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嵐先生自幼家貧，但聰明過人。七歲進私塾，除讀經書外，便是習字，且長進甚快，同堂學童皆不及他。別人在“描紅”（填寫紅模）時，他已“蒙影”（用竹紙蒙著影本寫）；別人“蒙影”時，他已提前脫手臨貼。首次脫手，寫了個“高”字，約有中等酒杯大，眾人不相信，當即面試重寫，果系本人所書，在場者為之高興。11歲時，先生不僅書法雋秀明麗，而且詩文情境並茂，被鄉人謂之為神童。
先生初學執筆，其拇指關節向下凹陷，寫久便指腕僵痛，琢磨多日，不見功效，時時沉思悶想，其母見其狀，對其執著精神倍感欣慰，細聲叮囑：“這拇指關節跌下就繃緊，弓起便松活，你往後拿筆，把大拇指第一個關節弓起來看看……”先生照著做了，指腕都覺得舒服多了。先生深得母親的啟迪，自此讀書習字，做事做人，均養成觀察仔細，思考究竟的習慣。
少年時期，有一天先生家來了個遊學老（系在外面專靠做字寫對聯贈送人家
先生習字，可謂精金百鍊，全神貫注。年少時，到赤山寄讀，拜名師文亦樵為師。文亦樵出身名門世家，精於書道，對弟子要求極為嚴格，先生在其指導下，春夏秋冬，寒來暑往，每日必練，從不間斷，書藝長進神速。十五歲時，縣城同族高瑞豐有一商鋪門面需做招牌，一時無人接應，後有人推薦：“何不請曉嵐題寫？”高瑞豐覺得有理，但又一想，曉嵐才十五歲，這寫招牌之事非同一般，拿得下嗎？但事急無法，只得派人向先生索求。先生當即拿出墨硯，行雲流水，大氣磅礴，鐵劃銀鉤，一氣呵成，將書寫題字交給來人，高瑞豐將其精製牆上，街民皆來欣賞，過者留步，對先生少年之時的書法，讚不絕口。從此，先生書法聲名大振，在縣內風傳一時，老少皆知。
1924年，先生得同鄉秀才張寅資助鼓勵，以優異成績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編入第一部28班，其同班同學中有後來成為中國革命音樂先驅、傑出作曲家、音樂家、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的呂驥（當時名為呂展清）。同屆同學中有後成為紅軍著名將領的段德昌（中共著名軍事家、紅六師師長、共和國第一號烈士證書人）、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在校時名叫袁裕）等人。因段德昌系南縣人，近鄰漢壽，在上學返鄉途中，先生常常與之同船，故先生在校讀書時，與段感情甚篤，互稱之為“老鄉”。
省城讀書，給先生習字拓寬視野，開闢天地。先生廣采博取古代名家字貼之精華。從習黃自元的《九成宮醴泉銘》入手，以元代趙孟頫的《壽春堂記》滋潤秀髮，用唐代顏真卿的《多寶塔》穩定間架，參以《中興頌》壯其氣勢，繼以插寫晉代王羲之的《樂毅論》及唐代鍾紹京的《靈飛經》，使其道婉韻秀的字型兼而有之。後來，先生又借得《智永真草千字文》貼，至為寶愛，涵渾融合，心摹手追，日夜孜孜。不僅楷書基礎紮實，而且篆、隸、行、草皆有造詣，遍習顏柳，力追二王，其書法水平在校內，在省城已頗具影響。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城內形勢驟變，先生只好廢學回縣，先後在游巡塘、全護堤、伍家渡、岩汪湖等地教書，辛勤耕耘，傳道授業，解惑答疑，深受百姓歡迎。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地方鄉紳派系紛爭，為爭奪大美鄉鄉長之職位鬧得不可開交。其時，鄉人覺得先生為人誠實厚道，工作勤勉，為緩解派系鬥爭，避免衝突，鄉人公推先生出任大美鄉鄉長。先生推辭不脫，只得勉強接應，成為國小教師中推選出來的“先生鄉長”。任職期間，先生為民辦事，謹慎精誠，有口皆碑。然先生仍不願迎逢上司，屈膝折腰，更不忍擾民抓丁，苛征強購，僅幾個月，先生便掛冠而去，辭掉職務，繼續教書生涯。此段經歷，清楚無隱，政府知曉，眾人理解，歷次運動卻也無人提及。孰料“文革”期間，造反派卻死死扣住這“先生鄉長”的經歷，對先生橫加批鬥，其子女倍受牽連。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縣城十字街修建了一座大飯店，在當時算是漢壽的“標誌性建築”。