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情境文化

根據“情景”和“內容”的不同組合，可將文化分為高情景文化(high-con culture)和低情景文化(low-con 但另一方面，兩種溝通與傳遞信息的方式都存在著一定缺陷：高情境文化往往過多地注重了人情，以人治代替法制，在操作上往往缺乏效率；而低情境文化則過多地強調了理性，在執行中又陷於機械與刻板。

也被譯為“高情景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根據人們在溝通過程中信息傳遞與接收的準確性和清晰性，提出了高情景與低情景文化分析構架。他認為：“情景”是環繞著一個事件的信息，而“事件”則是溝通所要表達的內容，它們之間的組合方式反映一種文化的特徵。
根據“情景”和“內容”的不同組合，可將文化分為高情景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景文化(low-contextculture)。高情景文化的特徵是：在溝通過程中，只有很少的信息是經過編碼後被清晰傳遞出來的，人們在交往過程中重視“情景”而非“內容”，注重建立社會信任，高度評價關係和友誼，關係的維持比較長久。溝通是含蓄的，人們對含蓄的信息非常敏感，個體從早期就學會了準確解釋這些含蓄的信息。
“高情境文化”在東方文化中表現得較為明顯，在西方工業化早期家族式企業中也較為普遍，從通俗意義上可理解為重感情的人際關係；而低情境文化是與高情境文化相地對比而存在的，在現代企業及社會管理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強調了制度和理性的人際關係。
兩種溝通與傳遞信息的方式都有著一定的優點：高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傳承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仁義泛愛的人文精神；有利地社會的和諧和管理的融洽；而低情境文化可以更好地以制度和剛性的表達來實現秩序與管理的規範性；
但另一方面，兩種溝通與傳遞信息的方式都存在著一定缺陷：高情境文化往往過多地注重了人情，以人治代替法制，在操作上往往缺乏效率；而低情境文化則過多地強調了理性，在執行中又陷於機械與刻板。
在實際的企業與社會管理中，兩種文化應該相互融合滲透，相得益彰，才能有利於建立和諧高效的管理機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水泊梁山是高情境文化的樣板，富士康跳樓事件則反映了低情境文化的危害。