物評價
中國人民廣播事業已經創辦了70年，曾為人民廣播默默做出探索和貢獻的廣播人不計其數，高而公是人民廣播早期自發探索廣播媒體特色的記者、編輯之一，他是廣播宣傳戰線上的老戰士、著名的新聞記者和優秀的教育工作者。
他編輯的對國民黨軍廣播節目在解放戰爭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他作為首批派出國採訪的新聞記者見證與報導了抗美援朝的戰況和勝利；他的《王崇倫和他的表》等廣播通訊凝練樸實、形象生動，為新中國建設的宣傳增添了光彩；他一系列關於廣播業務探討的文章也是最早一批有關廣播業務研究的珍貴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