為了顯赫門庭，飯店負責人專請先生為其題寫招牌，因其要懸在牆頂，字跡必須很大，而當時又沒有擴印設備，索字者覺得這是一大難題，眾人也為之擔心。先生應允後，次日清晨，來到學校大操坪，將粘合的白紙鋪在地上，提來一支自製的掃把似的大拖筆（筆桿有碗口粗）和一桶紅土水汁，慢步走到紙邊，凝神靜氣，雙手握管，將筆沾滿紅土水，在紙上龍飛鳳舞，一口氣寫出了“漢壽大飯店”五個2米見方的正楷字。看到這蒼勁有力，用墨均勻，間架平穩，獨具風格的字跡，眾人讚嘆不已。後來，這幾個字做成招牌，懸在牆上，使飯店添光增色，生意興隆。可惜的是，“文革”期間，這幾個字也因破“四舊”而被砸掉。說來也怪，自砸掉這幾個字後，該店的生意便開始凋蔽，從此一厥不振。
十年浩劫，先生被造反派視為反動學術權威，送到鎮龍閣牛棚改造。先生工作的漢壽一中圖書室的圖書全部被洗劫一空，其私人收集多年的古書、古帖也被查抄沒收，連文房四寶亦被拿走，編寫的詩文卷冊亦散失。即便如此，先生仍未停止練習書法，在“改造”期間，稍有間隙，先生便用樹枝竹籤，在地上比劃，鄰里小兒爭相拜其為師。先生殷勤指點，傳其精髓，早將批鬥之事拋到九霄雲外。尤其是鄉親鄰里有喜慶之事，時常請先生題寫門聯，先生一一應允，送聯上門，臨走時，一再交代，勿告訴外人，以免造反派惹事生非。
“文革”期間，縣城電影院改建，修成後無人題寫招牌，有好心人提議請先生題字，但造反派不允，只得另請人摹仿先生字型，寫出“漢壽電影院”五個小字，然後用放大設備描在牆上，做成招牌。字成之後，縣民一看便知不是先生手跡，造反派頭頭不解，問其緣由，一長者答道：“高老先生的字跡係數十年之精華，其內功須蘊含心底，外功方彰顯日月，此非一般雕蟲小技者所能及。”
“改造”期間，鄉人見先生年事已高。未安排下田乾農活，但苦於造反派壓力，只好安排先生放牛。先生深知，牛是農家之寶，對牛極為關愛。一年冬天深夜，風雪交加，母牛生崽後，小牛凍僵，生命垂危。先生見情況緊急，遂將自家的被褥搬來，蓋在牛崽身上，自己卻守候旁邊，睡在牛棚的草堆中。待第二天黎明，鄉人見其睡在草堆之中，問明情況，對先生舍己奉公之精神，佩服不已。
“文革”之後，先生復出，雖為縣一中退休教師，但看到國家撥亂反正，文藝復甦，深感“春風惠我，夏雨宜人，”曾賦詩一首：“為我招回藝術魂，夜聞風露滿江村，嶙峋瘦骨今猶在，老眼驚看大海鯤。”先生雖年邁花甲，但仍以“往日荒疏久，殘年補讀忙”自勉，決心把自己的才華技術傳授給年青人。先生不遺餘力地教人學詩學書法，對登門索字求教者，不厭其煩，均熱忱接待，慷慨賜字。縣教育局原副局長曾憲榮同志回憶說：“一次，我向先生表達索稿求字之意，先生銘記在心。1976年夏的一天，先生喚我入房，將書寫好並親手裝訂成本的《毛澤東詩詞》贈送予我。我二十多年來一直為先生的待人之誠和嚴謹治學精神所傾倒，並常以曾當面求教於先生，成為先生入門弟子為榮耀。”
先生國學功底深厚，精古典，嗜吟詠，所作詩歌清新樸實，格律嚴謹，音韻優美，用典精當，縣內文壇詩壇奉為圭臬。八十年代，先生曾參與為《龍陽縣誌》注點工作，歷經艱辛，完成重任，對縣誌中許多難解之處，均一一作注，極為認真。南縣編志，受省志辦委託，派人專訪先生，先生對南縣縣誌中所涉及的許多地名典故的解讀，不僅與中央文史館資料相同，且見地更高、更準，令來訪者嘆服。
先生晚年，兒女多次挽留，想他常居長沙、秦皇島、北戴河等地，共享天倫之樂，頤神保年。但先生朝暮眷念故土，心縈書法，執意回到家鄉，甘居陋室，義務輔導學生。農家子弟羅宗強回憶道：“先生生活極為簡樸，但對貧寒子弟卻真心關懷。我今天之所以能從事廣告事業，且學有所成，高老先生曉霧高曠的情懷和誨人不倦的指點，都是我奮進的動力。”為緬懷先生恩德，在先生病逝後，這位十幾歲便從師先生的入門弟子在先生靈柩前淚流滿面，長跪不起。
矢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先生八十壽辰時，縣內為其舉辦書法作品展覽，常德書法名家伍覺先生特地為先生題聯“二萬鐸聲催破曉，八旬銀髮照晴嵐。”展覽轟動省內外，各級媒體均有報導，先生作品，詞條已錄入《當代藝術界名人錄》，其精神風貌已深深融入人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